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城市化正处于发展的转型期，城市管理水平比较低，交通拥挤、环境质量下降等“城市病”还比较突出。加强对道路、供水、供电和环境保护等公共物品（包括公共服务）配置的研究，考察其配置带来的多重效应，将有助于我们更加重视公共物品建设，从而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

　　一、城市化与公共物品需求

　　当今世界，城市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科技进步、先进的交通运输和通讯手段，为推动城市化进程提供了公共需要的技术基础和物质保证，而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又反过来对公共物品提出了更加迫切的需求。例如，在人口向城市聚集的过程中，要求住房、供水、供电、排污、垃圾处理、教育、公安及消防等公共物品，能不断增加供给，以满足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膨胀的需求。在人口和各种城市功能向外分散的过程中，要求交通运输等公共物品在空间上通过公路、铁路的延伸及供水、供电网络的增加，来扩大城市机能，在时间上通过提高配置效率来提供保障。日本的学者山田浩之曾指出，从城市的本质来说，公共需要的增大，则不能不说是必然的。公共需要量的增长趋势，其中是包含质的改变的。我国1995年城市化率就已达到28.6％，现在除城市人口自然增长外，每年约有800万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据统计，若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50％，则每年共需净增城市人口1000万，与之相适应，城市水、电、教育等公共物品供给量也须加快增长。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公共物品的有效配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一，工业化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天然联系，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基本动力，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更需要借助城市的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并有赖于城市较优越的公共物品供给条件。目前，工业化水平越来越高，城市公共物品数量与布局结构越来越成为工业化发展的保证。第二，完善城市功能的要求。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工业和各种产业飞速发展的结果，而工业和各种产业的发展又要求更好地发挥城市多功能的作用，包括城市供水、供电、信息、交通、环境等多种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重视公共物品的建设，使城市交通便捷、能源充足、信息灵通。环境舒适。第三，公共物品的内在特性决定了对其需求的日益增加。恩格尔定律表明，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收入中用于食品等“生理需要”的开支比例将越来越小，而用在非生活必需品等“精神需要”上的开支比例将越来越大。简言之，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对公共物品数量和质量的需求越来越高，而公共物品的收入弹性一般来说大于市场私人物品，即公共物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富有弹性）。在现代社会，城市相当一部分公共物品不属生活必需品，而越是非必需品，它的收入弹性就越大。当人们收入（提高）超过一定水平时，公共物品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他们就越来越需要更多的公共服务。这时，医疗保健、文体设施、交通运输设施、通讯设施、教育及公共安全等公共物品就开始日益“侵蚀”和“挤占”消费结构中的私人物品的相对份额。公共物品的内在特性也决定了社会对其需求水平必然是不断提高的趋势。由此可见，城市公共物品的规模和结构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物质基础，其自身的内在机制，具有缓解城市经济运行中多方面矛盾的功能。

　　美国学者理查·穆斯格雷夫认为，在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初级阶段，公共部门投资（政府投资）在整个国家经济总投资中占有很高的比重，才能为经济和社会进入“起飞”阶段奠定基础。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曾对19世纪主要发达国家公共支出情况进行了历史考察，结论是当社会进入工业化以后，经济中的公共部分在数量上和比例上都有一种内在的扩大趋势。有关资料显示，100年来西方国家公共支出在GNP中所占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如表1所示。

　　美国另一位经济学家罗斯托也指出，保持国家公共性投资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只不过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有不同的重点罢了。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政府公共投资的重点是提供必要的社会基础设施，而在经济发展进入成熟期以后，重点则转向提供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服务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都离不开特定数量的公共物品，只是在不同时期，需要的物品有所侧重而已。

