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增值税转型必须首先对增值税的三种类型进行本质的研究。中国经济是周期经济，因此从经济周期的角度对消费型增值税和生产型增值税进行研究，通过构建经济宏观模型，使我们对两种增值税类型下的税率和政府收入有一个动态的定量度的本质的认识；由于经济周期伴随着通货紧缩和能货膨胀，以及市场经济下货币利息的存在，因此收入型增值税从财务的角度和通货膨胀的角度去研究将更加准确，对其本质将揭示得更清晰。

　　消费型增值税

　　根据我们构建的消费型增值税实际税率模型从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分别进行分析，得出以下规律：（1）消费型增值税具有良好的政府税收收入“天然稳定”定作用。当经济增长时增值税机制性自发地降低增值税税率，减少政府税收收入增幅，但税收收入会随经济增长而增长；当经济处于下降期，增值税随经济下降而机制性地自动提高增值税税率，增加政府税收收入，支持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2）对投资的“反经济周期”起到直接鼓励作用。当在经济增长期，增值税税收政策机制性对每个纳税人根据其投资额的多少分别给予不同的增值税实际税率，反资越多税率相对越低，对投资进行呵护；当在经济衰退期，增值税税收政策担当反经济周期的重任，通过机制性自发地对每个纳税人根据其投资额的多少分别给予不同的隐性财政补贴，直接提高企业对投资的预期收益率，从政府税收角度最大限度地为企业带来现金流量，保证企业投资项目对现金流量的需要。消费型增值税从税收体制上直接和有力地实现反经济周期鼓励投资的目的，从而实现政府的鼓励投资意图。（3）政府地企业投资的隐性财政补巾掌握在企业手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之一，理性投资是受政府鼓励的，同时得到政府财政支持。如果政府直接将财政资金发放给企业，显然由于征收和发放程序的存在，社会效率就低。消费型增值税能实现政府财政资金发放的社会效率最大化。在经济衰退期，政府对企业投资是随着投资额的增加而用税收政策机制性自动地降你实际税率，而且是投资人通过各自的投资来决定自己的税收实际税率，这实质上是政府在经济衰退期间使用税收机制自发地对企业投资以降低实际税率，本质上属于税收支出，是对企业投资的隐性财政补贴。有趣的是隐性财政补贴领取的多少完全由企业的投资额决定，也就是说，是以企业为政府承担经济衰退期投资义务的多少来决定，从而实现社会公平。在经济增长期，政府通过对企业投资的补贴，鼓励企业筹集储蓄资金用于投资，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

　　生产型增值税

　　根据我们构建的生产型增值税实际税率模型，从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分别进行分析，得出以下规律：（1）在经济增长期，增值税实际税率随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而啬，随存货的增加而减少；政府增值税税收收入随投资的增加而急剧增加，将超过经济增长速度，丧失增值税对政府税收收入“天然稳定器”的作用，助长政府支出恶习性膨胀。经济衰退期增值税收入随投资的减少而急剧下降，陷财政支出于困境，有将财政引入恶性循环的趋势；政府支出具有刚性，经济增长时期好办，一量遇到经济衰退期，政府税收收入减少政府的收支就会出现负数。解决的方法是：1、政府财政赤字；2、政府公债；3、提高税收实际税负；4、强力减少政府支出。第一种办法各国政府不得以而为之；第二种办法提前支出预期税收收入，世界流行；第三种方法提高税收实际税钡，对企业经营无疑是雪上加霜，降你了企业预期收益率，对投资产生直接负面影响，可能使国民经济进入恶习性循环；第四种方法短期内无法实现和奏效。（2）对投资起到直接而强烈的限制作用。经济发展领先需求拉动，需求由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外贸需求组成，在市场经济下限制投资需求无疑是限制经济发展。尤其是经济衰退期，生产型增值税机制性自发地对投资人根据投资额的多少给予累进的实际税率，本质上纳税人的实际税率是掌握在纳税人手中，投资额越多实际税率越高。此时抽资人对投资的预期收益率本来就低，生产型增值税的税收政策机制进一步降低预期收益率，投资人降你投资，这将加剧经济的衰退，延长经济复苏的时间。生产型增值税对国民经济的隐性的破坏作用也许同财政收入的初期增长额一样是“出人意料的。”（3）商品所含税率的复杂化使出口退税率根本无法科学确定。从中国的退税实际看，1994年~2000年间中国的退税率变化已经超过五次，经常出现退税政策并行的局面。例如1995年竟然出现三套出口退税率并行的税收局面。税收政策的混乱，必然带来税收征管的复杂化。1996年在国际贸易顺差的情况下，进出口税收倒挂固然有上年退税留抵的因素，但是税收政策的混乱，使税收征管部门对于巨额骗税无法从宏观上及时发现和把握，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实行完全意义上的消费型增值税，依据现有的征收条件，就有可能从宏观上对出口环节的骗税进行总体把握。如果能采取必要的措施，甚至可以确定某大类出口商品出口骗税的严惩程度，给退税稽查提供方向性的依据，这正是目前中国出口退税管理迫切需要的。（4）增值税实际税率和增值税收入随时进出口顺差的增加而增加。中国加入WTO以后，根据模型预测，如果目前的进出口逆差缩小或变成顺差，国内企业的实际税率将进一步加重，政府收入将增加，境内企业竞争力将下降。

　　收入型增值税

　　根据我们从财务角度进行的计算，如果中国在1994年~1997年间实施的是收入型增值税，那么等价于实施对固定资产彩12.85%的低税率抵扣政策的消费型增值税；从占政府收和份额角度计算，在类似中国的经济系统中彩收入型增值税，固定资产递延按折旧部分抵扣税款仅有当期全额抵扣税款占政府税收收入比重的56.09%.综合财务和政府收入份额角度测算，对收入型增值税的研究结论是：从货币表面数额看，收入型增值税实现对固定资产的全额退税，避免了重复课税，政府对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劳动力要素、非固定资产及固定资产的选择上保持中性；从货价值的角度看，收入型增值税对固定资产的阻塞税本质上是等价于以低税率进行抵扣，实现的是不完全扣除政策，重复征税因素依然存在歧视。实行收入型增值税，用固定资产折旧递延抵扣的方法实现当期低税率抵扣的税收收入目标，额外付出的社会成本是纳税成本和征税成本的提高，从社会效率的角度看是低效率的，与当期低税率抵扣税收政策相比是社会负效率的，与当期低税率抵扣税收政策相比是社会钡效率；从企业投资发展的角度看，固定资产递延按折旧抵扣税款带来的企业现金流量占企业投资比重无孔不入疑是逐年下降的，是企业投资利益的付出，将降低企业的投资预期上益率和投资需求。收入型增值税的固定资产递延按折旧部分抵扣税款，实质上是国家从固定资产征税中获得巨大的财政收益，在增值税转型中不愿放弃，实行收入型增值税给予企业以全面固定资产退税的政策的假象，是政府财政当期利益和企业投资利益的折衷调和。但这种调和的代价是社会纳税和征税成本的高额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