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正统财务学的研究范式是承袭主流经济学的“理性选择范式”。由于该范式没有把制度纳入财务分析框架，因此在财务理论建构和财务实践上均有一定缺陷。企业财务行为的社会性和制度性，决定了新制度主义与财务学进行理论耦合的可能性。解决正统财务学的理论与现实缺失，需要实现从技术主义财务学向制度主义财务学的重大转变。

　　「关键词」理性财务范式　新制度主义　财务学

　　一、财务学的理性选择范式及其理论与现实缺失

　　财务学的研究范式是承袭主流经济学的“理性选择范式”。该范式是从亚当。斯密著作中的一个基本假设——“经济人假设”继承而来，同时承接了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概念。理性财务范式的基本范式构件包括：（1）把理性的个体作为财务研究与分析的基本单位和根本出发点。所谓理性，在财务学上是指理财者有判断选择所从事行为的财务成本与收益的能力；（2）理性个体的财务选择和财务行为动机是实现收益最大化，表现为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等；（3）财务的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是既定的，是解释财务行为的外生变量，对所有企业的影响是均质的，因此不是财务行为范式解释中的自变量；（4）由于把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集团界定为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者，所以对整个企业财务状态的基本判断是冲突的。这些基本的范式构件使理性选择范式具有了自己鲜明的特点和解释优势。表现在：理性范式在确立财务基本假设时采用了“剃头式”的做法，把“多余”的问题全部去除，使假设简单明了，从而保证了整个范式解释的清晰和系统，避免了通常因为过大的理论雄心而希望面面俱到所导致的理论的内在矛盾。同时，由于理性范式在基本假设上肯定了既有的制度，突出了个体利益本位，实际上认同甚至维护了西方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因此长期占据西方财务学的主流地位。

　　理性选择范式虽有解释上的一定优势，但也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反映在财务学理论体系上主要有如下方面：第一，由于认同了既有的制度，没有把制度纳入财务行为的解释框架，因而对制度与财务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深入地分析，无法为财务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提出见解，使理论的构建趋于保守。如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在批判主流经济学时所指出的那样，检查一下学术杂志和著作，我们可以看到连篇累牍的复杂的形式推理与经济计量技术，完全将人、制度、文化等社会基本要素游离于财务学之外，财务学因此而变成“没有血液循环的躯体”；第二，由于工具理性发达以及过分关注财务的“操作性”技术方法，企业的财务效率大大提高，但同时也导致了对非正式制度（如文化）安排在企业财务中作用的轻视，并使人类的一些基本价值准则遭到蹂躏；第三，以经济人假设为理论前提，必然形成对财务经济性效率和经济性规则的过分关注以及对财务的社会属性的轻视。由于正统财务学强调理财者的“利己主义”和“机会主义”倾向，因此，尽管日益受到重视的经济伦理学将这种“自利性假设”称为经济学的“无伦理”现象，并批判性地指出这种极其狭隘的自利行为假设阻碍了对一些富有意义的经济关系的关注，也尽管涉及“人性”的理论在社会学、伦理学和管理学等学科中已有较大的发展，但在财务学领域，至今仍看不到任何“社会人”的影子，有关社会的公共性利益、社会的规则和制度至今没有被引入财务学的分析框架；第四，理性选择范式具有盲目地把西方文化和理财价值观推向普遍主义的危险和倾向，忽视甚至无视其他文明和文化的存在，因而在分析非西方背景下的财务选择行为时难以深入。这大概就是近年来我国财务学理论研究中“西化”倾向较为严重、缺乏体现本国制度和文化特色的财务学研究的方法论根源。从实践看，理性选择的财务范式还导茁财务价值导向偏颇和财务制度设计失效，进而使财务实践偏离“情、理、法”。就中国企业的财务实践看，主要表现为：对账面利润的过分追求，结果导致对企业财务行为的社会后果的轻视，生态破坏和环境损失严重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缺乏主流价值观的文化背景下过分追逐财务的收益性或盈利性，导致企业理财中大量“败德行为”发生，诚信危机、信任危机、信用危机，说明了单纯强调“工具理性”的负面效应，同时也说明了确立“以德理财”、“以义理财”和“以信理财”等“非理性化”财务理念的现实意义。可以说，财务学的理论与现实缺失是正统财务学强调“工具理性”逻辑并采用“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必然结果。因此，要从根本上克服正统财务学的理论与实践缺失，必须对理性选择的财务范式进行彻底革命。

