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97 年底，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将触发中国发展和渐进改革的深层次矛盾，中国经济将进入长期萧条，至少5 年。1998年我发表“危机与反危机”的长文，指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特殊潜力已经基本释放完毕，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权力资本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将充分暴露，使中国经济进入大调整，甚至爆发某种危机，危机的前兆，就是资本外流。我的建议是：必须进行社会分配关系和发展战略的调整，努力化解危机因素。

　　到目前为止，政府启动内需的政策是战术性的，没有包含战略性的调整和深层次改革。多数经济预测和研究，并没有认识，或不愿意承认中国进入了通货紧缩，理论界一些人甚至把深层次矛盾排除在经济学研究之外。1998 年政府增发国债投入基础设施，国内工业稍有增长，即有不少“名家”出来宣布“中国经济增长到7.8%已经见底。1999 年3 月，中央货币当局负责人公开否认有”通货紧缩“的存在，说仅仅价格下降不证明有通货紧缩，必须同时出现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但统计数字马上就显示出：3 月份储蓄超常增加，不仅说明消费难以启动，而且表明相当一部分个体户的经营资金退出了投资领域，政府投资没有能够有效地带动民间投资。

　　1988 年夏天，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室，由我的博士导师张曙光主持的宏观经济分析课题，指出中国经济进入“大调整”；二是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研究开发部主办的《每周述评》，宋国青，任若恩等人，提出中国经济进入了通货紧缩。胡鞍纲亦认为中国进入严重的通货紧缩。我认为，通货紧缩直接所指，就是价格水平的持续下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20 年所积累的泡沫，远远没有挤干净，需要一个以通货紧缩或者危机的形式，降低价格，工资和成本，促使企业兼并的时期，通货紧缩不仅难以迅速摆脱，而且在向深层次发展。通货紧缩的第一个表现，是商品价格持续下降。我国消费物价指数1994 年为最高点，同比增加21.7% 1995 年下降到14.8%，1998 年竟然下降为负3% 的水平。

　　1994 年4 月，通货紧缩没有任何缓解。零售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7%，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8%.1—— 4 月，零售价格指数共下降2%，折年率为6 %，这是有记录以来4 个月积累的空前跌幅。4 个月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为9.1%，但是工业生产绝对水平低于1998 年11 月的水平。货币数量增长率正在下降，这是一个预示短期内紧缩持续或者加剧的信号。

　　商品价格缩水的代表性事件，是长虹再次降价。1996 年，长虹彩电降价30%，这次，长虹从降价50——1000 元，降幅15% 左右；康佳降价100——1500 元，降幅10% 左右；创维降价18%.

　　通货紧缩的第二个表现，是资产缩水。

　　1.股票市场持续下跌。

　　自1997 年5 月最高点以后，中国股票市场就一路下跌。四川长虹的股票价格，竟然从46 元下跌到了12 元。从1998 年12 月到1999 年春节，讨论证券法，和连续不断的新股发行，都给股市雪上加霜，与直线飚升的美国股市，日趋恢复的香港股市，形成鲜明的对比。1999 年5 月17 日，当两只新基金跌破发行价以后，政府出面托市，股市过度飚升，但上市公司却在下滑。

　　2.豪宅大幅度降价。

　　海南豪宅降价出售，是第二项资产缩水。全国积压的8000 万平方米豪宅，已经数年，房地产公司的利益，和各项中间环节的费用，已经打入房产成本，豪宅积压，资金是压在银行，损失早晚由存款人或者纳税人承担。海南豪宅的成本至少每平方米数千元，此次降价出售，每平方米在1000 元左右，降价幅度超过60%，简直是亏血本大甩卖，这难道不是一次严重的资产缩水吗？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彻底改造房地产供给体制，不清除中间环节的情况下，大量增加住宅建设投资，仍旧可能出现价格过高，居民难以承受的问题。到明年再出现积压，降价处理，资产缩水将更加严重。

　　3.正在缩水的另一项资产，是人民币自身。人民币对内价值是利率，已经连续降低，对外价值是汇率，在资本外流和未来国际收支的压力下，缩水亦在所难免。

　　即使按照广义的通货紧缩定义，将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考虑在内，未来数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亦在所难免。一个重要的信号是，1999 年5 月份，净出口将出现负数，国际贸易收支的逆差，进口的上升与国内经济增长并不同步，绝非好事。一是由于去年打击走私，将前几年已经存在的走私进口正式记入进口，扩大了贸易收支逆差，这正是一种缩水效应。二是国内启动内需所增加的收入，没有扩大内部需求，反而扩大了外部需求，如大量进口手机，经济学称为收入的“漏出效应”。4 类国内需求，消费，投资均为疲软，净出口由正变为负，正是紧缩效应，只剩下一个政府开支。扩大国债发行的扩张效应被增加税收的收缩效应所抵消。资本外流使国家外汇储备不再增加，阻碍了中央银行基础货币发行渠道；另一条渠道是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由于多年积累的不良贷款需要清理，自动产生贷款紧缩；最后一条渠道是财政赤字在银行透支，已经被法律明文禁止。

