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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计判断研究历程的总体回顾
早在50年代美国会计职业组织-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和审计研究人员(比如,Mauts)已经意识到了审计判断对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性,但并未引起审计职业界和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只有一些零星的研究,比如,Mauts(1959)以“证据、判断和审计人员意见(‘Evidence,Judgment and the Auditors Opinion’)”为题的研究。进入70年代,特别是1974年以后,审计判断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步入了黄金时代,出现了大量的关于审计判断的研究文献,比如,Ashton(1974)的“一个内部控制判断的实验研究”,Boatsman和Robertson(1974)的“选择重要性判断的政策运用”,Ashton(1974)的“线索使用和专家判断:独立审计人员和其他人员判断的比较”,Joyce(1976)的“审计程序计划中的专家判断”,Ashton(1980)的“审计人员内部控制判断的描述性模型:复制和扩展等。此后的30年间,审计判断成为审计研究的焦点,并成为审计研究中极具生命力的领域之一。之所以在70年代后审计判断研究能够得以迅速发展,其原因可以概括为:理论界的推动、实务界的需要和支持、恰当方法的引入。具体而言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1)美国会计学会(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简称AAA)的会计评价基础委员会(Committee on Accounting Valuation Bases),于1972年把心理学家布朗斯维克(Brunswik)的透镜模型(Lens Model)引入会计和审计领域,为研究不确定情况下的审计人员如何做出判断提供了有效的方法;(2)针对审计人员的诉讼案件急剧增加,迫使审计人员更加重视审计工作的有效性;(3)70年代以后,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竞争加剧,使得审计人员更加重视审计工作效率;(4)学术界的推动,在1972和1974两年间分别在堪萨斯( Kansas)大学和伊利诺(Illinois)大学召开了审计学术会议,对审计判断的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70年代中期美国的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在审计判断方面研究兴趣非常高,积极开展这方面的研究;(5)实务界的支持,1976年,皮特、马威克、米切尔会计公司(Peat,Marwick,Michel and co.)出版了《审计研究的机会》(Research Opportunities in Auditing, 简称ROA)一书,同时建立了一个ROA研究的程序,它为致力于审计研究的学者提供基金、项目和资料,为审计判断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Mock等(1993)指出,1970年以后审计判断研究的大量涌现应部分地归功于毕马威公司出版的《审计研究的机会》提供的基金的支持。此后,许多学者加入到了审计判断研究的行列中,并为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80年代后,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Mock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审计判断研讨会再一次把审计判断研究推向高潮。Mock是审计判断研究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在他的推动下,于1983年召开了首次南加利福尼亚审计判断研讨会,以后每年召开一次。讨论的内容十分广泛,判断过程的特点、认知心理学的方面、决策帮助(或支持)和判断的信息经济方面、研究目标、研究方法等。这一学术会议的举行进一步刺激了审计判断的研究。80年代以后的大量有关判断研究的学术文献的出版,既进一步强化了审计判断研究的趋势,也体现了审计判断的研究成果。这些文献包括:一些关于审计判断和决策研究范式的书籍的出版(Ashton,1982,1983;Libby,1981;Ashton和Ashton,1995;Bell和Wright,1995;Trotan,1996)和一些对具体领域的主要的回顾性的文章(Libby和Lewis,1982;Joyce和Libby,1982;Felix 和Kinney,1982;Birnberg和Shields,1984;Solomon,1987;W.Wright,1988;Ashtonetal,1988;Dvis和Solomon,1989;Bonner 和Pennington,1991;Smith和Kida,1991;Libby和Luft,1993; Gibbins和Swieringa,1995;Solomon和Shields,1995;Rich,Solomon和Trotman,1997a,1997b;Trotman,1998,1999)正是由于实践的需要和众多理论、实务工作者的努力,时至今日,这一领域的研究依然方兴未艾。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审计判断仍然是审计研究中最具吸引力的研究领域。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心理学的发展,特别是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不断为审计判断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是推动审计判断研究的不竭的动力。
