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与界定

　　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出与讨论已有“数个世纪”之久，其思想起点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看不见的手”。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一个社会通过市场能够最好地确定其需要，如果企业尽可能高效率地使用资源以提供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并以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销售它们，企业就尽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到了18世纪末期，西方企业的社会责任观开始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表现为一些小企业的业主们经常捐助学校、教堂和穷人。进入19世纪以后，一些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了，但这些行为都是企业家个人行为，而非企业行为。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事实上，整个19世纪人们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观是持消极态度的，许多企业不是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而是对与企业有密切关系的供应商和员工等极尽盘剥，以求尽快变成社会竞争的强者。进入20世纪以后，工业的大力发展产生了许多负面的影响。批评家们开始指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残酷和冷漠，并意识到企业必须对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就出现三种相互联系的观念对传统企业社会责任理念提出挑战：受托人观念、利益平衡观念和服务观念，这三种观念开始扩大企业的社会责任。首先，管理者是受托人，也就是说，公司赋予他们相应的权力和地位，不仅要满足股东的权益，而且要满足顾客、雇员和社会的需要。其次，管理者认为他们有权平衡这些集团的利益。他们是种种各样的利益团体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协调人。第三，许多管理者都有同意服务原则，这个服务原则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为利润而运行的企业，通过创造大量的一般福利就可以回报社会，由此整个企业体系就会减少社会不公、贫穷以及其他弊病；另一种解释是，作为个体的企业和管理者有义务承担社会责任去造福公众。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企业的社会责任增大了，包括顾员福利（抚恤金和保险计划）、安全、医疗保健和退休方案得到进一步完善。麦凯（Mckie）认为，这些新举措的出台，既与政府施压有关，也受拓展的企业责任概念的推动。从50年代至今的这一时期，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得到广为认同，其内涵也扩大了。1979年，卡罗尔的《公司业绩的三维概念模型》一文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可定义为四大部分。即企业必须负有生产、盈利及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经济责任；企业必须在法律范围内履行其经济责任的法律责任；企业必须符合社会准则、规范和价值观的伦理责任；企业必须具有坚定意志和慈爱心怀的自愿责任。在卡罗尔看来，这四大部分并非等量齐观，相反，他们的权数各不相同，其权数按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自愿责任依次为4-3-2-1.这一权数关系后来被称为“卡罗尔结构”（Caroll‘s Construct）。在卡罗尔结构里，企业社会责任具有了明确的内容，并突出了经济因素在企业社会责任中的重要地位。到了90年代以后，一些品行优良的企业（如Merck Co.Ben & Jerry Co.等）一时间成了社会学习的楷模，衡量一个企业经营活动优劣的指标也从早期单纯经济指标发展为综合性的“企业社会绩效指标”。即判断一个企业经营效果不仅是要看它的经济绩效，也不仅是看它是否接受社会责任这一观念，而是要看它在主动寻求社会需求、实施具体项目以帮助实现这些需求过程中的表现（陈宏辉，贾生华，2003）。

　　我国有学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通过企业制度和企业行为所体现的对员工、商务伙伴、客户（消费者）、社区、国家履行的各种积极义务和责任，是企业对市场和相关利益群体的一种良性反应，也是企业经营目标的综合指标。它既有法律、行政等方面的强制义务，也有道德方面的自愿行为，包括：（1）企业的经济责任。这是企业传统的、基本的责任。（2）企业的法律责任。企业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照章纳税和承担政府规定的其他责任义务，并接受政府的干预和监督，不得逃税。偷税、漏税和非法避税；企业对本企业职工的福利、安全、教育等方面承担义务；企业对消费者在产品质量或服务质量方面的承诺等。（3）企业的生态责任。企业的生态责任要求企业一方面按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合理利用资源、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另一方面企业要承担治理由企业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相关费用。（4）企业的伦理责任。企业的伦理责任是企业对社会慈善事业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责任。（5）企业的文化责任（屈晓华，2003）。”屈晓华认为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与西方的社会责任内涵有所不同，也更符合中国现阶段企业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处在经济转轨时期，许多企业的社会责任观念尚未完全树立，主要表现为环境污染问题、劳动合同问题、劳资纠纷问题、生产安全与职业健康问题、工时和加班问题、社会保险问题和妇女权益保障问题等。现阶段的我国企业需要加强社会责任教育与规范，引导企业良性市场行为，增强企业对SA8000的适应能力，走持续发展之路。为倡导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正确评判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增强企业经营决策的科学性。笔者试图从财务的角度建立一套有别于传统的单纯经济指标分析企业经济责任的“企业社会责任财务指标”，促进企业在履行经济责任的同时，承担起必要的法律责任、生态责任和伦理责任，即恪守企业诚信，自觉遵守和维护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保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保障职工应有的芜动福利，承担起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责任。