　　目前就宏观经济政策而言，余地不大。短期可以贬值人民币并强制结汇，同时促进基础货币发行。中期可采取结构调整政策，包括第一进入WTO，以未来国内市场换取目前外资的大量流入，以缓和国际收支的逆差趋势；第二，出售国有资产；第三，提高低收入阶层的工资。长期则必须进行根本性的体制改革和战略转换，我已经提出8 条措施，主要包括：采取低成本的反腐败措施，坚决清除腐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建立信誉记录；以国债带动劳动积累，提高农民收入，进行国土整治和农村城市化；继续以开放促进改革，改变过分的纵向一体化，政府集中权力强化垄断的倾向，发展社会横向组织；将部分国有资产存量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进入股票市场；改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西方高消费的战略，发展独立的高科技和国防；采取有力措施降低教育，司法，管理和工程项目的成本，等等。

　　总之，我们必须从历史阶段的变迁，把中国目前的通货紧缩看成是战略转换的不可避免的“变盘时的滑坡”，抓紧时机解决中国改革的深层次矛盾，为未来中国数十年的经济持续稳定有效益增长，创造条件。

　　二。需求主体转换与利益结构调整

　　1999 年6 月份，通货紧缩已成事实，政府和学术界在认识上有重要的深化，就是各方面才逐步达成了共识，我国需求和供给结构都出现结构性断层，社会收入分配严重不公；越来越多的改革成本要居民承担，居民预期收入降低而支出增加，影响了消费和投资，不进行利益结构的调整，经济难以启动。目前的政策限于以政府财政力量承担改革成本，在增量上调整社会分配关系。扩大总需求，关键是调整需求结构，进行需求主体的转换。过去20 年带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是3部分人的需求：第一，外国人的需求。这是中国的出口。

　　第二，国内单位购买力。

　　第三，暴富阶层的需求。后两部分包括相当比例的进口轿车和手机，这是对外国商品的需求；在国内是豪华别墅，高档消费品，贵族教育，高速公路，都是一些高成本，高附加价值，高价格的东西，这就决定了中国的供给结构，过度追求高利润，高资本技术密集，依靠进口原材料，高工资，低就业。这样的由少数单位和富人带动的需求结构，和为他们服务的供给结构不能带动大众消费，社会的需求和供给出现断层。当少数人的需求饱和以后，那些高成本豪华产品与大众无缘，相对生产过剩必然出现，而且靠经济总量的扩张，难以摆脱。

　　所谓启动内需，就是要让另外3 部分需求成为主体：

　　一是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投资需求，即基础设施，环境保护，教育科技，社会保障，国土整治，医疗卫生，国防公安，农村城市化等8 个方面，应该由政府进行基本投资，提高民间投资的边际收益率，吸引民间投资进入。投资成功需要政府非常高的威信和组织动员能力，必须以低成本的反腐败措施，迅速有效地解决腐败和暴富阶层没有合法性的问题。

　　二是农民需求，主要是住宅，教育，农用汽车和家用电器。

　　三是城市居民需求，主要是轿车和住宅。但是城乡居民的需求似乎难以启动。大家奇怪，老百姓为什么有钱不愿意花？银行里不是有60000 亿居民存款吗？中国经济的研究者们长期忽视和忌讳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有人根据公开的统计数字，说中国没有两极分化，他们没有计算隐蔽收入和灰色收入；有人因为缺乏数字就不去研究。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有少数人以非常不正当的手段实现了暴富，大多数居民手头仍旧比较紧张，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一直被忽视，或被掩盖，似乎谁去研究，就没有“实证性”，就有“否定改革开放”之嫌疑。

　　许多人估计，目前中国80 % 的银行存款，掌握在20％的人手里，其余80％的居民，只掌握大约20％的存款—— 这个“20 ：80”格局，是一个两极分化的格局，足以引起我们警惕。

　　治病，必须对症下药。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已经面临着“20 ：80”格局，暴富阶层的消费已经饱和，由于没有合法性又不愿在国内投资，出现大批资本外逃。

