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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总体上是同步增减的。但具体到每一年看来,不同年份情况差异较大,有时二者呈高度相关,有时则并不那么密切,有时甚至是弱相关或呈非确定性的相关关系。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由于影响经济的因素多种多样,它们对税收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又各有不同,此外税收本身的因素,如税制变化、税收政策、税率、税种等的调整,税收征管水平的高低等都会使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出现差异。本文以四川税收增长情况为例,对影响税收增长的因素进行辩证分析,从而对经济发展与税收工作提供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一、投资消费对税收收入增长的影响
就统计指标而言,当期国内生产总值由当期的总投资额、总消费额与货物和服务净出口额之和构成。长期以来,四川省经济对外发展水平不高,货物和服务净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一直较低(1986年至1995年其占GDP的比重最高年份1988年仅为3%),因此四川省的出口退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也较低,10年间最高为1994年的6%.所以,分析时暂不考虑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税收的影响。我们知道,投资、消费增长将首先引起经济增长,进而影响税收收入增长。从数量分析的结果看,我省投资每上升1%,GDP将增长2.67%,大于消费对GDP增长的推动(消费每增长1%,GDP增长1.61%),这说明我省经济属投资推动型经济,投资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最大。在投资、消费增长快的年份,GDP增长也较快,税收相应出现了大幅度增长。如1988年,投资、消费增长24.7%,GDP税收收入分别增长22.4%、22.6%;1993年投资、消费分别增长27%,25.4%.GDP税收收入分别增长26.2%,43.3%.投资、消费增长最快的1994年(均在32%以上),当年的税收收入增长仅为15%,主要是由于1993年收入基数过高,税制改革又取消了临时性、困难税收减免等,导致收入回落。投资、消费与税收之间这种同时增长,一方面是投资增长带动建材、运输、服务等相关行业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是因我国流转税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较大,随着规模的扩大收入将持续增长。
投资、消费与税收的关系还可通过回归方程进行实证分析。分别取税收收入(Y)、总投资(X[,1])、总消费(X[,2])作回归计算,得出下列方程:
Y=24.09+0.18X[,1] 判定系数R[,2]=0.97 相关系数R=0.99
Y=14.5+0.11X[,2] 判定系数R[,2]=0.98 相关系数R=0.99
分析表明,投资对税收收入增长的效应最大,每百元投资可贡献18元的税收收入,大于每百元消费带来的1元税收收入增长。进一步分析还发现,在总投资中又以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税收增长的作用最明显,最突出。固定资产投资额大的年份,税收增长额也相对较大,如1988、1995年,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当年GDP的比重均在27%以上,税收增长也达到了22%以上。通过回归方程计算,得出的税收收入(Y)与固定资产投资(X)之间的相关关系为:
Y=24.03+0.24X 相关系数R=0.99 判定系数R[,2]=0.97
这表明增加百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将带来24元的税收收入,即在新增加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有24%通过税收分配手段变成了财政收入。
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对税收收入的影响
区划调整后的四川,从总量上看仍然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内陆大省,但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仍然比较突出,由此也带来了税收总量及增长额上的地区差异。从统计数据分析,经济基础较好、发展较快的地区,其税收收入也增长较快。近年来四川经济正向成都、绵阳、德阳、内江、乐山5个地区集中,1994年这五个地区GDP占全省GDP总量的58%,集中了全省52%的工商税收收入。其中成都市10年来,GDP累计达2943.5亿元(当年价),占全省的25.6%;而来源于成都的工商税收收入达到了199.40亿元,占全省10年工商税收收入的27.9%,为全省经济发展、税收增长做出了突出贡献。而甘孜、阿坝等民族地区,以及遂宁、广元、雅安等经济基础较薄弱的地区,其税收收入水平一直较低;一些原来有一定基础,但近年由于多方面因素影响经济发展缓慢的地区如自贡、南充、达川等地的税收增长趋势在减缓,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全省税收收入的总体增长速度。
三、经济结构变化对税收收入的影响
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以及经济性质的变化会引起国内生产总值在总量、结构上的变化,进而影响税收的总量、结构以及税收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这两者间的比率。
