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制约农民增收的一系列因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农业生产率、农民非农就业收入、农产品市场结构、国家涉农政策以及地方财政经济状况等）中，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是最关键的。因为它不仅对农民增收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也制约与影响农民增收的其它因素。

　　[关键词]人力资本投资　农民增收　制度经济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农民收入增长的举步维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三农”问题日益严重，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农民增收成了理论界和政府部门的一个持续的热点、难点问题，研究者们也开出了增加农民收入的种种处方。但由于农民收入的多重制约性，多数处方收效甚微。因此，为了寻求增加农民收入的更有效途径，就需要对农民收入的制约机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笔者认为，农民收入增长是由一系列因素共同制约的，它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农业生产率、劳动力就业、农产品市场供需矛盾、国家的涉农政策、地方财政经济状况，以及政策法律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其中，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是影响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最关键的因素。

　　一、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农民收入

　　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能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加快农业科技进步，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率，特别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这是农民收入增长的基本前提。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农民收入主要是由农业生产率，特别是由劳动生产率决定的。这是因为工资率主要是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与劳动的供给所决定的，其中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成正相关，而与劳动的供给成负相关。农业生产率包括土地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两个方面。土地生产率主要影响农业产出量，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土地生产率，可以增加农民收入。但是，如果农产品市场呈现供求平衡或者供过于求的格局，提高土地生产率，增加农产品总量，将导致农产品价格下降，出现增产不增收、甚至增产减收的局面。这正是当前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则可以通过提高农业劳动者的边际生产力水平，从而增加农民收入。当前我国农民收入水平低，从根本上来说，是由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下造成的。因为我国的土地生产率已达到很高水平，甚至已超过欧美许多农业现代化国家。而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则远远低于世界农业发达国家。我国的农业劳动力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高达40%，而美、英的这一比例却仅为2%.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不到美、英等国的1/20.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关键在于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提高农业劳动者的文化素质与加快科技进步。目前，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农业的贡献率高达70%～80%，而我国的这一比例却不到40%.其重要原因在于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不足，阻碍了农业科技进步的推进。因此，大幅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综合素质，提高农业科技水平，促进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尤其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实现农民增收的根本保证。

　　二、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农民收入

　　我国拥有13亿人口，近8亿的劳动力，其劳动力市场基本上属于著名经济学家W.A.刘易斯所说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型市场，劳动力的供给远远超过需求。而且，我国劳动力资源具有数量多、质量差的特点。低素质劳动力大量过剩，高技术、高素质的劳动力又严重不足，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这一特点更为明显。据统计，我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6年多。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科技素质与城市劳动力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加之城乡分割的劳动就业制度，使农村劳动力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此外，由于科学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使资本替代劳动的进程加快。这种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不仅表现在城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也表现在农村乡镇企业，甚至农业内部。因此，技术进步使城乡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弹性相对下降。另一方面，中国每年又净增数百万劳动力。以上诸种原因并存，使农业剩余劳动力难以大规模转向非农就业，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更突出，从而导致农民外出务工的工资下降、非农收入增长减速。同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增加并滞留于农业，又进一步降低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而降低人均农业收入。人均农业收入下降与农民非农就业收入增速减缓共同作用，造成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在总就业中的比重高达40%，但创造的农业总产值却仅为GDP的15%，这是农民收入水平低的核心所在。对此，许多专家早就提出，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是减少农民。这既依赖于工业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以不断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取决于农村劳动力就业竞争力的提高。因此，必须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其就业竞争力，以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步伐，这是实现农民收入长期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