　　国家投资很难带动民间投资，少数人的需求又带不动社会总需求。居民的即期收入并不太高，预期收入更不乐观；由于改革方向的偏差，其收益越来越多地被少数人所占有，而成本越来越多地由大多数人承担，居民预期支出增加超过了预期收入的增加，有限的收入要准备买房，治病，为子女交学费，直接抑制了消费。靠启动股票市场，可以为国有企业筹资，但是对消费刺激不会太大：牛市时大家只要赚了钱，就要再买股票；熊市时股票被“套”，有谁会“割肉消费”？进一步启动内需的政策，带有一定的社会收入分配的性质但是限制在增量方面，进行小幅度调整，如提高工资和对低收入阶层的补贴；进一步扩大消费信贷，由政府财政承担下岗工人的社会保障等。但是如果只限于从增量调整，肯定会增加财政赤字，最后转化成通货膨胀，使经济增长难以持续。因此需要从存量上调整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解决历史遗留的老职工没有社会保障的问题。

　　三。以国有资产存量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

　　以部分国有资产直接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加入股票市场，是我5 年以来多次提出的建议，至今没有被采纳。我的建议是：在我国企业改革中，我们必须对于受到损失的工人，给予适当的补偿。除去待业保险以外，最主要的是：要把过去计划经济下由国家财政集中起来的，国营企事业单位职工干部多年积累的退休金和医疗费，在建立社会医疗保险的过程中，一次性地予以承认和补偿。

　　按国际惯例，高工资里包括了医疗和住房部分，难怪美国和香港人要用一生积蓄的三分之一来买房子。退休金，是经国家立法，由政府，企业和个人按比例，每月存到保险公司的，一个人劳动40 年，按复利计算，可以储蓄一大笔钱为养老之用。保险公司亦作为投资机构，使这些资金保值增殖，从投资利润中按月偿付养老金。在我国长期实行低工资，这部分钱也是有的，只不过没有给个人和保险公司，而是由国家财政统一集中投资，形成了现有的国营企业。因此，按每个职工干部的工龄，解决住房，实行工费医疗是应该的，改革住房和医疗制度，是把这部分基金发给个人，同时把以前存下的也应补给个人

　　如果国家和单位不再负担职工的住房和医疗的话。对于退休金更应如此。按照工龄计算，一个30 年工龄的职工或干部，如果被企业辞退或本人下海，应该按照工龄将以前存款补齐。在建立社会退休保险制度时，应该按照工龄，将全体职工的过去的养老金，由国家财政补齐。资金的筹集办法，一是拍卖一部分赢利的国营企业，二是发放一部分国营资产股票，三是发放一部分国库券因为养老金只有在退休以后才能按月领取，所以一次性补偿，并不是将这笔钱一次发给职工，而只是给每人在保险公司立一个帐户，将国家欠职工的暗帐变为明帐。无论工作调动还是被辞退，这个存折都应随着职工本人走。

　　企业破产，对于他的以后可以不管，但是对于他以前已经付出贡献，应该属于他的，就应该补偿。就是如何为现有国营企业解除社会负担的问题。中国的国有企业，实际上不只是企业，而是一个社区，负担了许多社会功能。许多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已经超过在职人员，“冗员”达到了30%，不解除这部分负，无论是哪一种主张，自负盈亏也好，平等竞争也好，加强管理也好，只能是纸上谈兵。问题在于，无人承担这部分“改革成本”。现代企业制度的设计者，对此只字不提，只是把“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个“已经存在的外部条件”。而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者，在经过了许多部门的利益争夺之后，也只是明确了国家，企业，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这分明是“新人新办法”，而回避了迫在眉睫的“老人老办法”和新办法如何衔接的问题。目前，国有企业改革大有自发发展的趋势，无论是破产，转产，合资还是搞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者首要目标之一就是裁减冗员。下岗工人越来越多，成为各级政府最为头疼的“社会安定”的包袱，被迫拆东墙补西墙，勉强解决3 个月的待业保险问题。如果再拖延下去，经济结构转换，国内外市场竞争，经营者行为个体化三个规律，将自发为自己开辟道路，结果是国有资产被少数人占有，而把数千万工人抛向社会。政府或者命令银行发放贷款维持企业，或者以赤字和国债方式向失业工人发放补助，或者发动新的经济高速增长，三种办法都将引发严重通货膨胀，迫使经济收缩，失业问题最终严重爆发出来，这样一种危险的前景，我们必须要避免的。

　　为国有企业解除社会负担，涉及十分关键的实质性问题：在理论上承认工人阶级对于国有资产存量的债权或者是最终的直接所有权，在政策上给予其充分的补偿，补偿者应该是政府，应该通过向富人征税筹集资金，并从国有资产存量中划出相应部分，作为抵押或者拍卖，建立社会保险公司，按照工龄给予国有企业工人，以及事业和行政人员，补偿其在计划经济下被国家财政统一扣除了的“必要劳动的价值”。

　　四。算一算国有企业中“必要劳动的价值”