　　财务学所遵循的理性选择范式，实际上早就受到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的批判。早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凯里就指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提供给我们的“经济人”假说，讨论的是人性的最低级的本能，是一种纯粹的“野兽哲学”，认为斯密的经济人是“经济的利己主义者”，是惟利是图的“抽象的人”、“虚假的人”（王可敏，2000）。制度主义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更为猛烈，认为它是超越一切社会环境和历史时间概念的、非伦理、抽象化的人性观，是导致“金钱社会”的根源。按照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不是一些简单的个体，而是一些在社会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社会个体。为了了解这种个体，我们必须把它放在群体环境中加以研究。因此，制度主义经济学十分强调在广泛的制度和文化等社会环境中来考察人的行为（G.M.霍奇逊，1993）。对理性选择范式的批判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现“科学总估价的转变”（1），同时引起了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人、制度和文化的高度重视的倾向，这种倾向后来被统称为“新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在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体现。按照詹姆斯。马奇（JamesgG.March）的看法，新制度主义包括三种，即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和新制度主义社会学。毫尔（PeteraA.Hall）则把新制度主义分为另三种，即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的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有四个突出的特点：（1）倾向于在相对广义上理解制度与个人行为间的关系；（2）强调与制度的运行和发展相联系的权力的非对称性；（3）强调“路径依赖性”的制度发展观；（4）特别关心将制度分析和观念等因素结合在一起的分析方法。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实际上是理性选择范式向制度方面调整的结果，它继承了理性选择范式中关于个人行为的基本假设，同时又较为充分地考虑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个人行为的约束。社会学上的制度主义发挥了自己的学科优势，在界定制度上采取了更为宽泛的态度，试图把文化涵盖进制度的框架中。这个界定打破了制度与文化在概念上的隔离，使文化更加具体化，更容易在分析中加以把握，同时也强化了该范式在宏观层次上的解释力（李惠斌、杨雪冬，2000）。

　　因此，可以说，财务学的研究正经受着一种奇特的精神困惑，这就是“理性主义的财务行为观”，这是导致财务学理论逻辑缺欠和现实缺失的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根源。如同在社会科学里出现的变革情形，财务学的进一步发展也必须寻求财务学与制度主义的有效结合。