　　二、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报告的关系

　　（一）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报告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报告的影响，体现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得到社会认可所带来企业财务绩效的上升和财务状况的好转与不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招致社会批评而导致企业财务绩效的下降和财务状况的恶化。特别是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在国外许多年来许多学者进行过研究，半数以上的实证结果证实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正相关关系，特别是那些以会计指标衡量企业绩效方法的实证文献，如布拉格顿和马尔林（1972年）、鲍曼和海尼（1975年）、帕克和艾尔伯特（1975年）、海因茨（1975年）、斯图蒂温特和吉特（1977年）以及科齐赫兰和伍德（1984年）等人。布拉格顿和马尔林以及鲍曼和海尼都是使用股东权益回报率（ROE），他们均报告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的ROE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帕克和艾尔伯特、海因茨以及斯图蒂温特和吉特则使用了包括ROE、利润率和每股盈利（EPS）或资产回报率（ROA）在内的若干不同的企业绩效衡量指标，他们的研究结果同样证明在公司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指标之间确实有一种正相关关系。科齐赫兰和伍德（1984年）采用营业利润与总资产的比率、营业利润与销售额的比率和超常价值（Excess Value）等三类会计收益率分别衡量1970年～1974年的39家公司和1975年～1979年的36家公司的企业绩效。他们发现即使在控制住诸如公司资产年限等因素的影响之后，公司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仍然有某些关系（沈艺峰、沈洪涛，2003）。普雷斯顿（Preston）和奥班农（0‘Bannon）仔细分析了美国际67家大公司1982年～1992年的有关数据，继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美国大公司而言，社会表现和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沃多克（Waddock）和格雷夫斯（Graves）在研究中指出：企业社会表现与以前和将来的财务绩效肯定的关系。在对化学行业所进行的研究中，格里芬（Griffin）和马洪（Mahon）发现感性的企业社会表现衡量标准与企业财务信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但总的来讲，这两者之间是相互矛盾的。罗曼（Roman）、海伊博（Hayibor）和阿格尔（Agle）基于对格里芬和马洪所运用的数据的再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方面的绝大多数研究支持了这个观点——至少可以说，好的社会责任不会导致不良的社会绩效。”他们了解到的这方面的多数研究都表明了企业社会表现与企业绩效之间有着确定无疑的正相关。从理论上分析，这种正相关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好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可以融洽企业与员工的关系，有利于企业招聘员工，留住人才，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企业与客户的关系，有利于企业培育新客户，稳定老客户，扩大物资供销渠道；缓和企业与社区的关系，有利于企业获得社区支持，为企业提供宽松的微观经营环境；理顺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有利于企业获得政府的支持，给企业好的宏观政策环境等，这一切都将影响到企业财务绩效，进而影响到整个企业财务状况。