(二)审计判断研究的主要领域及其状况
1 国外审计判断的研究领域及研究状况
纵观审计判断研究5 的历程,可以看出,审计判断研究一直是围绕着这样四个主题:(1)描述审计人员是怎样作出判断和决策的?(2)审计人员怎样才能更好地做出审计判断和决策?(3)为改善审计判断提供对策;(4)检验与审计判断和决策有关的认知理论。为了便于总结以前的研究和指导进一步研究,有些学者把以前的审计判断进行了更加详细的分类,比如,Solomon和Shields 把它们分为5个方面:(1)政策捕捉研究(policy capturing studies);(2)概率判断研究(Probabilistic judgment studies);(3)启发式和偏误研究(Heuristic2and2biases studies);(4)认知过程研究(Cognitive process studies);(5)多人的信息加工研究(Multiperson information2process2 ing studies)。Troman(1998)将其概括为七个方面:(1)审计判断政策捕捉;(2)信息加工过程中的启发性和偏误;(3)假设的产生、信息寻找和信息选择(Hypothesis generation ,information search and information selection);(4)知识和记忆(Knowledge and memory);(5)集体决策(Group decision making);(6)决策辅助工具(Decision aids);(7)其他环境和激励因素(Other environmental and motivational factor)。笔者主要采取后者的分类对以前的审计判断研究加以回顾。
(1)审计判断的理论定位和构成要素的研究
尚德尔(Schandle,1978)在其所著的《审计理论-评价、调查和判断》一书中首次把审计判断作为审计理论结构的要素来研究,把判断与目的、标准、证据一起作为审计中的基本假设,并对审计判断的原则和作为判断过程的判断标准、证据进行了探讨, 同时还对审计判断的心理过程进行了比较简单的描述。尚德尔的研究显然为以后审计判断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2)审计判断政策捕捉方面的研究
审计人员由于职业训练及工作经验的累积,建立了审计职业知识,在面对问题时,他们就会从过去个人的职业知识中,搜寻问题与信息之间的关系,并据以作为判断的依据, 这就是判断政策(Libby,1985) .实质上,判断政策就是审计人员进行判断时所运用的策略。审计判断政策捕捉主要研究审计人员的判断结果(即产出) 与所使用的线索之间的关系,分析审计人员在进行判断时所使用的策略。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判断的共识(Consensus)、线索的使用(Cue usage)、判断的稳定性(Stability)、判断的自我洞察力(Self-insight)、判断的准确性(Accuracy)、判断的一致性(Consistency)Ashton(1974)首次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他以判断企业工资子系统的内部控制强度为题测试审计人员的判断情况,结果显示,审计判断的长时期内的一致性比较高。而后,这一研究方法被应用于审计计划判断(Joyce,1976);重要性判断(Messier,1983);会计信息系统结构的评估(Abdelkhalik,1983);固有风险(Colber,1988;Ashton,1985);报告决策(Kida,1980)和分析性复核判断(Brown和Slonmon,1991)专业经验与重要性关系(林风仪,2000)。
(3)信息加工过程中的启发式方法和偏误方面的研究
信息加工过程中的启发式和偏误研究,主要是在审计背景下研究Tversky和Kahneman(1974)发现的判断中的“ 启发式方法和偏误(Heuristics-and-biases)”,以及Hogarth和Einhorn(1992)的信念调整模型(believe-adjustment model)。
根据启发式方法和偏误的观点,人们在做出判断时往往采用启发式的方法,这是一种十分有用的判断方式,但由于它往往忽视事件的基准概率和先验概率的影响,就可能出现判断错误。启发式方法主要有三种:代表性启发法(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可得性启发法(Availability heuristic)、锚定和调整启法(Anchoring and adjustment heuristic)。代表性启发法是指人们倾向于根据样本是否代表(或类似)总体来判断其出现的概率,越有代表性的, 被判断为越常出现;可得性启发法是指人们倾向于根据一个客体或事件在知觉或记忆中的可得程度来评估其相对频率,容易知觉到的会想起的被判定为更常出现;锚定和调整法是指以最初信息为参照来调整对事件的估计。大量的审计判断研究对上述三种方法进行了检验。Joyce(1981a)、Uecker(1982)、Biggs和Wild(1985)分别对“ 锚定和调整法”进行了验证,并提供了有经验的人员运用此法的证据。Joyce和Biddle(1981b)、Uecker和Kenney(1977)、Bamber(1983)、Hirst(1994)、Goodwin和Trotman(1996)等对代表性启发法方法进行了检验,发现:有经验的审计人员在使用代表性启发法时,同样存在判断偏误。上述研究发现,启发式和偏误的方法被保守地运用。