　　二、财务学与新制度主义理论耦合的可能性分析

　　1.企业财务行为的社会性与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企业财务行为。斯维德伯格和格兰诺维特（R.Swedberg and M.Granovetter）曾就经济行为的性质及其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提出了三个基本命题：第一，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特定类型；第二，经济行动具有社会性的定位；第三，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2）。这三个基本命题，实际上也是企业财务行为的基本命题。尽管正统的财务学继承主流经济学的逻辑传统，将企业财务行为视为一种有目的性的纯经济行为，但事实上，企业财务行为的社会属性是客观存在的。企业是社会结构体系的一个基础性环节，其决策与行动必然地给社会带来一定的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消极的或积极的后果，企业因此也就成为了一个“社会经济机构”，尤其是处在高度社会化市场经济中的现代企业。这里的“决策与行动”，自然包括财务的决策与行动。就是说，企业的财务决策与行为必然地会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自然也受到社会的种种约束与限制。即使把财务行为视为一种理性的行为，但正如韦伯所分析指出的，任何理性行动都受到社会的影响，因为它必须考虑到他人的相应行动并作出调整。其次，企业财务行为均是有主体的行为，也就是由人来进行的行为。作为从事财务活动的人，首先就是“社会人”，因而其行动也首先就是一种社会行动，限定于特定的社会情境之中。第一，财务行为受到理财者的社会价值观的指引和约束。可以说，任何财务行为都是基于某种道德判断之上的，这种判断影响着理财人对财务行为目标和手段的选择与使用，中国历史上“儒商”（3）的理财行为就是较好的说明；第二，理财者在对物质利益追求的同时，往往还夹杂着对他人的赞同、个人地位及权力的渴望，这些都与其他社会成员有关。完全不受限制的纯以个人为中心的最大化行为是不现实的；第三，即使是不受限制地对物质利益或经济利益的追求，也必然受到建筑在社会互动之上的互惠性期望的限定。因此，企业财务行为实际上是“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嵌入”（embeddedness）是社会学广泛使用的概念，意指各类经济行为都受到其所处的社会结构的限定，这种社会结构决定着它们的形式与结果。社会学中的“嵌入性理论”给财务学研究的重要启示就是，财务学应当象经济社会学和制度经济学那样，把“制度”纳入企业财务行为分析的框架。

　　2.财务的基本职能与财务效率的制度性影响。笔者认为，财务的基本职能是有效培育和配置财务资源。在财务职能的实现过程中，效率总是被优先考虑的因素。财务效率取决于多种因素。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主要包括：（1）理财者的素质，特别是掌握财务决策控制权的经营者的能力与责任心。（2）环境。在不同的环境中，财务效率也是有差别的。通常的情况是，经济繁荣时期的财务风险小于经济萧条时期，而过剩经济条件下的财务风险又大于短缺经济。（3）技术和方法。一般情况下，采用科学的决策技术在效率上总是优于“拍脑袋决策”，科学的管理效率总是优于经验管理，尽管经验管理经常地被人采用。（4）信息。信息越充分可靠，财务的效率也就越高。（5）制度。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财务效率的影响因素是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不断变化的。比如科学技术，在马克思时代是重要的效率因素，到邓小平所处的时代就上升为“第一生产力”。制度也是一样。尽管制度与管理、分工、协作、科技等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添加的要素，但是，正像其他领域通行“后来居上”和“软件能高于硬件”的原则一样，从效能的角度衡量，在财务活动中制度的地位和作用并不能低估。谭忠真、邹东涛（1999）曾将制度解释为“更是第一生产力”，并认为制度生产力包括制度的整合力、制度的激励力、制度的规范力、制度的开发力、制度的协同力和制度的更新力六个方面。

　　本文的看法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影响财务效率的各种因素中，关键是制度因素。具体地说：（1）制度是充分发挥理财者创造潜能和积极性的“启动器”。科斯在考察制度的作用时曾提出，实际的人是在“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的”（4），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1841年对西方国家经济史的对比考察后指出：“个人的生产力大部分是从他们所处的社会制度环境中得来的”（5）。制度所制约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制度所提供的社会条件制约着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因此，没有有效的制度，经营者的理财积极性的创造性不可能会充分发挥出来，财务效率也就不可能会高。（2）制度创新是财务技术和方法创新的“孵化器”。诺思在分析制度的作用时曾提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增长的关键因素。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就在于发展了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建立制度化的设施，并确立财产所有权”（6）。从财务上说，没有一种在制度创新基础上形成的组织上的有效创新，现代的财务管理技术和方法是难以在实践中有效利用的，这是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中习惯于传统的经验式管理的重要原因。（3）制度是信息充分可靠的“保护神”。没有良好的制度体系，财务资源配置中所依赖的信息的充分性和可靠性是根本无法保证的，曾“一石击起千层浪”的“郑百文”等就是典型的例证。（4）制度架构是制约资本生产力“水流”大小的“管道”和“阀门”。现实中，资本或财务资源是一种能量系统，制度则是一种控制系统，控制系统制约着能量系统的开发。控制系统通过制度规则创新、管理体制创新、产权法则创新、激发社会创新的活力，释放能量，使资本的各种潜力得以发挥，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因此，资本就好比“水”，而制度是“阀门”，决定着“水”的流量。制度与财务效率的关系原理告诉我们，财务学的研究必须充分考虑制度对财务效率的影响，并在理论上将制度主义有机地融入财务学体系。