　　（二）财务报告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揭示如果对现行的财务报告体系进行数据挖掘会发现，现行的财务报告体系不仅全面揭示了企业的经济责任，而且也对法律责任、生态责任和伦理责任等社会责任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揭示。对于经济责任的揭示，一方面表现为对以财务绩效为核心的企业经营成果及其分配信息的揭示，另一方面表现为对企业财务状况及其变动信息的揭示。这些揭示为我们提供了分析企业经济责任的净利润、息税前利润、税后净经营利润、净资产收益率、投资报酬率、经营现金流量和现金回报率等系列指标。而对企业法律责任、生态责任和伦理责任等的揭示，不如对经济责任的揭示那么直接，这或许与我们会计系统本身作为反映受托者的受托经济责任和有用于经济决策的目标有关；如果对于财务数据稍作挖掘就会发现，现行财务报告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揭示了企业的法律责任、生态责任和伦理责任等其他社会责任，这或许又源于企业的经济责任与企业的法律责任、生态。责任和伦理责任等互相作用的现实，现行财务报告体系无法使其“泾渭分明”的缘故。如，反映企业法律责任的工资支付率、社保提取率、资产纳税率等指标，反映企业生态责任的单位收入材料消耗量、单位收入不可再生资源消耗量、材料用废率、单位收入耗水量、单位收入耗能量等指标，以及反映企业伦理责任的员工人均年教育经费、员工工资增长率、就业贡献率等指标都可以从现行财务信息系统挖出相关数据，供我们计算上述相关指标以分析企业的法律责任、生态责任和伦理责任等。因而，我们认为：现行财务报告不是没有揭示企业的社会责任，而是财务报告的使用者，对隐含大量信息的财务数据挖掘利用不够；现行财务报告虽然没有直接全面地披露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但是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揭示了足够的社会责任信息。

　　（三）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报告的关系企业财务报告主要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与财务绩效，而财务绩效又直接影响和反映财务状况，因而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报告的关系，集中表现在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上。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先后出现过三个不同的观点或假说。观点一，认为好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可以导致好的财务绩效，但好的企业财务绩效并不反映企业好的社会责任表现；观点二与观点一相反，认为企业好的社会绩效能够促进企业好的社会责任表现。这二者都忽视了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共生互依关系，即好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会给企业更多的机会，因而有好的财务绩效；同时，企业好的财务绩效既揭示出企业较好的社会责任表现，又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提供了财务保障。而这些，在观点三中得到了较好的描述，也就是二者呈现互为依存，互动发展的关系。

　　三、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的财务指标

　　现代财务分析指标体系以企业经济责任分析为核心，忽视了企业的法律责任、生态责任和伦理责任等分析。这种忽视不但使依赖于现行财务分析指标结果决策的相关决策不科学，而且带来企业可能因没有履行必要的社会责任而被停业整改甚至终止经营的巨大风险。诸如许多按现行财务分析指标得出较好结果的企业一夜之间被关门就是这种忽视的恶果，这种恶果直接导致单纯依赖经济责任财务指标进行财务分析的不严谨。因而构建一套涵盖传统经济责任指标的企业社会责任财务分析指标十分必要，该套指标极有可能进一步完善现有财务分析指标体系，使依赖社会责任财务分析指标的相关决策更科学。

　　（一）企业经济责任的财务评价指标现行的财务分析是单纯追求“企业经济责任”的财务分析。余绪缨（2000）认为：“财务报表分析是为满足与企业相关利益集团的信息需要而对会计核算信息进行加工、深化的一门学科。与企业相关的不同利益集团为了满足各自不同的经济利益，有赖于不同的信息给与决策支持。这一点在相关的理论界和实务界已取得共识。”这种共识形成了以分析企业经济责任指标为核心的现行财务分析体系。从现行经济责任衡量指标来看，根据S.戴维。扬和斯蒂芬F.奥伯恩对表现企业经济责任的业绩指标进行归类主要有：（1）传统的收益衡量指标。核心指标有净利润和每股收益等。（2）剩余收益衡量指标，核心指标有经济利润、现金附加值和经济增加值等。（3）剩余收益组成衡量指标，其核心指标有息税前利润、息税前利润加折旧和摊销、税后净经营利润和净资产收益率等。（4）以市场为基础的衡量指标。其核心指标是全部股东回报率。市场附加值、超额回报和未来增长价值等。（5）现金流量衡量指标，其核心指标有经营现金流量、自由现金流量和现金回报率等（李心合，2003）。认为反映企业对不同利益集团的经济责任财务分析指标主要有：（1）企业对投资者经济责任的指标，包括总资产利润率、净资产利润率、资本收益率、资本保值增值率、每股股利、股利支付率等。（2）企业对债权人经济责任的指标，包括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利息保障倍数、总资产报酬率等。（3）企业对政府的经济责任的指标，包括销售利税率、资产纳税率、社会贡献率和社会积累率等。（4）企业经营者的经济责任指标，包括资本增值额、投资报酬率、销售利润率等。这一切表明，现行财务分析是企业经济责任财务分析，并以企业完成经济责任的好坏来分析企业的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