　　二、城市公共物品的配置过程

　　城市发展过程，从时间序列来看，是由古代城市变为近代城市，进而演变为现代城市的动态过程，即城市的现代化过程；从空间维度来看，是各种经济要素朝着城市地域不断聚集的过程，即城市化的过程。现实中的城市发展事实上是这两方面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进而交叉重叠的过程。考察城市是否发展，一般从两个维度上展开，一是衡量城市经济数量增长状况的人均GNP或NI等硬指标，二是包括城市管理活动在内的全部公共物品配置状况，它们是城市经济赖以高效运行的制度框架和物质技术基础。从城市发展趋势来看，公共物品运营状况将是更为重要的衡量指标，城市经济增长乃至发展的本质有赖于公共物品的有效配置。

　　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等特点，使得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对其望而却步，它的供应只有通过政府出面，组织集体行动来完成。政府的集体行动，就是把个人选择转化为集体选择的一种机制。政府通过这种非市场的民主政治程序来决定公共物品的供给与产量，从而实现公共物品（资源）的合理配置。城市政府最接近其域内消费者，了解并容易反映他们的偏好，所以由其提供公共物品，将形成符合“市场”效率的城市公共物品的规模经济。其一，城市政府能强制性地迫使个人服从其决定，按政府确定的办法去做。其二，在居民与企业对公共物品需求显示的过程中，已将有关信息传递给了政府，政府在集中所有信息后，能做出更好的公共物品供给决定。为使政府把社会成员的偏好加总起来，确定社会真正需求的公共物品量，谬勒就曾实证地介绍了地方公共物品需求决定的投票与选举规则及其规则运用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其三，城市政府的行为带有强制性，它明显地限制着个人选择的自由度。那些不愿支付税收（部分公共物品价格）的人们，可以迁移到更符合他们个人偏好和意愿的城市，从而使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更为接近全体居民的总偏好，这意味着更好地配置了公共物品。

　　城市政府通过公共选择过程，配置（提供）公共物品（资源），以满足城市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需要。在资源稀缺的普遍规律作用下，城市经济成为资源约束（稀缺）条件下运行的典型地方经济。实行单一的城市地方政府投资，将使得公共物品需求与政府财力所能提供的物品量之间产生缺口。只有多样化的投资主体介入，才能弥补投资财力的不足。从动态看，自公共物品供给开始，依次经过投资→生产→经营→管理等环节，完成公共物品的整个运动过程。从空间看，各种公共物品不可能同时处于运营的某一个共同环节，它们运营的不同环节在空间上并列存在。不管怎样，将市场机制的某些“基因”融人公共物品运营领域，探索公共物品整体运营效率提高的机制，以此促进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十分必要。我们认为，城市公共物品运营，是在城市地域范围内，在城市政府配置（提供）和监管下，由多样化的投资主体从事的供给→投资→生产→经营→管理的完整的动态运动过程。城市公共物品配置高效与否，关系到其供需是否趋于平衡，也涉及到能否满足城市经济增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三、公共物品配置高效产生的积极效应

　　城市作为经济实体、社会实体和物质实体有机统一的地域空间，经济增长是城市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城市经济增长包括城市的价值增长、人口增长和物质增长等多方面内容。首先，城市经济的多样性（异质性），是城市经济增长的基础。若干非农业经济部门，以地理上集中、技术上进步、组织系统专业化和经营高效率作为其产业形式的基本特征，这些部门不仅分布于工商、建筑等物质生产部门，也囊括了环境保护、教育等非物质的公共部门。其次，直接生产要素与间接生产要素都是城市的物质细胞，都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先进性产生积极影响。城市供水、供电、环境、消防等公共物品，将配合物质生产部门发展，有力地推进城市的价值增长。相对于城市最终的价值创造活动，公共物品运营各环节均属中间性活动，但它与前者相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大，这是由公共物品运营所引起的多重效应决定的。