　　3.利益相关者财务网络与财务性的制度安排。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有效率的利益相关者财务支持网络，这个网络的稳定性和强度是企业财务效率的又一重要影响因素，因此财务学的研究不能忽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财务网络。企业的财务支持网络首先具有合作性的特征。利益相关者（诸如股东、债权人、经营者、员工、客户与供应商、政府和社会公众等）愿意给企业提供有形的和无形的财务支持，是因为他们相信通过财务支持的形式组成“战略联盟”能够产生“合作盈余”（企业价值大于其所有成员独立行动的收益之和的差额），并相信自己能够从合作盈余中分得比独立行动更多的收益，企业的财务活动本身就是利益相关者合作（包括有形资本合作与无形资本合作）的产物。但是，企业的财务支持网络同时又具有“冲突性”或“非均衡性”，诸如包括出资者或股东与企业及其经营者之间的财务冲突、不同股东类型（如国家股东与非国家股东、优先股东与普通股东、中方股东与外方股东等）之间的财务冲突、债权人与企业及其经营者之间的财务冲突、政府与企业及其经营者之间的财务冲突、企业与其客户之间的财务冲突、企业及其经营者与社会公众之间的财务冲突、经营者内部董事会与经理班子和董事长与总经理之间的财务冲突、企业与其内部分部之间的财务冲突、企业与其员工之间的财务冲突等。财务性的冲突既体现在财务收益的分配方面，又体现在财权安排即财权争夺方面，还体现在财务观念如目标观念和风险观念等方面。企业财务网络内部的冲突性，一方面来自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利己心和机会主义动机；另一方面，信息的不对称性、风险偏好差别以及利益相关者在财务关系中讨价还价能力的差别等，事实上也会导致相互间的非合作倾向。按照社会学的观点，冲突具有系统破坏性和分裂性。这个观点应用在企业财务上就是，客观存在的各种类型的财务冲突是导致企业财务合作失败和企业契约分裂的重要原因，合资企业中存在的大量不稳定性和财务失败率就是典型的例证（7）。因此，企业财务冲突及其协调的问题，必然地构成财务学研究的又一重要课题。

　　对企业利益相关者财务持续网络及其内部冲突性的研究必然地需要深入到制度层面。这是因为：首先，冲突形成与制度相联。按照社会学的观点，社会主体间的冲突源于“交换”（包括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而交换又起源于个体拥有资源的有限性。这里所说的有限资源，总是与个体的特定产权有关。换句话说，产权制度是形成冲突的根源。产权制度导致交换行动中利益主体间的报酬矛盾和目标不相容，进而导致“两难困境”或社会冲突。其次，冲突的程度与制度相关。在不同的制度结构中，利益相关者财务冲突的程度是存在差别的，社会信任度与企业合作强度的关系原理就是较好的例证。按照Fukuyama（1995）提出的“信任半径（radiusoftrust）理论”的见解，信任半径越大，企业财务合作与规模扩张的空间越大，冲突程度越小。格兰诺维特（1981）提出的IS—TS解释模型（8）也认为，信任与关系强度成正向关系。也就是说，社会信任度越高，社会网络内部的合作强度越大，冲突程度越小。中国企业与银行、客户之间财务程度较大的事实，也能说明制度与财务冲突强度之间的内在联系。再次，冲突需要制度来整合。社会功能主义的代表帕森斯将社会整合均衡视为现代社会的中心问题，按照他的观点，由于利益或报酬冲突，适合需要整合和均衡，而社会系统实现自身的整合与均衡，需要有一系列的制度化的社会控制的机制和作用于社会秩序的文化模式。另一西方社会学家科塞曾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冲突与制度间的内在联系：冲突可能导致法律的修改和新条款的规定；新规则的应用会导致这种新规则和法的实施而产生的新的制度结构的增长；冲突还可能导致竞争对手们和整个社区对本已潜伏着的规范和规则的自觉意识。因此，冲突对制度的建立具有激发功能，冲突需要制度来化解和整合（L.A.利塞，1989）。

