［提要］经营失败提高了利益相关者对审计报告的关注程度，审计风险易显性化而演变为审计失败。本文通过典型案例分析，旨在研究注册会计师在高风险区审计时的行为特征，及审计失败与经营失败的关系，并针对如何提高审计质量、规避审计失败提出相关建议。

　　经营失败、审计失败与审计风险的概念辨析

　　一、含义

　　经营失败是指企业由于巨额亏损、资不抵债等原因而无力持续经营的情形。经营风险是指企业由于经济或经营条件的制约，如经济萧条、决策失误或同行之间的激烈竞争等，而无力归还借款或无法达到投资者期望的收益。经营失败是经营风险的极端表现。《公司法》和《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等规定，若公司最近三年连续亏损则股票会被实行暂停上市。

　　审计失败是指注册会计师未按照审计规范的要求执行审计业务而签发了不适当的审计意见。通常表现为在企业会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或漏报的情况下，注册会计师发表了无保留审计意见。其重要特点之一是主观性。

　　审计风险，狭义上是指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意见表达不当的或然率，包括财务报表总体上已公允揭示而审计人员却认为未公允揭示的风险，或者财务报表未公允揭示而审计人员却认为已公允揭示的风险。通常情况下，前者与审计效率相关，会增加审计时间和样本量。而后者直接关系到审计效果与质量。故从实务角度看，审计风险可以更狭义的理解为第二类的风险。广义上讲，审计风险是指审计主体发生损失的可能性，包括狭义审计风险和营业风险。后者是指审计报告虽正确无误，但审计主体却因客户关系而遭受损失的风险。其形成原因来自“深口袋”理论。审计风险一般具有普遍性、可控性、非零性、客观性、或然性等特点。

　　二、概念辨析

　　1.审计失败与经营失败（1）区别：①主体不同。前者的主体是审计人员或承担审计任务的事务所，而后者是公司及管理者。②形成原因不同。前者由审计人员的过失或欺诈造成，后者是公司管理者经营不善造成的。③结果不同。前者应承担审计责任，后者由经营者承担经营责任。

　　（2）联系：企业经营失败往往是诱发审计失败的导火索。当企业经营出现危机或失误时，利益相关者会更多关注企业的财务报告与审计报告。当审计报告存在表述不当时，人们会考虑到追究审计的责任。特别是当相关部门认定审计报告不实是由注册会计师主观过失或欺诈原因造成时，审计失败即成事实。有关研究表明，几乎半数的指控审计失败的诉讼，都涉及到经营失败，如安然事件以及国内出现的上市公司造假事件都验证了这一点。

　　2.审计风险与审计失败（1）区别：①表现形式不同。前者是一种可能性，而后者表现为一种事实，通常由相关监管部门调查认定后作出决定。②形成原因不同。前者是由客观原因，或审计人员并未意识到的主观原因造成的，强调的是客观性；而后者是由审计主体主观因素造成，表现为过失或欺诈。③结果不同。前者具有损失的或然性，后者是认定后的事实，必然导致审计损失。

　　（2）联系：两者的核心都是因为审计意见表达不当造成。在司法认定中，由于对重要性和必要职业关注的认定缺乏量化标准，导致形成意见表达不当的主客观原因难以严格区分。因此审计风险在某些情况下，也会被认定并转化为审计失败而造成审计损失。审计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当审计风险与损失联系在一起时，常常表现为事实上的审计失败。

　　对暂停上市公司历年审计报告的经验分析

　　由于经营失败会吸引更多的审计关注，一方面易使审计中存在的问题凸显出来，并最终被认定为审计失败，另一方面“深口袋”理论也易使会计师承担现实的审计损失。现以2001年21家暂停上市的公司为样本，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公司历年的审计报告，进一步探讨我国注册会计师在高风险区域审计时的行为特征及经营失败、审计失败、审计风险与审计损失之间的关系。

　　一、历年审计意见类型汇总对照分析

　　通过对表1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1995年前样本公司均被出具了无保留审计意见，而所有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简称非标）的情况为：1993年4份，1994年6份。关于1995年前审计意见分布特征的解释通常为：从供需关系看，资本市场早期股票发行严重供小于求，市场卖方特征明显，投资者对报表信息的需求不强烈；从执业角度看，早期审计规范不健全，事务所的责任和风险意识尚未建立；从公司特征看，审批制+额度制的上市制度造成多数公司为获取上市资格而包装业绩，故上市先期账面会计数字表现良好，在缺乏外部需求与约束的情况下，注册会计师易受利益驱动而放宽审计标准。（2）从1995年开始，陆续出现非标审计意见，特别是对于财务状况异常的公司，注册会计师给予了必要的审计关注。

