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税改的现状和必要性

　　时至今日，农村税费改革已融入了几代人的心血，也是农村几代老百姓的梦想，勤劳纯朴的农民一直是古老的税基和税源，土地税也是一种良好的稳定的税源，为我国经济建设和脱贫致富奔小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建国后50多年，我国农民对工业化的贡献超过1万亿元。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显示，从1949年到2003年，全国累计征收农业税3945.66亿元。在工业化初期，农业税对工业化财力的积累居功至伟。从1953年起，国家开始对粮食、棉花等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据不完全统计，到1983年取消统购统销政策30年间通过“剪刀差”，农民对工业化的贡献超过6000亿元。虽然贡献巨大，但农村、农民、农业的现状并没有太大的改善。为此，党中央非常重视解决“三农”问题。2004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趋向”的论断，即：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倾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倾向。

　　从国际经验看，在工业化初期，由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哺育工业，进入工业化中期就转向工业反哺农业。“2004年我国GDP达到13万亿元人民币，财政收入达到了2.6万亿元人民币，农业税收入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下降至不到4%，完全具备取消农业税的条件。”

　　二、税制改革的进程

　　税制改革的总方向将向国际惯例、通行规则靠拢。回顾2004年，中央决定在黑龙江、吉林两省进行全部免征农业税的试点。一年以后，全国已有江西等26个省、区、市宣布全面免征农业税，7.3亿农民告别了上千年的“皇粮国税”。取消农业税后的农村改革向何处去？取消农业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何在？

　　取消农业税有利于社会稳定，推进下一步改革。这也符合中央提出的营造“和谐社会”的目标。

　　中央对解决“三农”问题的举措已经从税费改革的“单兵作战”进入到乡镇机构、农村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等以上层建筑为主的综合配套改革的阶段，目的是统筹城乡发展，以工征农，以城带乡，实现中国农村的结构变革和社会转型。

　　反哺时代的标志：“取消农业税，一方面切实减轻了农民负担，另一方面有利于缓解干群矛盾”。国家发改委产业发展研究所马晓河所长说：“这标志着从制度上打破了由税费制度造就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对于推进城乡一体化，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意义。”

　　三、减税后的应对方法

　　取消农业税后，将迫使基层机构进行改革，精简人员，转变职能。但是，计划生育工作、民政工作、“两基”工作都还需要人去做，钱从哪里来，与其去设计想象，不如让人民群众去创造，解决“三农”问题也要发挥农民的积极性，让农民来创造历史。

　　1.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壮大地方财力。①整合各种财政资源，统筹使用，合理配置，集中支持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重点项目建设，促进地方工业发展。②用工业品理念抓农业，充分利用地方的资源优势，努力促进农业产业化。要充分发挥取消农业税的促进作用，引导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力度，积极筹措资金，投入农业产业，促进农业产业和农民增收。③实行政策倾斜，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向本地的优势项目流动。

　　2.深化财政支出体制改革，减轻财政支出压力。①积极推进乡镇管理体制改革，继续完善乡镇综合配套改革，核定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将过多过散的乡、镇、所、站撤并，组建一些农技推广中心、会计核算中心、计生服务中心等经济实体，与乡镇政府脱钩，变养人为养事，并使这些实体全面实行企业化、市场化、社会化。截止目前全国已有25个省份基本完成撤乡并镇工作，乡镇总数已由46400个减少为39000个，减少了7400个。②大力实施人员分流工作，采取精减乡镇人员到村委任职，既减轻财政支出压力又壮大村委会领导力量。

　　四、税种设计的完善与发展

　　纵观世界各国土地收费情况，收费项目少而又少，在发达国家对税和费，实行分列预算，任何收费项目均要有严格的法律依据，变动收费标准需经过严格复杂的法律和行政程序，这些经验值得借鉴。

　　从税收的总体结构来看，各国的土地税都是由土地保有课税，土地开发利用课税，土地取得和转让课税三个环节组成。在调节土地资源配置过程中，都是运用多种税，多次征的复税制而不是借助单一税种来实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作为生产要素运用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等都是分离的，而从土地运用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会给不同主体带来不同利益，只有对与土地有关的不同主体的收益都调节到了，才能达到合理利用资源之目的，所以各国在税制建设中，都是从实现调节出发，把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看待，建立有关土地的复税体系。其税收改革，大多采用“宽税基、少税种、低税率”的原则，一方面避免因税收复杂而导致重复征税等税负不公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可以降低税收征管成本，提高税收效率。

　　税率水平的高低，不仅体现国家经济政策、影响财政收入，也直接决定着纳税人纳税负担的轻重。税率水平是否合理，对其运行效果至关重要，甚至会影响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质量，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所谓税收的公平原则，是指国家征税应使纳税人承受的实际负担与其经济状况相适应，并使各个纳税人之间的税收负担保持均衡。一般来说，欠发达地区或经济发展中国家，大多倡导“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此时，其边际税率的设计往往会选择偏低水平，藉此来鼓励投资和吸引外资，以促进经济发展，培育和涵养税泊。国内的一些实践证明：边际税率与我国的人均GDP呈负相关关系。每降低1%的边际税率，大约可使地方人均收入增加530元～546元；若提高边际税率，则会明显阻碍人均GDP的增长。

　　税率设计还应兼顾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因为税率增加还应降低乘数效应。此外，也不能忽略其他国家的水准，以便有效地应对国际税收竞争的需要，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调动人们的工作热情和投资积极性，曾对个人所得税进行了重大调整，将最高边际税率由原先的70%逐步降至50%、28%（90年代后又逐步回升到33%、36%），其累进税率也由15个档减少到3个档。

　　1.坚持走立法模式道路。划清税费界线，积极推进费改税，降低税外收费与国际惯例接轨，走法制化道路，既便于管理也有利于减少征管难度。

　　2.建立统一的土地税费标准。以城镇土地使用税为例，该税只对国内企业和本国纳税人征收，且只对城镇和工矿用地开征，对城镇的以外乡镇企业用地，财政不征收，对外资企业用地只征收场地使用税，因此耕地占用税和城镇维护建设税等也只能对内开征，笔者认为对现行的土地统一征税，以体现公平竞争，也可进一步扩大税源。

　　3.完善耕地占用税，加强对农地资源的保护。该税种的课税范围偏窄：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对林地、草地养殖水面等非耕地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对占用农地但又未占用耕地的行为，无税收上的约束，不利于农地资源的保护。实施税收则可解决这一难题。

　　4.坚持国际竞争力的原则。税制改革基础是农民收入稳中有升，实现支持和保护弱势产业，进一步稳固国民经济基础的目的，其最终目标是提升农业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与时俱进，逐步推动整个农村经济的均衡发展。

　　税收的完善不仅体现公平竞争原则，也扩大税源弥补财政缺口，一定程度缓解税制改革中的集中矛盾。当然农村税费改革触及的问题显然不只上述几个方面，不难看出这项系统工程的庞杂，改革涉及的面之宽、层次之深。农税改革如同一部波澜壮阔的协奏曲，只有协调配合，统筹兼顾，才能奏出让农民欢心的、动情的华丽乐章，只有寻找到新平衡点，做到既让农民欢心，又让乡政府放心，从而使其成为改革的推动力量，成为乐曲中的强音，才能达到预期，实现跳起来摘桃子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