　　财务网络内部的冲突性决定了企业财务性制度安排的必然性，而财务性的制度安排过程其实就是企业财务网络内部各种相互冲突的力量互相抗衡和妥协的过程，是有关各方利益或力量均衡的结果。而企业财务网络主体的多元性特征，又决定了这种财务性制度安排是面向全部利益相关者的，是协调和均衡利益相关者财务关系的重要机制。财务性制度的主要内容和目标是通过对财务性权利和责任的明确，均衡各契约主体即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关系，以最大限度地协调和化解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冲突。就企业财务网络结构而言，财务性制度安排的目标是面向企业的全部利益相关者的，而不仅仅面向股东或经营者。财务作为联结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的重要纽带和企业合约的重要组成内容，其本身的性质就是一种以法人财产权为基础的明确各利益相关者的财务权利和责任为主要内容的一种制度安排与运作。

　　综上所述，制度是企业财务行为的一个内生性因素，研究企业的财务问题，不仅不能回避制度，而且更应当将制度因素融入企业财务学的框架，实现制度主义与财务学的理论耦合与互动式发展。

　　三、财务学与新制度主义理论互动式发展的基本路径

　　本文把正统的财务学称之为“技术主义财务学”，是因为正统财务学所关注的主要是甚至完全是财务的操作性技术方法，诸如财务决策的技术方法、财务预算的技术方法、财务控制的技术方法和财务分析的技术方法等。技术主义财务学割裂了企业财务行为与制度结构的内在联系，导致财务学与社会学的理论隔阂。解决正统的技术主义财务学所存在的理论与现实缺失，需要通过财务学与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耦合，建立起新制度主义的财务学。为此，需要在财务学理论研究中实现如下三个重大转变：

　　1.研究前提：从经济人假设到社会人假设。企业财务行为是由“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进行的有目的性的行为，因而其行为动机、方式和结果必然地受“人性”的影响。在人性方面，正统财务学所一贯坚持的是经济人假设和自利性假设，并认为经济人假设具有令人满意的解释和预测功能。所以如此，其认识论根源就如同汪丁丁（1998）所描述的：“当群体中多数人的行为是效率导向的时候，自利性假设，不论是工具主义的还是本体论现象学的，都足以解释众数现象。因为，‘效率’——以最小的努力达到既定的目标，是自利性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能够解释众数现象的并不仅仅是效率。因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完全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单纯讲究效率问题势必割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那种认为经济学及其应用学科（包括财务学）研究效率而社会学、法学等研究公平的传统观点，是不全面甚至是完全错误的。第二，任何社会主体（包括企业组织和个人）的逐利动机，都必然受社会结构的限定，并建立在社会互惠性期望的基础上，企业组织和个人完全不能超越社会制度结构和法律设定的边界追求个人的私利。第三，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构建的财务学体系，几乎总是与社会学、经济社会学、伦理学和法学等发生对立和冲突。换句话说，财务学的人性立场与社会学的人性立场总是不连贯，财务学与社会学因此而出现彼此对立的局面。