　　（二）企业法律责任的财务评价指标这类指标主要是评价企业履行法律责任的情况，主要包括：（1）小时工资率。是指企业某一员工的月工资额与月工作小时数的比值。该指标反映企业是否执行企业所在地政府的最低工资标准法律规定。其计算公式为：小时工资率=某职工月工资额÷该职工月工作小时数。在实务中，为减少计算的工作量，只需计算企业工资较低度的职工的小时工资率即可。有些企业实行计件工资，职工月工资额为该职工月内工作时间得到的计件工资总额。（2）工资支付率。系企业已付工资总额与应付工资总额的比值，反映企业对国家相关劳动法规的遵守情况。其计算式为：工资支付率=已付工资总额÷应付工资总额。该比值越大越好。（3）法定福利支付率。是指按相关法律政策规定职工享有的医疗卫生。困难补助等福利。法定福利支付率为企业已支付的法定福利与按职工工资总额和国家规定比例（14％）计算的法定福利总额之比，其计算公式是：法定福利支付率=企业已支付的法定福利÷职工工资总额（14％），该指标值越高越好。（4）社保提取率。国家对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有相关的法律规定，社保提取率为企业已提取的社会保障基金与按相关法律规定应提取的社保基金的比。其计算式是：社保提取率=企业已提取的社会保障基金÷按相关法律规定应提取的社保基金该指标用来反映企业对国家相关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该指标值越大越好。（5）社保支付率。为企业已向社会保障机构支付的社保基金与应交社会保障基金之比。该指标反映企业是否有挤占挪用社保基金的违法行为。其计算式为：社保支付率=已付社保基金÷应付社保基金，该指标值越大越好。（6）资产纳税率。为企业会计年度内的纳税总额与企业资产总额的比值。该指标可以反映企业对国家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的遵守情况，其计算式是：资产纳税率=企业纳税总额÷平均资产总额。评价该指标的标准为国家的该企业所在行业的行业资产纳税率，接近或超过行业资产纳税率为好。（7）税款上缴率。该指标用来分析企业是否有挤占挪用国家税款的违法行为，是企业已缴纳税款与应缴纳税款的比值，其计算公式为：税款上缴率=已交纳税款÷应缴纳税款，该比值越大，表明企业的税收法律责任好。

　　（三）企业生态责任的财务评价指标依据可持续发展观的要求，设置反映企业持续发展的指标，包括：（1）单位收入材料消耗量。为企业主要材料消耗量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该指标反映企业生产对材料的消耗强度。计算式为：单位收入材料消耗量=主要材料消耗量÷主营业务收入。该指标值越小表明企业对材料的节约和对子孙后代的负责；反之，则是对材料的浪费和子孙后代的不负责。（2）单位收入不可再生资源消耗量。为企业消耗不可再生资源量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该指标反映企业生产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强度。计算式为：单位收入不可再生资源消耗量=不可再生资源消耗量÷主营业务收入。该指标值越小越好。（3）材料用废率。是企业利用回收的可循环使用资源（如铜、铁、纸等）加工的材料与生产消耗材料的比，该指标反映企业对资源的珍惜和节约程度。计算式为：材料用废率=可循环使用的废旧资源加工的材料÷材料消耗总额。该指标为正指标，比值越大，企业的社会责任感越强；比值越小，企业的社会责任感越差。但对于不能使用可循环使用资源企业来说，不适应该指标。（4）单位收入耗能量。为企业能源消耗量与营业收入的比值，该指标反映企业生产对能源的消耗强度。计算式为：单位收入耗能量=企业能源消耗量÷营业收入。该指标值越小越好。值得注意的是为加强单位收入能耗的可比性，应将耗能量统一换算为热值。（5）单位收入耗水量。为企业水资源消耗量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该指标反映企业生产对水资源的消耗强度。计算式为：单位收入耗水量=水资源消耗量÷营业收入。该指标值越小越好。（6）单位收入排废量。为企业未达标“三废”排放量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反映企业对人类生存环境所承担的生态责任。其计算式为：单位收入排废量=企业未达标“三废”排放量÷主营业务收入。该指标值越小表明企业对社会责任感越强；反之，越弱。值得关注的是“三废”排放量的确定只能依赖于企业的自愿披露，目前尚无强制披露要求。（7）环保投资率。为企业环保设备净值与固定资产净值的比值，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对人类生存环境的责任感。其计算式为：环保投资率=环保设备净值÷固定资产净值×100％。该指标计算应取环保设备净值和固定资产净值的平均值，为分析结论的有用出发，该指标需辅以环保设备开工率指标进行分析。（8）单位收入研发费。为企业年研发费与营业收入总额的比值，该指标反映企业对人类社会技术进步的责任。其计算式为：每股研发费=年研发费÷营业收入。单位收入研发费越多企业的开发力度越大，为人类进步承担的社会责任越多；反之，越少。值得注意的是年研发费的确定，包括计入管理费用的研发费和计入无形资产成本的研发费。

