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是双边贸易争端的核心，也被认为是中国对美国不公平贸易的实证依据，中美双边贸易在统计数额上的巨大差异使得贸易不平衡问题变得更加复杂。2005年。根据美国官方统计数据，美中货物贸易赤字达到2016亿美元，但是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中美货物贸易顺差为1142亿美元，两者之间相差874亿美元。2006年2月14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美中贸易关系：进入更大责任和执法新阶段》。该报告宣称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缺乏公平性、可持续性、平衡性，掀起了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又一轮争论热潮。正是由于美中贸易逆差逐年扩大。而且美中双方在逆差的统计数据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从而导致各学者对美中贸易不平衡问题存在各种争议，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中美贸易在统计数据上的差别；（2）隐藏在巨额顺差数据背后的实质；（3）关于美国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举措。笔者以这三个方面为线索对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进行相关的文献综述。

　　一、中美贸易在统计数据上的差别及修正

　　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争议很多，首先最显著的问题是中美官方统计的贸易数据存在差异。需要进行统计口径、香港转口和转口增值及服务贸易的相关修正估计才具有可比性。

　　1.中美统计口径的不同夸大了两国贸易不平衡的数额Fung and Lau（1998，2001，2003，2006）以及Feenstra（1998，1999，2002）指出中国的出口采用FOB，而美国的出口采用FAS，FOB与FAS的差别在于前者包括装船费用，这项费用一般估计为比FAS高l%，因此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应向上调整1%.在进口方面中国采用CIF统计。CIF包括商品自出口国到进口国的保险费和运输费，或者由第三国获得或者列入服务贸易项目下，CIF通常比FOB高10%，而美国是在海关记录的基础上统计进口，基本上与FOB统计的结果一样，因此在计算两国贸易差额时中国的进口额应该向下调整10%；原玲玲（2005）认为在统计范围上，美方采用总贸易制，以国境作为统计界限，对进入美国境内存入自由贸易区和保税仓库的货物均列入统计，而中方采取专门贸易制，以关境作为统计界限，存入保税仓库的货物不作为统计，因此造成美方统计范围略大于我方，使美方“逆差”加剧。李毓灵、余翔（2006）认为美国规定对几千美元小额的数据不纳入统计资料，也造成一定的统计误差：尹承德（2005）认为美国将中国取道美国转口到加勒比和拉美地区的商品记人中国对美的出口，夸大了中美贸易数字。

　　2.香港作为中美贸易中的一个特殊港口。其转口贸易及转口增加值进一步加剧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数额各界学者普遍认同香港的转口贸易及转口的增加值是造成中美官方公布数额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由于香港作为一个特殊的港口，中美两国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是经香港转口而完成的。Fung and Lau（1998，2001，2003，2006）以及Feenstra（1998，1999，2002）主张，美中两国统计的双边贸易差额数据都是不准确的。美方在进口方面，因忽视转口和转口增加值而高估了从中国的进口，在出口方面却把经由香港转口到中国的出口统计为对香港的出口。中方在出口方面，由于不能确定货物转口到香港后的目的地，无法将经由香港转口最后运抵美国的所有产品记入对美国的出口，因而也低估了美国对中国的出口；Jialin Zhang（2000）认为，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问题是美中两国对双边贸易失衡做出了十分不同的估计。美国使用原产地原则把经由香港转口到美国的中国产品统计为美国从华进口，但是并不把经由香港转口到中国的美国产品统计为美国对华出口。因而放大了美中贸易逆差。中国国务院白皮书（1997）指出按原产地原则统计难以真实地反映中美贸易状况，特别是对于转口贸易和加工贸易的统计往往存在较大误差。这是美中贸易逆差被严重夸大、中美贸易失衡状况被扭曲的实质之所在：USCBC（2004）指出美国把经由香港转口到美国的中国商品都统计为美国从中国的进口。而香港的转口增加值达25%之多。大大夸大了自中国的进口值。Chaodong Huang and Broadbent（1998）认为，中美在统计双边贸易数据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一情况导致公众对中美贸易失衡程度有十分不同的看法。中美贸易统计差异的主要原因包括不同的计价基础和运输时滞，但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存在经由香港转口的贸易以及确认和正确计算这些贸易流量的实际困难。