　　有效解决正统财务学所面临的理论与现实困惑，客观上需要转换理财主体的人性立场，实现从经济人假设向社会人假设的重大转变。达此目的，首先要扩展企业财务的目标结构，将企业的社会性和道德性责任纳入财务行为的目标体系，同时修正企业财务的经济性目标定位。无论是将企业财务的经济性目标解释为利润最大化或股东财富最大化还是解释为企业价值最大化，客观上都只能体现企业及其股东作为经济人的利益需求，将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作为社会人看待，需要将企业行为的“社会成本”纳入目标体系，也就是把社会成本纳入企业成本计算与控制体系；其次，将生态和社会规则纳入财务运作规则体系。企业的财务决策与控制，不能只考虑经济后果或现金流量，还应当考虑财务行为的社会性影响以及社会结构对企业财务行为的限制作用；再次，要将制度作为企业财务行为的内生性因素纳入财务学的分析框架，分析制度尤其是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财务行为及其后果的影响，以凸现企业财务行为中的“人文关怀”或“人文精神”。

　　2.研究方法：从个体分析到网络分析。正统财务学在方法论上信奉个体主义，即以企业个体作为独立的封闭式考察对象，并从企业个体的内在属性和内部驱力出发来解释企业财务行为。比如投资决策行为，就是完全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动机需求来解释。个体主义方法论给人的错觉是：似乎企业财务行为是孤立地进行的，完全不依赖于其他社会主体。而消除这种错觉的关键，就是实现财务学研究方法的重大转换。若将财务学置于社会科学系统之中考察，就会发现传统的个体主义方法论正经受网络分析法的挑战。80年代以来，西方极端个人主义文化倾向对社会共同体的内在和谐关系所造成的负面作用的日益显现以及东亚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等新的环境因素的出现，使“社会资本”（9）成为许多学科关注的热门概念和分析的重要起点，“网络分析”成为流行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该分析范式的构件包括：（1）用对行动的结构限制而不是单位内部的内部驱力来解释行为。换言之，结构性的社会关系是比系统成员的个体属性更有力的社会科学解释素材；（2）网络分析的焦点是个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试图将个体还原为其内在属性和本质特征的范畴；（3）个体社会网的结构决定了其二人关系的作用；（4）世界是由网络而非群体构成的，因为群体有严格的界限；（5）网络方法补充和替代了个体主义方法。

　　将网络分析法应用于财务学的研究，要求我们把企业财务行为视为一种网络化行为，来分析企业利益相关者财务网络的内在结构与关联性质，特别是网络内部的冲突协调机制。事实上，企业总是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网络结构中展开财务活动的，并且其网络成员就是那些向企业提供财务资本（股东与债权人）、人力资本（经营者与员工）、市场资本（客户与供应商）和社会资本（政府与公众等）的利益相关者。离开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财务网络，企业的财务行为几乎是无法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财务行为就是一种网络行为而不是企业个体的内部行为。财务的网络性是企业作为“社会人”（社会的法人或社会经济机构）的重要表现。因此，实现从技术主义财务学向制度主义财务学的转变，还需要强化对企业利益相关者财务网络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课题主要有：企业财务网络的内部结构及其演进；财务网络关系的特性；财务网络内部合作性及其影响因素；财务网络内部冲突性的表现、形成机理和协调机制；社会资本与利益相关者财务冲突整合等。对这些课题的进一步研究，需要转换财务学研究方法并将效率与公平同时纳入财务学体系，以实现财务学与社会学的互动式发展。

　　另一方面，还要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财务网络“嵌入”于社会网络结构之中，分析企业利益相关者财务网络与社会网络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现实看，企业利益相关者财务网络不是一个封闭的结构，而是动态的、开放的系统，这个开放的财务网络系统既受社会网络结构的限定，比如信任机制时刻限制着企业财务网络的建立与发展，同时又对社会网络结构系统的正常运行施加一定的影响。总体考察，“优质”的企业财务网络系统促进社会的财务资本的流动，使社会网络结构的支撑基础——市场（10）——得以不断拓展，并强化社会网络的联结机制——社会信任体系；相反，“劣质”的财务网络系统会破坏一个国家的社会网络结构。企业财务网络对社会网络系统的负面作用的典型例证是目前我国的信用危机。按照社会学的观点，信任与网络强度呈正向关系，而时下企业流行的“重利轻信”做法，无疑会弱化社会网络系统的功能作用。因此，将网络分析法应用于财务学研究，也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事。