(一)从产业结构来看
党的十四大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省的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产业结构完成了“一、二、三”到“二、三、一”的过渡,而第二产业是我省GDP增长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特别是工业已成为四川经济增长的主体。1986年我省一、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9.54%、35.05%、25.41%,到1995年则变成28.96%、40.67%、30.28%.通过对一、二、三产业GDP与税收收入的相关性分析来看,以X[,1]、X[,2]、X[,3]分别代表一、二、三产业的GDP值,Y代表税收收入,依据1986-1995年统计数据建立回归方程式,得出:
Y=36.49-0.13X[,1]+0.04X[,2]+0.27X[,3]
该方程式通过了标准差检验(S=6.99,小于15%),具有较高的可信度。通过方程可看出,第三产业GDP对税收收入增长的贡献最大,其次是第二产业。其原因是:一方面尽管我省是一个农业大省,农业GDP总量较大,但其比重却呈逐年下降趋势,而二、三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国民经济的份额越来越重,其中第三产业以每年平均1.77%的速度增长;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税收倾向“一产业轻税,二产业重税,三产业适度”的政策,大量的农业减免税,使农业对税收收入增长的贡献较小;第三是我省工业GDP的比重尽管较大,但由于工业经济运行的素质欠佳,以及大量的税收流失,使第二产业对税收的贡献不及第三产业。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我省21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生产能力能发挥到80%以上的只有17种,仅占8%,有155种产品仅能发挥到60%以下的生产能力,其中还有38种产品仅能发挥到20%以下的生产能力。此外,“小、散、乱、差”和不合理重复建设问题较突出。1995年全省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已达5.21万个,其中大中型企业仅1177个,占2.3%,远远低于全国3.9%的比例。小纺厂、小烟厂、小水泥厂、小酒厂等更是遍地开花。多数企业生产能力达不到设计要求,生产水平低下,经济效益较差。为保证就业的需要,在大量减免税收的同时,使工业对税收的贡献降低。
(二)从产品结构来看
长期以来,由于受计划体制的影响,我省产业结构明显不合理,主导产业不突出,在全国市场上打得响的拳头产品、名牌产品不多。尤其是一些科技含量较高,市场需求潜力较大,对前向和向后产业辐射而广的一些产品发展严重不足。体现在税收上、产品税源结构较单一,税收增长的潜力不足。长期以来,我省税收收入增长主要来源于卷烟、酒、电力、机械及交通设备、钢材、钢坯等一些传统产品。1995年来自上述6个名目的增值税、消费税收入占“两税”收入的36%,这既有这些二产业产品税负相对较重的原因,但最主要的还在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尤其是众多的三线企业在四川的建成、生产、发展所形成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所致。这种结构,造成我省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应变能力较差,直接影响微观经济效益和全省整体经济素质的提高。
(三)从企业所有制性质来看
10年来,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的比重逐年降低,经济效益下滑;而其他经济成份的比重急剧上升,潜在税源不断扩大。但由于政策和管理方面的原因,个体、私营经济、股份联营经济、外商投资企业及外国企业的税收负担始终处于较低水平,结果导致税收重负仍然压在日显乏力、税源日趋萎缩的国有、集体企业身上。也就是说,我省税收主要还是依靠国有经济、集体经济,来自其它非国有(集体)经济成份的税收份额偏小。从1986-1995年统计资料分析,10年中来自全民(国有)经济的工商税收及国有企业所得税达700余亿元,占到10年总收入的70%左右,集体、个体经济分别占19.3%、7.7%左右,私营、联营股份及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收入不足3%.占总企业户数26%的国有、集体经济,其贡献的税收近90%,而占企业比重达74%的其他类型经济成分贡献的收入仅为10%左右。这说明了我省税收收入增长严重依赖于国有集体经济,对非国有集体经济依存度偏低,同时也表明我省国有集体经济的税收负担相对较重。这种状况与我省经济主要靠国有经济增长,非国有经济发展不够充分有密切联系。在当前国有经济效益普遍不理想,企业亏损而剧高不下的情况下,税收收入增长潜力受到较大制约,税收增收工作难度较大。
四、物价对税收收入的影响
目前我国选择的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税种的税收制度。流转税占到了我省税收收入的90%.流转税的显著特征是以销售收入为原始计征依据,而销售收入的多少又是由价格来决定的。物价涨幅大的年份,税收收入也呈现较高的增长率,如1988、1989年零售物价指数都在两位数以上,同年度税收收入增长也较快。通过计算剔除物价因素后GDP税收弹性系数发现,我省税收收入对物价增长的依赖度较大,个别年份甚至出现税收收入的负增长。如1987年GDP增长15.9%,税收收入增长7.3%,零售物价涨幅度为7.5%;1989年GDP增长12.9%,税收只增长15%,而物价涨幅达到了18.3%.若进一步对1986-1993年的全省商品零售物价指数每上涨1%,将带来0.48%的税收收入增长。由此分析,近10年来,由于物价上涨因素增长的税收收入预计为61.14亿元,占10年税收总收入的6.3%.