　　3.美国的贸易优势是服务贸易，但其在计算两国的贸易平衡时却未记入服务贸易数额。夸大了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谢康、李赞（2000）认为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自身的贸易结构和经济发展结构，或者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其服务贸易的巨大顺差，这是美国在国际经济中拥有比较优势的反映，符合发达国家贸易结构的一般规律。即使中国对美贸易不存在贸易顺差。美国由于其经济结构的原因也会出现巨额贸易逆差。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实质是美国经济结构日趋服务化和信息化，产业结构不断向着资本、技术和信息密集型方面转化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和以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的结果。因此这种体现中美两国经济结构互补性特征的贸易不平衡并不损害中美双方长期的国家利益，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美国现有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USCBC（2004）指出算入服务贸易时美中贸易逆差会进一步下降。但是，由于服务贸易自身的特性，低估现象普遍存在，正确而又精确计算出中美服务贸易额也是件困难的事情；尹翔硕（2001）也指出由于服务贸易很难统计，误差和遗漏可能比较大。比如，美国的服务贸易统计包括旅行、旅客运物费、其他运输、特许和专利费、其他私人服务、以及军事国防和各种政府服务几大类，显然，在服务统计中非常重要而且美国具有相当优势的金融、保险、咨询以及工程技术服务等都由于统计上的困难而没有作为独立的大类分别计算。因此可以推测，美国服务贸易的顺差是低估的。

　　中美官方贸易统计数据的巨大差异使中美贸易争端持续升温，于是国内外一批学者致力于对中美贸易数额的修正：尝试以统一统计口径、纳入香港转口贸易和剔除转口的增加值、将服务贸易差额一并计入的中美贸易数据来真实反映中美之间的贸易情况。最具代表性的是K.C.Fung.Lawrence J.Lau and Yanyan Xiong（2006）。经过一系列数据演算得出对中美2005年商品和服务贸易相结合的双边贸易平衡的最佳估计值是中美贸易顺差1707亿美元⑥。

　　二、隐藏在中美贸易顺差数据背后的实质

　　近年来中美贸易每年都创新高。中美贸易顺差亦逐年攀升，中美贸易存在顺差是无庸质疑的，而中美贸易为何是顺差，隐藏在这些统计数据背后的实质又是什么，许多学者结合经济全球化的视点，对中美贸易顺差进行深层次的探究，现将其原因归纳如下。

　　1.东亚地区产业转移，中国承接了亚太地区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东亚地区产业转移是隐藏在中美贸易顺差背后的最重要原因之一，Nicholas R.Lardv（1994）指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东亚其他国家对美贸易顺差减少造成的：Robea Rubin（1997）认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一直以很快的速度增加，但同一时期美国对亚洲贸易逆差总额大致没有变化，贸易逆差构成之所以向中国倾斜，大体上是因为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将其生产活动转移到中国的缘故；Laura Tyson（1997）也明确指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近年来增长迅速，但这种趋势已大体上被香港、新加坡以及台湾等地贸易逆差的减少所抵销。