信念调整模型假定信念调整跟随着一个锚定和调整过程。如果一个人有一个很强烈的初步的信念(比如,一个假设),当他收到肯定否定信念的信息时,他的信念会相应调整。Ashton和Ashton(1988)、Tubbs(1990)提供了肯定的证据,而Butt和Campbell却没有发现信念调整。
(4)假设的产生、信息搜寻和信息选择
这一领域的研究的主要包括:影响信息搜寻的因素、最佳的信息搜寻模式、审计人员产生关于假设的能力、影响审计人员绩效的因素、问题的结构与被评估的据假设的证据选择的影响、模型与人类对信息选择和信息加工的绩效的影响等(Trot man,1998)。
① 假设产生方面的研究假设产生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性复核过程,研究的内容有:审计人员具有的以前的关财务报表错误的知识对假设产生的作用(Libby,1985),审计人员的经验对假设产生的重要影响(Bedar和Biggs,1991;Libby和Frederick,1990),复核过程对假设产生的影响(Ismail,1995)和假设的评估(Asare和Wright,1997)等。
② 信息搜寻方面的研究最早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是Biggs和Mock(1983),他们以内部控制为背景,检验了审计人员的问题空间、信息的取得和信息的使用。以后有学者如Libby(1985)、Bedard和Biggs(1991)检验了审计人员怎样进行分析性复核。
③ 信息加工方面的研究Simnett和Trot man(1989)、Simnett(1996)对审计背景下的信息过程与信息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 并发现当审计人员没有能力选择自己运用的比率时,信息加工就变成了限制绩效的因素。Smith(1996)指出,信息选择的分布和信息加工过程可能受任务或决策者的特点的影响。
(5)审计判断绩效与知识、记忆的研究
对知识和记忆的研究起源于审计人员及会计事务所对审计绩效的极大关注,在此是把知识和记忆作为审计判断绩效的影响因素来研究的。根据Einhorn和Hogarth(1981)、Libby(1983)的研究,审计判断绩效与知识和能力的关系如下:
业绩=f(能力,知识,环境和激励)
Libby(1995)构建了反映经验、能力、知识和绩效之间的关系模型,详细描述了四者间的关系:经验和能力影响知识,知识和能力又影响绩效。而后,Libby(1997)把能力扩展为包括知识管理要素。在过去的16年的研究中,有很大一部分研究了上述等式的后三个因素,其中重点主要集中在知识与记忆与判断绩效之间的关系及经验在工作安排上的重要性。最近,关于不同经历导致的审计人员的知识的差异与审计绩效之间的关系、获取知识的方式等方面的研究受到研究者的格外重视,即不同水平和不同经验的审计人员是怎样进行信息的编码、储存和提取的,知识结构的不同与判断绩效的不同是怎样的关系。比如Choo和Trotman(1991)、Nelson(1993)、Heiman Hoffman和Libby(1994)、Tan和Kao(1999)等。
(6)影响审计判断绩效的环境因素
一些环境因素对审计判断绩效存在着影响。这些因素包括客户的激励因素、责任因素、审计任务的重复频率因素、审计人员压力因素。对激励因素的影响的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激励因素怎样影响审计判断绩效。Hackenbrack和Nelson(1996)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发现当审计人员面临一项客户的激励时,会出现与激励相符的—允许客户采用激进的报告方法的行为。对于责任因素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审计人员判断的业绩是否受复核人的影响,或受自己需要向他人证明自己的某些判断的影响。Peecher(1996)等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审计任务的重复频率对审计判断绩效的影响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审计人员连续重复地参加某一审计任务是否会影响审计判断绩效。Tan(1995)的研究证明,审计人员的轮换有助于审计人员关注与以前年度评估不一致的当前情况(Ashton,1999)。审计人员压力对审计判断质量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审计任务总是有一定的时间限制的,这种时间限制是否会影响审计判断的绩效。时间压力一方面来自于审计服务市场的激烈竞争,要求审计人员提高审计效率,降低成本,另一方面来自于客户。McDaniel(1990)就研究了上述问题。
(7)集体判断方面的研究