　　46000 亿国有资产存量，除去75 % 的负债，只剩11500 亿，基本上是过去工人干部投资于国有资产中的“社会必要劳动的价值”。计划经济下长期低工资，低于国际水平数十倍，上百倍，除了生产效率低以外，主要是工资结构不同。按照马克思的定义，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价值包括劳动者的生活费用和延续教育子女的费用。那么在计划经济下，我国的工资是如何发放的呢？

　　1.按月以货币形式发放到工人手中的工资极低，配以各种定量票证，仅够维持最低的吃，穿，用。

　　2.住房费用，在国外发给本人，占工资三分之一以上。在中国全部扣除，变为企业利润上缴财政。然后按照工龄上报计划，再由财政拨款卖房，对工人干部进行无偿分配。房租极低可以忽略不计。目前把已经分配的住房再次出售，是没有道理的。

　　按目前一套55 平方米的中挡住房，在北京三环路线以外，商品价是20 万元。按照工龄20 年以上户均一套，假设全国尚有400 万户没有分配住房，按照10 万元一套，需要4000 亿元。如果能将多占用的住房收回，此项费用可以减到2000 亿元。

　　3.医疗费用。小病不管，增加工资每年每人平均100 元，按1 亿职工，每年要增加工资100 亿，加上大病报销，年需500 亿元。

　　4.待业保险。按3000 万人离岗，支付3 个月，每人600 元，需要20 亿元。

　　5.子女教育费用。过去上大学是免费的，现在自费达到学费10000 元。没有子女考上大学的家庭，这部分工资也应得到。按2 亿职工干部，3000 万家庭，其中父母工龄达到20 年以上者计算，1000 万家庭，需要1000 亿元。

　　6.养老保险。国外是从本人工资中扣除，经企业存放于保险公司。中国是存放于政府财政，投资于国有企业。全国职工干部是按照工龄向国有企业投资，而由国家统一负担养老的。经过企业改革，国家不再负担养老义务，就应该将这部分国有资产划出，建立社会保险公司。按照一个退休人员每年2000 元，1亿人计算，年需要2000 亿。

　　上述粗略计算，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历史上上亿职工的必要劳动，投资于国有企业，是劳动者的债权或产权。

　　第二，在政府财政背后，是一个向哪个社会阶层征收财富，支付改革成本的问题。应该按照“收益与成本一致的原则”，由改革的主要收益者负担，主要是向富人征税和清除腐败两项。如果改为砍投资，借内外债或通货膨胀，等于让广大居民负担，必然加重两极分化，破坏社会稳定。

　　第三，上述费用平均到每年，需要支付2000 亿元左右。目前国有资产存量中的11000 亿元，年平均利润最多如此。就是说，为了支付年2000 亿元的保险费用，必须有11000 元的国有资产专门为他运营。这部分国有资产存量绝对不能流失，不能通过任何形式化为企业所有。盈利的企业不能分配这部分利润而使破产企业无以补偿。

　　第四，为此11500 亿的国有资产存量应该划归保险公司，同时按照工龄给全国职工建立个人保险帐户。在此基础上，国有企业改革应该很快地进展，在改革中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与右倾思潮只顾改革企业忽视职工补偿，和“左”倾思潮空讲维护托延改革不同，

　　本文提出的改革思路如下：

　　在理论上抓住三个关键：

　　第一，在改革中坚持全民所有制，实现全民所有制一部分（即工人阶级投资于国有资产中的退休养老金部分）由国有制向社会所有制的转化。

　　第二，国家承担历史债务并予以补偿，坚持以财政为主导，通过整顿税收和拍卖一部分国有资产解决资金问题。

　　第三，坚持“改革收益的占有与成本的负担相一致的原则”，坚决防止以货币手段解决经济结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在实质上是经济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改革），把改革成本转嫁给社会居民。在实施上把国有企业改革与社会保障制度结合起来，划出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国有资产，进行公开拍卖，然后转换为养老基金，按照基金法的规定进行长线投资，同时对于全国国有企业职工统一按照工龄设立个人保险帐户。其意义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解决了职工社会保障问题，可以迅速推进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不影响社会稳定；

　　第二，防止了国有资产（特别是其中关键的养老金部分）向少数人流失，保持了改革中的社会稳定；

　　第三，一部分全民所有财产由政府经营转变为社会经营，将推进经济民主化的进行；

　　第四，价值上万亿的基金在数年之内入市，将改造股市结构，克服过度投机，极大促进股市的发展；同时在拍卖国有资产时，会吸收大批游资，有利于国家金融稳定；

　　第五，拍卖的国有企业，该选择竞争性行业的企业，而基金入市是严格按照基金法，投向长期基础性行业，这有利于我国的经济结构改造和所有制结构改造。

　　第六，在目前通货紧缩难以摆脱时，可以有效调整社会分配关系，扩大低收入居民的需求。

　　无论什么改革，都必须在坚决打击腐败，先立法，后按照法律严格实施。这是我的思路的前提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