　　尹翔硕、王领（2004）运用数据分析了1993－2002年中国对东亚贸易、中国对美国贸易以及美国对东亚贸易的变动情况，认为中国对美贸易的顺差虽然不断扩大，却并没有使中国总体贸易顺差增加，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额虽然不断增加，但是这一逆差占其总的对外贸易逆差的比重却并没有显著提高，维持在20%左右，由此得出中国现在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是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过来的结论。由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不断地把生产转移到中国大陆来，他们对美国的出口也因此转移为中国大陆对美国的出口了。由此可得出两个推论：第一个推论是如果没有中国。美国对东亚的贸易逆差可能比现在出现的还要大。这是因为原来在东亚其他国家（地区）生产的产品现在转移到中国，可以更便宜地生产。假定美国的需求总量不变，较低价格的进口使得美国消费者得到了更多的实惠，同时也使美国在得到同样多商品的同时，付出比以前较少的成本，即在进口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进口总额降低；第二个推论是由于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是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过来的，因此，只要这种趋势不改变，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也就不可能完全解决。而这种生产转移的趋势估计是不会改变的，因为这是经济全球化引起的国家间比较优势转变造成的；Jiawen Yang（2004）指出，中国大陆的外贸伙伴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已将纺织品与服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设备转移到中国大陆，通过在中国大陆加工对美出口，这些产品占了美国从华进口的很大份额，因而美中贸易逆差的增加，部分是美国对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贸易逆差转移的结果；亢梅玲（2006）认为中国正在替代日本、韩国、台湾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对美国出口，美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正在向中国转移。90%的美国自华进口只是替代了来自东亚和东南亚的进口，大部分是低科技含量的电子机械、玩具、服装和鞋类产品；柴海涛、廖育廉（2006）认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还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转型相关。目前东亚新兴经济体已逐渐将本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中国。这一方面导致了中国对东盟各国、韩国、日本和祖国台湾地区的巨额贸易逆差，另一方面也使上述经济体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锐减。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05）对美国对华贸易数据专门做了分析，得出结论，尽管美国扩大了从中国的进口，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其减少了从其他太平洋地区市场进口的结果，因为这一地区的企业均已把制造工厂迁移到了中国。例如2004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比上年上升了24%.而同期其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也下降了12%；AlanGreenspan（2005）指出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从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经济体的进口大幅上升，但从2000年开始基本保持稳定，这是由于最后的加工程序和出口程序都集中到了中国，对华逆差替代了对其他经济体的逆差，如果按出口的“增值部分”来计量。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将小得多，而对其他亚洲国家的逆差会大得多：Nicholas R.Lardy（2006）指出应该用全球化的整体观点来看美中贸易赤字，在大部分的加工业里面，一般最后制成品的价值的60%-70%都是进口的含量，而电子类产品中进口含量的比例可能高达90%.所以当中国越来越发挥加工厂的作用，其实是中国越来越成为组装最后一道工序的环节。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不平衡会越来越加剧。“中国制造”主要是把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的原料及原部件在中国加工、组装成产品，这实际上是美国对全亚洲的贸易逆差。

　　2.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掩盖了帐面贸易的实质Jialin Zhang（2000）认为，资本流动是影响中美贸易平衡的因素，中国对美的大多数出口产品都是由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加工生产的，大多数增值都回报给美国和这些企业所属的国家，而中国只挣得很少的加工费；潘越（2003）指出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外国在华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外资企业在中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12.58%猛增至2000的47.97%.显而易见外资企业由此所获得的利润并非中国政府的收入，中国方面所得到的仅仅是劳动力价格，这部分收入通常只占产品价格的10%左右；Burke（2000）证实，快速增长的美中贸易逆差是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运营的增长直接相关的。美国在华某一行业直接投资增长10%，则该行业美国从华进口量将增长7.3%，美国对华出口量将下降2.1%，由此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将会产生贸易替代效应：Taikun Ji（2004）证实虽然中国出口业绩飙升，但过去10年的出口增长中足足有65%可追溯到那些在中国建立子公司或者合资企业的跨国公司，一半的出口涉及到来料加工或者中间产品加工。

　　3.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马亚华、刘光卫（2002）认为美国原产地标准的随意性是主观原因，而中国的加工贸易为美国滥用原产地标准提供了机会；王正毅（2003）认为中国加入WTO以后。要在国际机制内完整地看待问题，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除了带来中国贸易顺差外，还严重导致中国的产业升级尤其技术升级滞后，中国在国际贸易价值链中处于单纯产品加工环节，在国际市场没有主打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

　　4.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加剧了中关贸易顺差刘向东（2006）认为，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美国的比较优势是高科技产业，这种互补贸易产生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已经释放。而美国始终没有对华开放高科技产品的出口，若美国不改变高科技禁运政策，贸易逆差很难从根本上解决；Melvin、James R.（1989）就指出当开展要素服务商品贸易时，出口服务的国家必然将在货物贸易上存在逆差。服务出口国在货物贸易上出现逆差。反映了服务部门的比较优势。这一实证结论说明现阶段中美两国政府及企业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局面。并且改变这种局面既不利于中国，也同样不利于美国经济的稳定发展：Jialin zhang（2000）认为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强调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另一方面却又不想取消对华出口管制。这就成为发展与扩大中美贸易和经济关系的主要障碍：James Harding（1997）曾指出，如果美国取消每年几亿美元的对华出口管制。中美哪一方为贸易逆差还很难说。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贸易确实存在着出口管制错位问题。这直接阻碍了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因此中美贸易顺差是美国对中国歧视性出口管制政策的必然结果，尤其在高技术及其产品的出口上：周世俭（2006）认为中美贸易顺差其实是美国的作茧自缚行为，放宽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是缓和中美贸易顺差的唯一出路。