　　第一，乘数效应。公共物品投资、生产、经营及管理等活动，能诱发生产活动，进而涉及到居民消费和其他领域，最终使城市GNP得以增长。尤其是自然垄断性公共物品，在其动态运营中，会派生出一系列经济活动，与之直接相关的有加工业、制造业，与之配套的有房地产业等。其投资规模的扩大、经营效率的提高，会从需求方面为许多产业的发展创造市场，而这些产业反过来又会扩大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最终导致明显的乘数效应，促进城市价值增长。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与埃及开罗大学在埃及进行联合调查提供的数据表明，增加通讯投资将会对其它产业部门产生间接效益，其投资的直接效益与间接效益之比为：对商业为1：69，对服务业为1：126，对手工业为1：78.我国的统计资料也显示：仅从公共投资的间接经济效益来说，每度电投资按电厂和输变电系统总投资除以服务年限内总发电量计，仅为0.004～0.006元人民币，但每度电却可增加产值3～5元人民币，间接投资效果高达700一800倍；每吨水投资按水厂及管网系统总投资除以服务年限内总产水量计，仅为0.015～0.03元，但每吨水却可增加产值40～60元人民币，间接投资效果更达2000多倍。

　　西方学者J.M.凯恩斯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认为，增加一笔投资会带来大于或数倍于这笔投资额的GNP增加。所以，一旦城市公共物品的投资活动增加，必然带来城市其他产业收入的增加，导致城市总体收入的增长。假定城市公共物品增加投资20万元，城市国民边际消费倾向为0.8，则乘数K＝1／（1－MPC）＝1／（1－0.8）＝5，在投资乘数K的作用下，这笔投资通过对其他产业的传导作用，引起城市若干产业收入增加，产出增加量＝1／（1－MPC）×投资增量＝5×20＝100，最终将为城市增加100万元的收入。这样，公共物品投资的增加将引起乘数效应，造成城市GNP数量上的增加，最终促进城市经济增长。

　　第二，外部效应。广义地说，经济学曾经面；临和正在面临的问题都是外部性问题。前者是或许已经消除的外部性，后者是尚未消除的外部性。按照一般的说法，外部性指的是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一致的现象。J.E.米德认为，外部性是：“这样一种事件，即它给某位或某些人带来好处（或造成损害），而这位或这些人却又不是作出直接或间接导致此事件之决策的完全赞同的一方。”（雷诺兹：《微观经济学》第11章，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当个体的经济决策经过非市场的价格手段直接地、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其他个体的生产函数或成本函数，并成为后者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变量时，那么对前者来说就有外部性存在。外部性带来的效应是伴随着生产或消费而产生的某种作用。正外部效应是一种经济活动给其外部造成积极影响，引起他人效用增加或成本减少。诸如城市中的气象预报、公安、绿化、消防等公共物品均能产生积极的正外部效应，它们在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使人们可以通过搭便车来共同分享其利益。负外部效应是经济人的行为对外界具有一定的侵害性或损伤，引起他人效用降低或成本增加。诸如工业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水、废气使周围环境受损，某人吸烟造成公共场所空气污染等，这些均对外部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显然，城市教育、卫生、交通、污物处理、消防、水电等公共物品，已经为城市居民与企业提供了生活和生产等诸多积极的外部正效应，在它们发生效应的地方，价格机制难以反映供求关系，第三者不用付出等价的“社会必要劳动”，便可享受权益。城市居民或厂商都可以塔便车，从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中获得外部正效应。艾伦。W.伊义思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城市经济学》中说，“外部经济使大城市的广大地区成为开设新厂商的企业家的有利场所——服务机构和供应商、受过培训的熟练劳动力以及供租赁的工厂场地都已存在……”。城市创造的外部正效应越多，就会吸引更多的居民与厂商“用脚投票”，从而增加人口与投资量，促进城市人口、物质和价值的全面增长。