　　综合考虑制度背景、审计规范和公司特征等因素可得出：（1）财政部1996年1月1日发布的首批独立审计准则产生了较强烈的反应。独立审计准则对注册会计师出具何种类型的审计报告作了原则性规定，使注册会计师在出具意见类型时有章可循，同时也提高了注册会计师的执业风险意识。（2）对于T类公司即财务状况出现异常的上市公司，事务所给予了必要的职业关注，从控制风险提高质量的角度出具了各种类型的非标审计意见。（3）非标审计意见与公司盈利状况相关度较高。综上所述，亏损直接增大了公司经营风险，也间接增大了审计风险中的固定与控制风险。注册会计师在已经显性化的高风险区审计时，表现出了应有的谨慎与职业关注，敢于出具较严厉的非标审计意见。

　　二、历年非标审计意见原因分析

　　在进一步分析样本公司审计报告的基础上，我们将其被出具非标意见的主要原因归纳如下：（1）财务状况恶化。（2）资产负债率高，逾期借款巨大。（3）对外担保金额大，资产抵押严重，涉讼案件多且金额大。（4）资产和账务管理混乱，账实不符，无法判断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合理充分性，审计范围受限。（5）应收款项巨大（特别是对控股股东及其所属子公司的应收款），回收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6）违规行为，如，虚构业务、捏造凭证、虚增收入、虚报利润、账外炒股等。（7）其他。同时，综合意见类型与意见原因分析，我们认为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因为审计人员对样本公司出具的各种非标意见一般是在公司股票被给予特别处理后才作出的。然而公司财务状况异常并非是瞬间形成的，而且非标意见中多提及公司资产和账务管理混乱，关联款项巨大且无法函证、负债率一直居高不下、对外担保和或有事项多及其他会计造假或违规事项，上述现象并非在企业账面发生亏损或被特别处理时才存在的。所以公司出现财务状况异常前的审计报告存在一定的质量欠缺。事实上注册会计师应对报表的真实公允和一致性发表意见，而非以公司盈亏为意见导向。

　　三、样本公司中存在的审计失败案例分析

　　根据证监会历年公告可收集到30余起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的处罚案件，其中涉案公司属于本文样本公司的有2家，如表2所示。

　　通过对暂停上市公司涉及审计失败的案例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经营失败并不必然导致审计失败和审计损失的产生。在我国并未出现事务所出具了恰当的审计意见，但因客户经营失败而承担审计损失的情况，即广义审计风险中的营业风险在我国现阶段尚未显性化。（2）经营失败导致审计损失的概率较高，即经营失败易使或然的审计损失现实化，表现为审计风险的显性化与审计失败。基于审计判断和抽样发表的审计意见，从技术层面而言，不可能发现所有问题，故理论上允许设置一定的免责空间，但司法实践中却难以量化和判断。尤其当公司经营失败时，其审计报告会受到更多的关注，注册会计师因发表不当意见而被判定承担责任的概率较高。（3）上两例中受处罚的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均是因为在执业过程中缺乏必要的职业关注，对样本公司中存在的重大问题未发表公正意见而导致审计失败。（4）处罚时间与不实审计报告的出具时间间隔较长，公司在上市环节存在的包装造假行为及事务所出具的不实审计报告通常在公司出现财务状况异常后方被查处。

　　结论与建议

　　通过典型经营失败公司历年审计意见及相关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注册会计师在高风险区审计时其风险与责任意识有所提高，对于经营亏损特别是财务状况异常的公司，注册会计师给予了必要的职业关注，然而在公司经营风险尚未突显时，注册会计师却未能在审计报告中指出公司存在的重大错弊事项，甚至与公司合谋最终导致审计失败。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审计的鉴证职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笔者就提高审计质量，防止审计失败提出以下建议：

　　1.加强外部监管、提高审计的外部关注。审计报告作为一种产品，有供求双方，提高需求方的需求质量，可间接引导供给方提升产品质量。我国目前已改进并强化的外部监管措施包括：（1）上市制度从审批制到核准制的改革，明确了中介机构的责任，增加了投资者对中介报告质量的关注；（2）证监会2001年系列措施的出台，从非标审计意见的界定与运用、上市公司融资环节的审计工作、发行环节更换事务所的情况及增加审计收费的透明性等角度增强了对审计的外部监管，提升了审计报告在证券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

　　2.强化内部风险管理意识，提高审计质量。具体措施包括：（1）组织形式上推行合伙制并鼓励实质性合并。合伙制作为无限责任的组织形式，有助于审计主体风险意识的建立与加强，而提倡实质性合并能扩大高级差事务所的整体市场份额，并提升事务所的业务与抗风险能力。（2）强化审计业务各环节的风险意识。如慎选客户降低固定风险，选择科学的审计程序与方法降低非抽样风险，提高人员的职业胜任能力降低因非故意主观原因造成的审计风险，提高人员的职业道德规避道德风险导致的审计失败，完善内部质量体系的建立等。

　　3.加大惩戒力度，提高作假成本。我国审计失败案中几乎未发现复杂的作假手段，而注册会计师在面临审计冲突时妥协的主要原因是作假成本远低于作假收益。作假成本低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发现概率低；二是处罚轻。为此，我国日后应配置专业技术人员，强化注册会计师检查机制，提高问题发现概率，并从法律责任代价、摘牌代价和声誉代价等方面提高处罚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