　　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美官方贸易数据的巨大差异由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1）统计口径的不同；（2）香港转口贸易造成的统计困难和转口增值造成美方对中方的高估：（3）在平衡项目中遗漏对双方服务贸易的统计。而深究其贸易数据背后所隐藏的原因主要体现在：（1）亚太地区的产业转移，中国承接了亚太地区对美的贸易顺差；（2）对外直接投资和公司内贸易的发展掩盖了帐面贸易的实质；（3）中国加工贸易迅速发展；（4）美国对中国实行出口管制加剧了美中贸易逆差。

　　三、关于美国对中美贸易不平衡态度的争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美贸易不平衡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然而迅速增加的贸易顺差致使中美贸易摩擦越来越多，美国总有一部分人把它和中国不公平的市场准入，人为压低人民币币值和工人工资联系在一起，甚至还有些人认为中国实行重商主义，扶植出口，限制进口，中美贸易巨大的不平衡造成了美国制造业工人大量失业。中国应该为此负责任，提出应在人民币汇率、反倾销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对中国不停地施压：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06）直指中国的汇率管理问题，声称引起中国乃至全球经济不平衡的部分因素就是中国“鼓励储蓄，不鼓励消费”的汇率政策，“让人民币价格能够更加自由地浮动将是中国的最佳选择”，该报告再次敦促中国进一步采取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美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美中贸易关系：进入更大责任和执法新阶段》报告（2006），提出中美贸易关系“进入新阶段”，对华贸易政策需要调整。报告称为使中国履行“成熟贸易伙伴”应尽的责任，美国将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立场，加强对华工作力度。

　　概括而言，美方认为两国贸易不平衡是由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引起的：（1）美国产品遭遇中国贸易壁垒、缺乏市场准人；（2）中国缺乏政策的透明度；（3）中国对人权、劳工权和环保的滥用。以及拒绝遵守这些领域的国际标准使其获得不公平的增大美国贸易赤字的贸易优势；（4）未来的不可预见性；（5）中国有意压低工人工资，有意操纵人民币汇率，压低人民币币值，以促进出口。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美方善于使用的政策工具有：增加进口配额，限制自华进口，加大反倾销调查力度。阻止中国产品的进口，贸易制裁等。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Stephen Roach（2004，2005）指出美中贸易逆差是美国国内储蓄严重不足的必然结果，然而缺乏国内储蓄的美国为吸引资本必须从国外进口额外储蓄并保持庞大的经常项目和贸易赤字。如果美国不开展对华贸易，他就会有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赤字，将中国作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替罪羔羊是一个巨大的错误：Davis and Weinstein（2002）主张，美中贸易逆差是一个长期的政策问题，中美贸易失衡可归因于总的宏观经济失衡或者三角贸易。其中，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是与投资过度超过储蓄这一宏观经济失衡密切相关的；柴海涛、廖育廉（2006）认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主要由其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所决定的，首先美国居民的储蓄率不高，而消费和投资比例很高；其次尽管美国对外贸易始终处于逆差状态，但其经济结构却同时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美国能够大量吸收外资进入本国股票和国债市场：二是本国服务贸易始终保持较大的顺差；三是绝大多数本国跨国公司都在外国市场从事生产和销售活动，这些因素又使美国对外经济交流得以保持总体平衡；而李石凯（2004）认为当期美国贸易逆差是前期美国贸易逆差的惯性增长。并且只要美国资本和金融帐户的盈余足够冲抵贸易逆差。美国的贸易逆差便具有可持续性；尹承德（2005）认为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主要是由美国政府赤字财政、美元的特殊地位导致美国高消费、国内储蓄率太低和淘汰“夕阳产业”造成的。

　　石磊、寇宗来（2004）通过研究国民收入恒等式发现，美国庞大的军费开支、布什政府的减税计划以及低利率政策所导致的高涨的国内投资和过低的私人储蓄是造成近年来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在美元贬值的背景下。盯住美元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妨碍了美国独占其汇率贬值的好处；牛向东（2004）指出，美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历史观和大国国际关系观认为中国必然走向超级大国，因此必须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此背景下，为减少美中贸易逆差，降低高失业率，美国通过将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国际化，并通过外交和国际多边会议对中国施压等政治手段，强迫人民币升值，同时又采取了反倾销、对中国加入WTO的履约状况进行评估、动用“301条款”等经济手段打压中国。