　　第三，结构效应。公共物品的投资将创造新的生产能力，成为构成最终经济需求的重要因素，它的方向随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而有所变化。R.A.马斯格雷夫和W.W.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证明：在城市发展的初级阶段，政府公共投资的重点是提供必要的自然垄断性公共物品，如道路、运输、水电和排污设施等，为城市生产企业的开办创造前提条件，为居民生活提供各种便利。在城市发展进入成熟期以后，人们收入水平逐渐提高，对教育、文化、保健与福利服务、法律与秩序等的需求也会随之提高，公共物品投资的重点即应转向这些优效性公共物品了。这意味着为适应城市化发展的需要，公共物品投资布局需经常调整，以优化自身结构，创造其他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为城市带来更直接的替代效应。

　　政府对教育等公共物品的（增加）投入，导致其价格下降，产生替代效应。当政府增加对（各种）学校的补贴时，人们的教育支出便会随着学校收费的下降而减少，这部分“受教育者剩余”可以投入其他消费领域，增加对其他产业的需求，从而“挤出”（累进）替代效应，见表2.显然，城市公共物品投资对企业生产与居民生活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城市政府的投资结构取决于能否满足城市不同发展阶段的需要，取决于其投资规模结构是否与企业和居民的需求相一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变革公共物品投资结构，适当增加教育、环卫、科技、信息等优效性公共物品的投人，使之产生的收入与替代效应更直接、更明显，以此影响城市产业结构变革，取得城市经济长期持久增长的积极效应。

　　总之，公共物品在城市经济中具有广泛的积极效应，它的配置状况直接影响城市经济增长，城市管理部门应充分重视公共物品建设，为城市更快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

　　四、公共物品配置低效产生的抑制效应

　　公共物品高效配置将产生上面所述的积极效应，然而在其投资、经营及管理等环节出现低效问题时，亦会产生抑制经济增长的效应。据世界银行一项保守的估计，公共物品，尤其是自然垄断性准公共物品供给，难以满足城市不断增长的需求，造成的供需缺口使平均增加的经济成本约相当于GNP的1％，这一状况显然严重制约了经济增长。世界银行有关财政调整和削减支出的研究还发现，当城市财政收支的缺口明显时，与减少城市公共部门就业和工资所要承担的政治代价相比，用于公共物品的资本支出削减比其他经营性支出要大得多。由此可见：

　　其一，若公共物品投资不足以满足城市企业与居民需求，则不仅出现其自身供求不平衡，而且也使其他产业发展受到影响。从我国城市交通情况分析，1981～1990年期间，城市交通运输能力不足，已影响到城市电力生产。由于煤炭及其相关产业生产量巨大，而城市交通运输能力不足，使得煤炭滞留于原产地，难以顺利运输到电力生产企业，影响电力供应，造成1989年城市工业用电不足达20％。

　　其二，若公共物品经营方式单一，就难以达到经营的高效率，影响其有效配置。以我国为例，1995年末煤气生产和供应业中国有直接经营的比重，仍占88.6％，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中这一比重为84％，电力蒸气热水生产和供应业为77.4％。如此之大的政府直接（单一）经营份额，缺乏灵活多变的经营方式，是政府公共企业经营面临的普遍问题。国外的一项研究资料表明，铁路、邮政和电讯的政府经营几乎全部亏损，如表3.

　　其三，若维修、更新等管理措施供给不及时，则可能难以形成公共物品的长期持续供给。众所周知，城市公共物品运营的循环和周转中，要求信加维护和保养，并不断得以更新。但是，在当今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城市供电网络缺乏养护，道路缺乏保护及各种公共设施遭受破坏等问题，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据统计，1987年发展中国家电力行业中有1／4的电力在输变电中漏掉了，这说明公共物品维护、保养等问题已影响了其供给的质与量。这些管理问题不解决，将会在某种程度上制约城市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公共物品的高效配置将产生积极的效应，为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反之，将抑制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我们应该探索公共物品配置规律，采取措施促进其高效配置，同时，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来有效抑制其低效配置，以期通过公共物品的配置来最大限度地满足城市化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