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世界各国，财政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而财政理论作为经济社会活动一门独立的学科加以研究，至今不过200多年。

　　一、西方公共财政理论变迁概况

　　众所周知，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较之其他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要晚得多。它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的。英国重商主义学派托马斯。曼倡导的“贸易差额论”，“国防财政论”就是西欧各国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资本主义发展与专制君主利益相一致的产物。威廉。配弟的《赋税论》被誉为西方最早的财政学专著，是在重商主义走向古典经济学派过渡阶段，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货币关系扩大，为满足新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斗争需要出现的，并没有完全摆脱重商主义理论的影响。西方国家财政理论真正具有科学的性质，始于18世纪中叶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迅速发展上升时期，古典学派最杰出的代表亚当。斯密顺应资本主义发展需要，集前人财政理论之大成，予以融会贯通，于1776年出版了财政学说专门论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对国家财政进行了深入系统的专题研究，全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积极宣扬经济自由、发展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张国家职能越小越好，政府只要能起着“城市警察”的作用就足够了。国家财政支出必须限制在国防、司法、公共工程建设和维护公共机关的需要。国家财政收入来自君主或国家财产收入和来自赋税收入两个方面，并以地租、利润和工资三种收入作为课税划分依据，提出了著名的税负公平、确实、便利、节约四大原则。《国富论》的问世，使西方财政理论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完整而庞大的体系，为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石，对资本主义各国在财政理论上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人们都称亚当。斯密为西方财政学的鼻祖，创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财政学，是不言而喻的。亚当。斯密的财政思想及其政策主张，经过大卫。李嘉图的继承和发展，对西方各国公共财政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

　　19世纪最后20年，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过渡，到20世纪初形成了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从而要求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逐步取代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由于各种社会矛盾激化，1929—1933年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波及最广、最深刻、最剧烈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从美国开始，很快冲击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各个角落，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量下降了1／3到2／5.例如英国下降了23.8％，法国32.9％，德国40.6％，意大利33.1％，美国下降达46.2％。在此背景下，西方资产阶级过去传统的经济政策破产了。以国家干预经济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广为传播。凯恩斯主义者以《通论》为理论基础，把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要求政府放弃自由资本主义原则，实行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生活，提出了政府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增加投资，刺激消费，实现充分就业的一整套理论政策体系。西方国家以凯恩斯主义理论为根基，普遍推行赤字财政政策，增加公债发行，强化税收功能，扩大政府开支等扩张性财政政策，从生产、分配、流通领域调控国民经济运行。国家职能已从过去的“城市警察”拓展成为全面干预经济社会的重要工具。凯恩斯主义风行一时，几乎主导了近半个世纪西方的财政理论基础。到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严重失业与剧烈通货膨胀交替作用同步上升的“滞胀”的局面，表明凯恩斯主义的失效。西方国家先后又产生了一些同凯恩斯理论相悖的经济学说，财政理论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如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的财政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西方公共财政理论演进的历程表明，根植于私有制经济基础各学派的理论依据，政策选择虽各有差异，其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目标始终是一致的。

　　二、中国传统财政理论的贡献与不足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博大精深，散见于各代典籍的财政思想以及理财之道的论说汗牛充栋，而且都十分重视“定赋税，制国用”，财政收入轻赋薄敛，注重财源培养，支出省财节用，藏富于民。中国春秋时代儒家的财政观点就普遍主张减轻徭役，薄敛赋税，即轻徭薄赋之说。我国古代众多的财政论说，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几千年漫长的演进和发展，均有所充实和更新，例如唐代刘晏、杨炎的财政思想，宋朝王安石的财政思想，以及明代丘濬的财政思想等等，对于指导封建王朝的财税改革均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时代的局限，中国古代众多的财政思想始终未能形成系统的财政理论体系，更无专门的财政学论著。我国现代财政基础理论和专门著述的研究起步较晚。我们所见到由中国学者撰写出版的财政学著作，如陈启修著《财政学总论》、李权时著《财政学原理》、何廉、李锐著《财政学》等等，都是民国时代的产物，至今还不到100年。这些著作的理论基础，内容及结构体系，基本上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财政理论的翻版，即“公共产品论”或“公共财政论”的通盘移植，既无多少新意，又无中国特色。