　　三、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农业结构调整与农民收入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产品市场供求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即以粮食为代表的主要农产品由供不应求转变为供求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状态。而且随着居民收入提高，人们的食物消费结构已逐步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但是，由于农业生产结构的刚性特点，使一般性的农产品出现相对过剩、价格下滑和农业经营收入下降的趋势。农业结构的刚性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农业自身的特点造成的农业结构刚性。如农业生产受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制约，生产周期长等原因造成的农业结构刚性。其二，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低下，是农业结构刚性的主要原因。农民人力资本短缺，尤其是科学文化素质低，使其对市场的分析预测能力差，特别是缺乏生产优质农产品所需要的知识和技术（当然也有资金问题），以及因企业家才能缺失造成的创新动力不足，收入预期和观念、行为的长期固化，使农业结构调整十分艰难、缓慢。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很难改变当前这种一般性农产品供大于求、价格下降与农民增收困难的格局。不仅如此，由于加入WTO后，国家面临进一步放开农产品市场的压力，中国农产品市场将面临国外农业发达国家质优价廉的农产品的更大冲击，农产品市场相对过剩的矛盾将进一步突出。一般性农产品，特别是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的价格还有一定的下降空间，农民的农业收入还可能进一步下降。因此，必须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不断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为农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农业国际竞争力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奠定基础。

　　四、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政府的“三农”政策与农民收入

　　制度经济学派早已阐述了制度、技术、经济发展与收入增长的内在关系。某种政策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绩效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政府“三农”政策对农业的发展影响极大，当然也必然影响农民收入。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施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运用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政策转移农业剩余和农民收入，为工业发展积累资本，这种发展战略的长期推行，导致农业发展缓慢、农民收入低下、城乡差距不断扩大。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实了农民的农业自主经营权，加之国家几次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产品连年丰收，农民收入也快速增长。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由于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市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不断增大，而以往政策的作用则有所下降。特别是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不够、投资不足，使政府抑制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的措施无法彻底贯彻。如1998年以来，中央政府再三承诺的严格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剩余粮食等“三项政策”，由于信贷资金不到位或挪作它用等诸种原因，在许多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没有真正落实。这些政策方面的因素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也与农村人力资本短缺、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低下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按照信息经济学的观点，政策的制订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是利益各方讨价还价的结果。农民由于科学文化素质较低，基本上没有能力和机会参与政策制订，也缺乏有效的手段（如利用大众媒体）影响政策制订过程，因而政府制订的农业政策（包括其它政策）很难有效保护农民与农村的利益。因此，从长远来看，只有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农民对政策的认知能力，以及通过组建各种经济合作组织和组建农会，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以此为基础逐步提高农民参与政策制订（主要通过发挥农村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职能）的能力，从政策角度维护农民的利益，以实现农民增收。

　　五、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地区经济发展与农民收入

　　地区经济发展与地方财政状况对农民收入也有较大影响。因为地区经济发达，特别是其二、三产业发达，将使其财源丰富、财政状况良好。这样，地方政府才可能增加对农业、农村的投入，也有条件减少对农业和农民的征收，从而通过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和对农民“减负”来促进农民增收。而地区经济发展和地方财政收入状况，很大程度上还是由其人力资本存量与技术水平决定的。因为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其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的数量、质量以及制度的效率。其中尤以人力资源的素质影响最著。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通过人力资本投资，不断提高人力资源的素质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

　　第一，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加快地区经济发展。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促进劳动者知识、技术、能力不断提高，将使自然资源得到更合理、更充分的利用，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增强区域经济竞争力，促进地区经济更快发展。

　　第二，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的素质，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其一，高素质的劳动者是地区科学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基础，因而也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其二，丰富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可以实现人力资源对自然资源的替代，从而克服自然资源短缺的矛盾，促进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

　　第三，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提高该地区的制度效率，从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制度经济学理论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经济不断发展，是后发国家（或地区）经济现代化的必经途径。但制度变迁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特征，只有改变某一制度的原有生成环境，才能真正实现制度变迁。人力资本投资则是实现制度变迁的有效途径。因为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提高民众的人力资本水平，即提高人们的知识、技术和能力，并不断更新人们的观念，从而为制度创新提供人文基础。因此，人力资本投资，是推进地区制度创新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第四，中国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于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具有特殊重要意义。长期以来，中国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极大地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增收。