　　3.研究内容：从财务技术到财务制度。新制度主义财务学的研究重心不是财务的操作性技术，而是“嵌入”于企业财务网络之中的财务制度结构。一般认为，制度是至少在特定社会范围内统一的、对单个社会成员的各种行为起约束作用的一系列规则，这种规则可以是正式的，如法律制度、组织章程等，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如道德规范、习俗、信任等。对企业财务网络行为而言，起约束作用的制度都可以称之为“财务制度”，并且财务制度应当包括两大类：

　　一是财务本体性正式制度，即直接约束企业财务行为要素的制度规范，诸如我国财政部制定各种专业财务制度。财务本体性制度的表现形式可以是专门的企业财务制度，也可以是散见于证券法、税法、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中的“公共财务规则”。“公共财务规则”虽是一个新的术语，但各国的公司法、税法、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等有关法律中，确实包含有类似“公认会计原则”的、适合所有企业的公共财务规则，这些规则对企业的财务行为包括筹资、投资和收益分配等行为形成强制性的约束。公共财务规则存在的依据，是企业的财务活动的网络性和社会性。既然企业财务行为是一种网络行为，所影响的并不仅仅是企业或其股东，而且还影响企业所有利益相关者乃至整个社会，那么，政府出于对维护良好社会经济秩序和实现效率与公平统一的考虑，就有必要和可能通过制定和执行公共性的财务规则，来规范企业的财务行为。当然，政府作为一般社会管理者制定的财务规则与政府作为产权所有者制定的财务规则是有差别的。从国际经验看，国有企业应当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其财务行为，以体现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特殊性及其对国有企业财务的特殊影响。政府作为产权所有者制定的国有企业财务制度，其主要特点是：体现政府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代表的特殊财务权利；体现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分离；侧重于政府如何约束和规范企业财务行为。

　　二是财务关联性制度。这种制度在性质上并不是财务性的，比如产权制度、市场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产业管理制度、合同管理制度、伦理道德、宗教教义等，但却对企业财务行为及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财务网络关系起约束和限制作用，因而称为“财务关联性制度”。与企业财务活动相关联的制度既有正式制度又有非正式制度，当前尤其是应当重视非正式制度与企业财务网络行为之间关联性的研究，因为这方面的研究确实薄弱。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克姆（Emile.durkheim）在对社会整合机制的研究中，曾将现代社会缺少规范和丧失整合的状态称之为“失范”（anomie），并将导致“失范”的主要原因解释为三个方面，即：个人欲望在现代社会结构中急剧滋长；现代社会不能满足所有个人的欲望；社会骤变会使个人欲望失去社会约束。并认为人类的私欲只能在他们所尊重的道德力量面前有所收敛。假使这一类权威不存在，便要靠强权法则来统治，而明争暗斗的状态必然是长时期的。杜尔克姆的社会失范理论给我们进行财务学研究的启示就是：伦理道德、信任保障、社会资本等非正式制度在解决企业理财活动中过分追逐私利而导致财务秩序混乱或“财务失范”问题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联性制度事实上就是本体性制度的环境性约束条件，因而财务本体性制度与财务关联性制度需要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这种结合，就等于将企业财务行为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来分析社会制度结构对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和限制，这样做有利于摆脱正统财务学“就财务论财务”的思维局限性，使所构建的财务学体系更具动态调整性和环境适应性，并消除财务学与社会学、文化学、伦理学等社会学科的隔阂，实现财务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