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投资增长乏力，不是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导致，制度因素应是根本

　　记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民间投资的积极跟进和参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增长动力必然不足。有人说，积极财政政策对民间投资具有“挤出效应”。但如果积极财政政策“淡出”，民间投资不愿跟进的问题并不会有什么改观，甚至可能更糟。

　　汪文祥（国家计委投资所政策室主任，副研究员）：以增发国债为主的政府投资并不是或主要不是抑制民间投资增长的原因。这是因为，国债投资主要投资到基础设施上，应该是降低民间投资的成本，有利于民间投资增长的。

　　记者：我认为，制度约束应该是民间投资增长乏力一个重要原因。有两个让人不可思议的例子：民营企业华普产业集团1998年欲在北京郊区建一个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场，地址变来变去，花了不少人力物力，就是没有建成；北京市城区停车场少，他们准备投资建设一些安有自动收费仪表的停车泊位，就是批不下来。内蒙古有个电力行业办的风电公司，亏损得一塌糊涂。丹麦一家公司看准了内蒙古的风电市场，准备在国内寻找一家企业共同投资，与内蒙古那家亏损企业合作，但丹麦人不干。欲和华睿集团合作，但根据国家风电规划，华睿又进不了。

　　汪文祥：确实，即使是竞争性产业，一些地方和部门也有种种限制性规定。非国有企业参与国有企业重组，舆论环境、政策环境不宽松，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护。

　　看了超市就不敢投资，买方市场下的投资不可预期性如何解决

　　记者：1999年，某上市公司募得资金后不知往哪投，到处派人打听项目，甚至派人去清华大学一蹲1个月。现在主要问题是产品相对过剩，市场制约增强，最终产品价格持续下降。科瑞集团副总裁郭榇林说得好：现在是看了超市就感觉到不敢投资。

　　汪文祥：这说明市场让我们的企业有了投资约束。倒回10年前，由于项目没有实行法人责任制，重复建设导致的巨亏在各行业屡见不鲜。但现在是市场不景气，企业对市场销售普遍叫苦不迭，产品价格下跌，加之产品创新能力较差，难有优质优价的产品问津市场，导致扩大民间投资需求的激励作用弱化，进而影响到民间投资的扩大。

　　记者：也难怪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投向不断变更，有的甚至实行委托理财。有的公司倒是按照招股说明书的内容做了，但项目建设的收益和起初预估的收益率大相径庭。企业不是不愿投，而是当初确定的投资项目在募集资金拿到手上时，市场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汪文祥：解决这种不可预期性问题，政府必须加强产业投资的引导，同时全面开放投资市场，为民间投资拓展空间。不少省市如安徽省早就提出放开一些领域让民间投资进入，但至今收效甚微。这是因为有的省民营经济力量还比较薄弱，有的则是行业限制太强，有的是对国家的产业政策信息和市场需求了解不够。西部地区由于信息比较优势差，加之对市场需求的研究和把握不够，导致对国际国内市场甚至省内市场均缺乏充分和有效的了解，对投资机会的利用严重不足，相应地扩大了投资的风险程度。

　　融资难有民营企业信用问题，也有融资渠道单一问题

　　记者：现在银行贷款一般都要求抵押或担保，而抵押资产仅限于房屋、通用设备等少数东西，同一法人的异地资产还不能用来抵押，担保体系又不健全，许多民间投资项目很好，却贷不到款。

　　汪文祥：这种现象很普遍。民生银行是中国首家主要由非公有制企业入股设立的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其主要任务是服务于民营企业。但仅靠一家民生银行和城市信用社是无法解决众多个体私营企业的融资困难的。

　　对大商业银行寄予厚望同样不现实。一方面从银行的运作成本考虑，大银行面向中小企业放贷势必会产生较大的管理费用；另一方面，随着国有银行管理体制改革和深化及内部经营机制的转换，降低资金风险成为银行目前经营活动的主要导向因素，具体办法就是银行普遍推行了“信贷终身负责制”。这一制度安排使银行信贷人员在投放贷款时变得十分谨慎。加上近年来各大银行都在进行结构调整，实施向“两大”即大城市、大企业集中的战略，使得原来承担的部分中小企业信贷业务逐渐萎缩，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空白。

　　记者：目前担保机构尽管引起普遍关注，但其作用是十分有限的。而且由于没有解决后续资金和风险保障问题，担保机构一旦出现代偿便将难以为继，其发展前景堪忧。

　　汪文祥：担保资金从运作机制上看行政性力量大于市场力量。目前已出台的政策和办法主要是靠行政力量推行的，政府的色彩比较浓厚。在有的地区，由于财政层层出资组建担保体系，贷款甚至需要得到区县镇财政所的审批，由此引出了不少扯皮现象。在风险投资的运作机制上也存在类似问题。风险投资公司由政府出资组建，政府派人经营，这种运作方式在本质上是违背风险投资活动客观规律的。

　　不可否认的是，在金融体制和融资制度很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运用行政力量着手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是一种现实的选择，无论是出台担保政策还是开展风险投资活动都会使部分民营企业得到实质性的支持。但是问题在于，由于政府财力有限，这种以政府财政资金为保障的政策不可能是普惠性的。因此这种做法会形成新的不公平，为政府官员造就新的寻租机会。此外由政府来亲自配置资金，其配置效率必然低下，因为官员或准官员们不可能像私人投资者那样熟悉市场和企业。

　　记者：浙江台州等地区创立的金融社区服务模式使得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的服务深入到众多的个体私营企业，形成了企业与金融机构“双赢”的局面。目前在存贷款总额上都大大超过了国有银行，而且信贷资产质量非常优良。这种局部地区的成功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在研究中国银行系统结构调整和整体发展战略时借鉴。

　　汪文祥：信用水平低下是影响融资活动的重要原因。在调查中银行普遍反映，最为困惑的问题就是民营中小企业的信用识别问题，一些优秀的企业家也对目前全社会信用水平低下、良莠不分的状况感到苦恼。客观地说，银行对民营中小企业的“惜贷”行为确实有着合理的成分。但是要在一个十分薄弱的基础上重建信用绝非易事，需要从法律、制度、管理体制等多方面进行系统性调整。因此，建立信用制度，强化整个社会的信用基础应当成为政府的重要工作内容。

　　与国有企业、“三资”企业相比，中小民营企业还是普遍感到政府待遇上的不平等。事实上民营企业家并不希望对民营企业实行高出其他企业的“优惠政策”，因为这种政策必定不会持久。我们认为，在今后的政策制定和调整中应当注意避免过去动辄对某一领域加以扶持的做法，不分内资外资、国企私营一律作为企业平等对待，尽可能减少超国民待遇以创造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