早期的研究主要是比较单独的、互动型的和组合型团组的绩效(比如Schultz和Reckers,1981;Solonmon,1982;Trotman,Yetton和Zimmer,1983),结果发现:三种形式的团组都优于审计人员的单独判断,但三种形式团组的审计判断绩效并无显著差异。Trotman(1985)以更加复杂的背景进行研究,发现:复核型审计团组和互动型审计团组的判断绩效明显优于组合型团组和个人审计绩效。最近的研究已经转向何种环境因素和复核人员的个性有可能改善审计判断绩效,及其改善来源(比如,Ramsay,1994;Rich,Solomon和Trotman ,1997等)。此外,Rich,Solomon和Trotman,1997a,1997b)从劝说的角度描述复核过程,提出了审计复核模型,并研究了环境因素和复核者的个性对复核者进行审计判断的影响。
(8)决策辅助工具方面的研究
审计决策辅助工具研究的目的在于克服人类的判断中的缺陷。审计决策辅助工具包括简单辅助决策工具和专家系统。此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①决策辅助工具对审计人员判断的影响,比如,Einhorn(1972),Libby和Libby提供了积极的证据,但也有些研究者提供了反向的证据,比如,Kachelmeier和Messier(1990),Ashton(1990),但这些反向的证据并没有影响会计公司对决策辅助工具的开发,因此,需要谨慎地加已解释;②决策辅助工具对会计公司的影响,William和Messier认为决策辅助工具的使用会对审计技术结构化、决策辅助工具的开发和执行、法律责任等产生影响;③决策辅助工具的开发,统计抽样技术和其他统计工具的使用就是简单的决策辅助工具开发的一个例证,近年来,审计专家系统的开发方面得到了重视。
2 我国审计判断的研究状况
近年来随着注册会计师审计风险的增大和诉讼案件的激增,审计判断问题正在引起我国审计理论界的关注,并已出现了一些相关的研究,主要包括:审计判断的含义、特征、类别作用、审计判断的过程、内容、影响因素(秦荣生,1999; 刘国常,1999;肖文八、程庆,2000;张彤,2001);审计判断与审计风险、审计责任的关系(谢志华,2000);股权结构与审计判断(陈敏,2001)。尽管这些研究仅仅是初步的,但它标志着我国审计判断的研究已经起步。
二、审计判断研究中的不足及未来研究方向
西方国家对于审计判断研究的历史比较长,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无论是对丰富审计理论还是对提高审计人员的判断水平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在审计判断的研究中积极借鉴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拓展了审计的研究领域。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以往的研究中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在:
(1) 没有形成系统的审计判断理论。从以往的审计判断的研究来看,尽管内容很丰富,但很零散,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2) 孤立地研究判断主体的行为。在以前的研究中,基本上是把审计人员作为一个孤立的主体来研究他们的判断行为,没有考虑审计人员与任务、环境之间的互动对审计判断的影响,有可能影响研究结论的客观性。
(3) 基本上是在验证心理学的理论。以前的大量的审计判断文献研究的是在审计背景下检验了心理学,特别是认知心力学的理论,形成的审计判断自己的理论则比较少。
(4) 对审计断过程描述研究的多,而对如何改善审计判断研究的少。
根据以上分析,从总体上看,前述文献回顾中所提到的八个方面仍是审计判断研究的主要领域,但在研究过程中还应增加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形成审计判断理论体系;(2)从人、任务和环境互动的视角研究审计判断的问题,尤其是要研究责任、激励等环境因素对审计判断绩效的影响;(3)把个人判断与组织、市场行为结合起来研究;(4)加强改善审计判断的研究。从研究方法上来看,以往的审计判断研究基本上采用实验研究的方法,在未来的审计判断研究中应积极采用实地研究的方法,因为审计判断毕竟是在复杂的真实环境下做出的判断。
我国关于审计判断的研究刚刚开始,但我国注册会计师所处的独特的环境为我国审计判断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正如Trotman所指出的,在中国,审计职业的地位还在转变,这就为中国的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将审计背景中的各项独特的制度、经济和社会因素进一步加以结合的绝妙机会。因此,我们认为,在中国的背景下研究上述所列的八个方面的问题是有益的,但就目前来看,主要应该研究以下几个方面问题:(1)审计判断的基本理论;(2)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判断的主要领域;(3)审计判断的评价,尤其是审计判断一致性的研究;(4)我国注册会计师与“五大”等西方国家的注册会计师在审计判断质量上的差异其原因;(5)审计判断的主要影响因素及改善措施;(5)审计判断辅助工具的开发与应用。从研究方法上来看,我们认为可以采用规范研究、试验研究、实地研究等多种方法。总之,在我国,审计判断研究有着十分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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