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所得税制对于收入再分配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我国目前所得税制在内部衔接上存在着漏洞，导致了较为严重的避税行为的发生，并影响到再分配的实际效果。本文针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并据此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 企业所得税制  个人所得税制  衔接

　　本文所说的所得税制的衔接指的是企业所得税制和个人所得税制的衔接问题，这种衔接并非要求企业所得税制与个人所得税制在形式上统一为一部法律，而是要求二者在职能上更好地衔接配合，避免或减少这方面的冲突。在笔者看来，所得税制的衔接问题源于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职能。理由如下：从所得税的职能来看，所得税是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之一，除此之外还担负着宏观调控的职能，主要体现在资源配置、调节经济周期和收入再分配三个方面。在所得税的上述功能中，组织财政收入是各种税收的共同功能，其重要性由其收入额在全部税收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决定。在宏观调控职能中，资源配置的职能主要由其他税种担当，所得税被誉为经济运行的“自动稳定器”，除此之外还可以作为“审慎的财政政策”的一部分，以短期的税率调整（包括名义税率的调整和以其他方法进行的实际税率的调整）对经济运行周期进行调节。但是，这种职能的发挥主要与所得税的总量有关，而不是与所得税的结构有关，因此，也不应成为所得税制衔接问题的关键。与之相反，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职能的实现则与所得税的结构有密切的关系，因而，也就成为了所得税制衔接问题的关键所在。当前我国存在的所得税税收流失问题即与此有密切的联系，而本文即以此为重点就所得税制衔接问题进行论述，提出一些看法，并希望能够对收入再分配，特别是对杜绝或减轻利用所得税制的漏洞避税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关于利用所得税制的漏洞进行避税的问题

　　所得额与所得税额会出现不相称的情况，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所得税制规定中存在的漏洞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的问题主要体现在：（1）许多企业的所有者和工作人员将企业的资金用于个人或集体的福利乃至于生活开销，这样，其生活需求（在经济学上被称为“效用”）的满足中有一部分是不依赖于个人收入的。而这一部分开销依照我国当前的企业所得税制是要被列入企业经营成本的，因此，这些开销不属于企业所得税的税基部分，而这些人虽然享受了实际的利益，但因为没有采用货币化的形式，依照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制也无须缴纳个人所得税。由此不难看出，许多拥有大量资产的人之所以能够不分红也不领取高工资并非由于他们能够“安贫乐道”，而是由于他们有办法通过法律的漏洞在避免缴纳所得税的同时享受到高品质的生活。同时应当注意的是，这种实际利益的获取还存在着多和少的差别，同时，也不仅仅存在于企业。加上以非货币形式存在的实际利益，收入的不均等性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2）许多企业年终不分红或很少分红，这样，虽然股东持有的股份已经增值，但在通过市场交易变现之前，并不能对其征收个人所得税，其实际效果相当于为股东提供了一笔无息贷款，并且这样的时间利益是与股东所持股份的数量成正比的，这也是收入的不均等进一步扩大的一个因素。

　　二、关于所得税的分工

　　有学者提出，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在调控过程中应当有所分工，企业所得税应当以效率为先，而个人所得税则应当以公平为先，在所得税体系内部，收入的分配职能应当主要由个人所得税来承担。笔者同意这种看法。原因是所得税是以所得额为依据征税的，而企业的所得额不是衡量收入均等化的有效尺度。个人来自于企业利润的所得既与企业的所得额有关，也与其持有的股份占企业股份的比例有关，一家企业的所得额也许是惊人的，但其股权可能是分散在成千上万的股东手中，而一家所得额相对较小的企业其股权却可能是高度集中的。同时，在一家企业的内部，股东之间持有股份的比例也可能十分悬殊。因此，如果对企业所得依据其数额的大小来按累进税率征收所得税事实上是不科学的，这样做会使那些持有获利丰厚的企业的小额股份的股东承受偏重的税收负担而使那些在获利较少的企业中持有大量股份的股东享受不合理的税收利益。与之不同的是个人所得税，由于直接以个人所得为征税对象，可以有效识别个人的纳税能力，对其采用累进税率可以有效地达到收入再分配的目的。