　　（四）企业伦理责任的财务评价指标　该指标体系主要评价企业伦理责任，包括：（1）员工人均年教育经费。为企业的职工教育经费总额与职工人数的比值，该指标反映企业对员工素质的提升和未来发展所承担的社会伦理责任。其计算公式为：员工人均年教育经费=职工教育经费总额÷职工人数。该指标值越大越好。（2）单位员工利润。是企业利润总额与企业职工人数的比，该指标可以反映企业员工的工作效率，其计算式为：单位员工利润=利润总额÷职工人数。该指标值在不同的行业差别较大，其评价标准为所在行业的平均单位员工利润，一般而言，以大于行业平均数为好。（3）单位员工利润增长率。为企业本年度单位员工利润增长额与上年度单位员工利润额的比值，反映企业员工生产效率的提高程度。其计算公式为：单位员工利润增长率=本年度单位员工利润增长额÷上年度单位员工利润额。该指标值以高出行业平均水平为好。（4）员工工资增长率。为企业本年度员工工资增长额与上年度员工工资额的比值，反映企业员工对企业增长的利润的分享程度。其计算公式为：员工工资增长率=本年度员工工资增长额÷上年度员工工资额。该指标值以高出行业平均水平和物价上涨率为好，同时与单位员工利润增长率进行比较，看二者的增长幅度是否一致，以反映企业的伦理责任。（5）就业贡献率。是指企业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与企业平均净资产的比值，该指标用来衡量企业运用全部净资产为社会公众提供就业的能力。其计算式是：就业贡献率=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平均净资产。一般来讲，该比率越高，说明企业为社会提供的就业能力越强；反之，则说明企业为社会提供的就业能力越弱。（6）捐赠收入比率。为企业为社区建设、希望工程和困难人群发生的慈善与公益捐款与企业收入的比值，该指标可以反映企业的社会伦理责任，其计算式为：捐赠收入比率=慈善与公益捐款÷企业收入总额。指标期越大越好。

　　（五）企业其他社会责任的财务评价指标此指标体系评价企业其他社会其他社会责任的执行情况，包括：（1）职工劳动生产率。为企业收入总额与职工总人数的比值，反映企业对社会劳动资源的利用水平和企业劳动者素质的高低，间接反映企业对劳动者素质提高的社会责任。其计算式为：职工劳动生产率=企业收入总额÷职工总人数。指标值大，表明企业有效利用了劳动力资源和对劳动者素质进行了合理的提高，反之亦然。（2）社会贡献率。用于评价企业运用全部资产为国家或社会创造或支付价值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公司的社会责任。其计算式为：社会贡献率=企业社会贡献总额÷企业平均资产总额×100％。其中企业社会贡献总额包括：工资（含奖金、津贴等工资性收入），劳休统筹及其他社会福利支出，利息支出净额，交纳的税金，净利润和捐赠支出等。（3）社会积累率。用于衡量企业社会贡献总额中多少用于上交国家财政和支持社会公益事业，从而直接或间接反映企业的社会责任。其计算公式为：社会积累率=上交国家财政总额与公益性捐赠支出的和÷企业社会贡献总额×100％。其中上交国家财政总额包括应交增值税、应交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应交所得税、其他税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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