　　美中贸易逆差真的是美国制造业失业率的罪魁祸首吗？Clyde Prestowitz（1996）指出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大多是美国已不再生产任何产品的行业，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对美国的出口，不仅不会影响美国的工业生产和就业，也不会影响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而是对美国经济结构的有益补充，有利于美国经济结构的调整：Mickey Kantor（2003）指出美国的一部分利益集团所认为的“由于中国产品的进入，导致美国失去一些就业机会，一些企业关闭了”的说法是过于夸张，中美之间贸易赤字的出现主要是因为美国的企业竞争力在下降，以及美国的产品过于昂贵：LauraTyson（2005）则认为失去的工作岗位是源于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而不是贸易伙伴的不公平贸易及他们的货币政策；USCBC（2004）指出美国自华进口中只有10%的产品与美国生产的产品直接竞争，因此即使美国削减自华进口也不会减少美国的总的贸易逆差。

　　那么，人民币升值真的能从根本上解决美中贸易逆差吗？牛向东（2004）认为美国所指责的由于人民币和美元直接挂钩导致了人民币汇率过低造成贸易不平衡是缺乏客观依据的：Nicholas R.L，ardy（2003）表示，强迫中国实行浮动汇率制以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做法，解决不了美国贸易逆差不断上升的问题，美国贸易逆差是一种结构性赤字，与中国汇率制度和贸易保护主义没有关系；Greenspan（2003）驳斥了美国制造商声称中国操纵货币，提高对美竞争力，致使美国失业增加、美中出现巨额贸易逆差的观点。他认为人民币升值不会改善美国的就业市场，也无助于改善美国的贸易赤字；姚枝仲（2003）认为，汇率并非影响美国贸易逆差的唯一因素，美国的财政赤字政策、美元的国际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地位引致的大规模证券资本流入是造成美国大规模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

　　美国针对美中贸易逆差采取的措施层出不穷，而中美贸易数额还是逐年攀升，那么美国在中美贸易中是否获益呢？薄熙来（2005）认为中美经贸关系并不是中国顺差就意味着完全是中国受益，中国出口商的获利远远赶不上美国进口商的获利，中国出口的产品有相当一部分是外国在华投资企业生产的，因此要从这种特殊的经济关系里面，深入分析中美贸易顺差的内在原因；李雨时（2001）根据统计数据研究发现，与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低失业、低通货膨胀相伴行的是巨额贸易逆差且与年递增，这并未对美国经济发展造成多大的不利冲击。相反，长期的贸易逆差实质上是美国充分利用实际资源的有效手段，即美国通过大量进口，节约了本国资源，使之得以优先发展本国的高新技术产业，最大限度获取了“资源转换效应或利益”：周世俭、王丽军（2005）指出贸易逆差并没有损害美国经济，美国依然是世界上的超级经济强国。进口大量物美价廉的日用消费品符合美国市场的需求。有利于美国广大的消费者，有助于缓解通货膨胀。是美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补充；尹翔硕（2001）认为由于美元的国际硬通货地位，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愿意接受美元，并把钱借给美国人花。贸易逆差必然是有资金流入，当各国出口商在国内把美元换成本国货币后，美元就成为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如果这些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库券（放在央行的保险柜里是没有收益的），美国就等于获得了外国低息贷款。这样，美国人一方面享受着世界各国的便宜进口品，另一方面又可以用从各国借来的钱进行投资（包括在美国国内和海外投资），获得更高的收益。贸易逆差对美国经济的另一个贡献是有助于美国调节其经济周期。当美国经济表现强劲、需求旺盛时，大量的进口可弥补其国内供给的相对不足，从而有利于抑制经济的过热，帮助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使它能够更好地实现“软着陆”，贸易逆差就像美国经济的贮水池，它通过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贸易来帮助调节美国的经济；黄海燕（2006）指出中美贸易顺差给中国带来的外汇储备中约有l／3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大量中国对美贸易盈余的好处重新流回美国。有利于美国长期利率稳定，进而有利于美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和经济的增长。

　　综上所述，中美贸易不平衡和其统计数据一样包含着众多影响因素，应从中美贸易的本质出发正确看待中美贸易失衡，如李雨时（2003）所指出，中美贸易顺差是一个结构性矛盾，很难通过WTO双边机制得到解决，因此解决中美双边贸易争端还是要靠双边妥协，以积极态度应对中美贸易所产生的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