　　三、企业所得税制与个人所得税制衔接的具体措施

　　（一）征收适度的企业所得税

　　这里“适度”的权衡主要应考虑以下几个因素：（1）税收调控作用的发挥是在发挥组织财政收入职能的基础上实现的，后者是税收的第一任务，考虑企业所得税收入在全部税收收入中占有重要的比重，其税率不能过低。（2）企业所得税对于股东以不分红的手段来延期纳税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有一定的纠正作用，而这种作用的发挥是与其税率成正比的，这也是企业所得税税率不能过低的原因之一。（3）来自于企业所得的累积税负应与其它类型所得的税负大体相当，因此，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又不能过高。由于这些因素之间存在一些矛盾，如何求得均衡就成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能够较好地实现个人所得税收入总量的增加和税负分配的合理化，则这种均衡的实现会相对容易一些。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不能过低的原因就得到了弱化。

　　（二）扩大个人所得税的税基

　　目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中规定的来自于企业利润的个人所得只涉及货币形式的所得，导致了上述提到的那种以实物分配和其它福利形式避税情况的发生。针对类似的情况，国外学者提出了“企业内部消费”的概念，认为这种“企业内部消费”实际上同个人的货币收入一样有助于提高个人的福利，因此应当对其征税。与之相对应，还提出了“家庭内部生产”，认为以家庭内部生产来替代直接的购买，免去了商品生产所导致的税收，因而，也应当对其征税。笔者以为，“企业内部消费”行为确实在较大程度上导致了税收的流失，并加大了个人收入的差距，因而，有必要将超过一定限度的“企业内部消费”列入个人所得税的税基，同时，为了公平起见，机关、事业性单位等存在的类似现象也应以相同的标准对待。在“家庭内部生产”是否应当列入个人所得税税基的问题上，笔者持否定态度，理由是除了心理因素和社会传统外还包括难于精确计算和征税成本过高。

　　（三）对个人所得实行综合课税，并作生计扣除

　　由于企业所得税应以比例税的形式计征，对于不同的股东采取相同的税率必然使其在实际上具有一定的累退性，而在个人所得税阶段进行综合课税并进行生计扣除可以使这种事实上的累退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纠正。这样，可以较好地兼顾到一部分实际收入并不高的股东的利益，使所得税收入再分配的职能得以强化，从而缩小调整后的收入差距。

　　（四）对重复征税加以调整

　　①二是“以欧洲国家为代表的整体制模式，它以‘法人虚拟说’为基础，认为应当把公司和股东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为此，这些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来尽量缓解或消除双重征税”。由以上两种做法可以看出不同的国家基于不同的理论在税法上做出了不同的规定。具体到我国，与之相对应的企业所得税的法律制度应当采取何种方式呢？笔者以为，应当采取一种将分劈税率制与归集抵免法相结合的设计。具体方法是：在企业所得税阶段，采取分劈税率制，即对留利部分和分红部分采取不同的税率，前者较高而后者较低，在个人所得税阶段采取归集抵免法，用已经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的一部分抵免个人所得税中的一部分。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法律制度设计的原因是：（1）这样的设计有助于减轻股东以不进行年终分红的方法来延期纳税，获取时间利益。（2）这样的设计可以使股东的累积负担不至于过重。当然，这种设计也有其不足之处：采取分劈税率制的税率差是难以准确把握的。但是，有一条基本的原则可以遵循，那就是要与股东所能获得的时间利益大致相当，如果税率差过大，则会导致企业积累过少，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反之，则不能实现该法律制度设计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张守文著《税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张志超编著《现代财政学原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 沈玉平著《所得税调节作用与政策选择》，中国税务出版社1999年版。

　　（4）（英）安东尼。B.阿特金森、（美）约瑟夫。E.斯蒂格里茨著，蔡江南、许斌、邹华明译《公共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蒋兆康、林毅夫译《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

　　（6）齐中熙《“个税”调整 箭在弦上》，《望》2002年第36期。

　　① 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第22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② 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第22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