五、税收征管水平对税收增长的影响
税收征管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征收率表现出来,征收率越高,表明应纳税额入库率越高,税收收入的弹性越大。而影响征收率的因素又是多方面的。仅从欠税、减税、免税的原因看,就有政策性、体制性、管理性等因素的影响。一是税收政策的影响。为配合国家产业和宏观调控目标,政府往往出台一些税收政策,以扶持、鼓励或限制某些行业、产品的发展,这些减免优惠措施,培养壮大了潜在税源,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同时也削弱了税收的刚性,收人情税,随意扩大减免范围,擅自越权减免的现象时有发生,造成了税款的流失。如1985-1995年,国家统一规定的税收政策性减免措施就有六大类,加上各级政府出台的优惠措施,使得以此形式流失的税收日渐增大。据统计资料建立1986-1993年的回归方程分析,每征收16.32元的税收收入,就有1元收入被减免。二是体制因素的影响。如1986-1992年,我省欠、减、免税占入库税收的比例逐年上升,到1993年财税体制改革后,又逐步回落,1993-1995年该比例分别为7.6%、3.1%、3.2%.这一方面有统一税法,严格税收政策的作用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体制变化,地方政府为自身利益考虑,也不得不大大减少对税收执法的干预。再如地方财政状况的好坏,当年税收计划的高低,都会影响税收政策掌握地方财政状况的好坏,当年税收计划的高低,都会影响税收政策掌握执行的宽严度。三是管理水平的影响。就税务部门自身来讲,税收的户管率、申报率、检查率等,都会影响税收征收率。也就是说,税务机关在加强干部队伍素质建设,改进税收征管手段,建立适应经济形势发展需要的征管模式等方面的工作努力及完成情况如何,将会直接反映到征管的效率高低上来。如目前对个体私营业户的税收征管,推行建帐建制工作难度较大,定期定额征收的标准难以准确核定;大量的现金交易使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生产经营行为难以实施及时有效的监控;与工商等部门的配合不够,大量的无证业户存在等。此外,纳税人的依法纳税观念、整个社会的纳税风气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税收征管效率,进而影响税收收入的增长。
六、非税政策规费的影响
近年来,收入分配格局发生变化,财政预算外收入比重越来越大,从中央到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开征的非税性规费名目繁多,在一定程度上侵蚀税基,影响税收收入的增长。据统计,近年来,我省通过财政部门统计的收费就有七个大类,几百个项目,1995年收费达73亿元,1996年达87亿元(老四川口径),而各地、各部门自立名目收取的项目就更加繁多。目前仅全省国税系统代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征收的基金、各项规费就有副食品价格调节基金、钢材市场管理费、临时工调配费、堤防维护费等十一种,这种征收方式极易给纳税人带来税负重的错觉,不仅使本已建立的税收规范受到严重冲击,更使得税务部门招致各方抱怨,加大了税收征管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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