　　自上世纪中期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为了加快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实施了工业和城市优先发展战略，造成城乡二元结构不断深化与长期固化。在人力资本投资上也是如此。长期以来，国家将人力资本投资的重点放在城市，对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导致城乡人力资本差距不断扩大，并因此而弱化了农村经济的相对竞争力，阻碍了农村经济的正常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差别化的有失公平的城乡人力资本投资政策，不仅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反而因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而进一步强化：一方面，进一步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责任推给农村最低一级政府——乡镇政府；另一方面，财政权不断上收，农村地方政府的财政来源日益枯竭。这直接导致两个后果：其一，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责任推给乡镇政府，实际上最后基本上都落在农民身上，导致农民负担不断加重，这是农民不增收、农民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二，财权上收、事权下放，这种财权与事权的严重不对称导致农村基层政府，特别是县乡（镇）政府的财政负担不断加重，县乡财政困难重重，根本无力通过财政投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正常发展。因此，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入力度，特别是加大国家对农村义务教育和基本医疗保健体系建设的投资，无论短期还是长期，都有利于农民减负增收，并直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从短期来说，增加国家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入，特别是增加农村义务教育和基本医疗保健体系建设的投入，可以大幅度减轻农民的负担，同时也可以减轻县乡政府的财政负担，从而避免基层政府将负担转嫁给农民，为农民增收创造财政基础；从长期来看，国家特别是中央政府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力度，不断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可以极大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步伐，从而为农民收入长期、持续和快速增长创设条件。

　　六、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政策法律环境与农民收入

　　国家与地方政府的政策、法律环境好坏，也对农民收入造成较大影响：政策法律环境良好，便有助于农民增收；反之，则有障于农民增收。良好的政策法律环境，可以使国家和地方政府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与保护农民利益的各种政策措施得到有效贯彻，从而有助于农村、农业发展与农民增收。政策法律环境的状况也与人力资本存量，特别是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密切相关。一般来说，人力资本存量越丰富，民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越高，政策法律环境就越好。政策法律环境的好坏取决于两方面：其一，政策、法律制订者与实施者的素质。民众整体的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准越高，政策制订者与实施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也越高，所制订的政策与法律越能反映民众的利益与要求，也能更好地被实施。其二，民众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与道德水准。民众的科学文化素质与道德素质越高，越能够赢得良好的政策法律环境。因为高素质的民众知道什么是自己最大的利益之所在，并在自己的合法权益被侵犯时，知道运用法律、公共媒体等多种措施捍卫自己的利益与权力。近年来，我国农民增收困难，除其它具体原因外，也与农村居民科学文化素质低下、农村的政策法律环境欠佳关系密切。如许多地方长期存在“乱摊派”、“乱集资”、“乱罚款”，即通常所说的“三乱”现象，极大地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使农民增产不增收。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必须依赖于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以全面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不断增强其法制意识，逐步强化其权利观念，由此使“三乱”之类现象难以容身，从而有效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只有这样，农民才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收入的不断增长。概言之，政策、法律环境对人力资本的依赖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民众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可以创建更为优越的政策、法律环境；另一方面，在既有政策、法律环境下，农民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有利于缓解、克服信息不对称对农民利益造成的不当侵害。

　　参考文献：

　　1.黄金辉。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瓶颈：投资不足[J].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03）。

　　2.蒋和胜，王德忠。关于农民增收减负途径的深层思考——兼论农民增收减负的制度基础[J].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01）。

　　3.赵丙奇。人力资本与西北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J].农村经济，2003，（11）。

　　4.黄金辉。台湾农业现代化评析[J].当代亚太，2003，（07）。

　　5.魏江茹等。农村反贫困战略下的人力资源可持续开发[J].农村经济，20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