　　三、新中国财政理论体系在曲折中前进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财政学界开始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财政学科的本质、职能、原则、经济范围及其属性。50年代初有的学者虽然也提出过财政是国家在满足其需要，进行社会财富分配与再分配的经济行为的界说，我认为这一命题，只简要回答了什么是财政，而没有触及财政本质的深层次研究，更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分析或专门著述。由于建国初期的特殊历史背景、经济学“唯我独尊”，国内理论研究一边倒，完全排斥西方经济学理论。我国财政学基础理论建设受到苏联财政理论影响极深，把财政学研究的对象界定为货币关系体系，即“货币关系论”的观点，在国内占居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但是，货币关系论的理论在研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财政问题，出现了很大困难，许多历史事实缺乏充分依据支持自己的论断，难以自圆其说。有鉴于此，5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国内一些学者对货币关系论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我国老一辈财政学家西南财经大学许廷星教授从国家实现其职能参与社会产品分配形成的分配关系入手，以参与分配的主体为标准，把社会再生产中的分配区分为经济属性分配和财政属性分配两大类型，于1957年在国内首次明确提出了“财政学的对象是国家关于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过程中的分配关系”及其理论体系的全新见解，即“国家分配论”或称“国家分配关系论”。许廷星教授的这一研究成果，对财政基础理论从货币关系的圈子脱离出来研究人们物质利益的分配关系，是一项重大突破，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中国人民大学王传纶教授认为把“分配关系分为社会经济分配关系和国家职能所发生的分配关系（也就是财政的分配关系）”，“财政学的对象就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把财政同国家的职能相联系，由此来规定财政学的对象，其基本方向是正确的。”老一辈财政学家李成瑞在评价“国家分配论”的文章中指出：“‘分配关系论’的提出，对于财政本质的探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克服了货币关系的缺点，解决了货币关系论不能解释的若干重要问题。他们关于财政同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关系的论点，是同马克思关于捐税的本质的分析相符合的。”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著名财政学家许毅教授在《广义财政学体系初探》一文中对“国家分配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作了全面系统地客观评述。指出“‘国家分配论’是我国财政学界在50年代经过一代人的努力，在扬弃了西方资本主义‘公共消费’、‘公共财政’理论影响后，转而从前苏联引进的‘货币关系论’发展而来的。它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方面搞清楚了财政分配的对象是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及再分配；另一方面弄清楚了分配关系属于经济基础，分配方式和分配活动……属于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能动形式；同时也揭示了财政分配方式在不同的生产方式条件下具有特殊的运动方式。”“总之‘国家分配论’阐述的重点是从社会再生产的中介地位来研究分配方式以及与交换关系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能动作用，并为推进财政理论发展打下了基础。”我国50年代后期所产生的“国家分配论”，在老一辈财政学家的积极支持、倡导和坚持下，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不断充实和发展，已被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专家所接受，形成共识，成为新中国现代财政学基础理论建设的主流派。这一研究成果的提出，在实践中的不断发展和不断完善，在国内财政基础理论研究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完全是老一辈财政学家和部分中青年学者共同劳动的结晶，而不是某一个人的专利。以上事实表明：“国家分配论”为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现代财政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及指导财政工作实践所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功不可没。

　　80年代以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国财政理论探索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理论界相继提出了“社会再生产论”，“剩余产品论”，“社会共同需要论”等各具特色的不同观点。随着改革开放深化，西方经济理论的大量引进，财政基础理论探索日益成为理论界的热门话题。报刊杂志在这方面刊出了大量文章，发表了不少议论，讨论的焦点归根到底是“国家分配论”在新形势下是否还有用？过时没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建立什么样的公共财政才符合我国具体国情？紧密围绕“国家分配论”与中国“公共财政模式”两大基础理论的争论，目前尚在进一步深化中。我认为这一问题的深入探索，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国实际，与时俱进，实事求是，以追求真理为最高职责，既要继承老一辈学者潜心研究的优秀成果，使之丰富和发展，又要吸收借鉴世界各国财政理论的精华，为我所用。切忌随波逐流，照搬照套。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外国的东西不研究中国这块土壤有多大需求，简单拿来是不会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