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学家考察国际贸易政策的分析方法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贸易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以及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发生了变化；第二贸易本身的特点发生了变化，影响着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第三经济学领域不断变化的观点，尤其是有关产业结构和竞争的分析影响着经济学家论述贸易政策的观点。建立在完全竞争基础上的传统贸易理论不能有效解释上述国际贸易领域内的新现象，诸如产业内贸易、研究开发以及企业间的对立等外部经济问题。新贸易理论通过引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来解释这些问题，并为政府在国际贸易领域进行政策干预提供了恰当的理由。以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1953-）等人为代表，打破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长期所形成的思维定式，强调国际经济中被传统贸易理论所忽略的两个特征－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提出了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常常被冠以战略贸易政策的名称，原因在于这一贸易理论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政策观点。战略贸易政策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战略出口政策、战略进口政策和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政策。这些基本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一国政府可以凭借生产补贴、出口补贴、研究与开发补贴、进口关税以及保护国内市场等手段，扶持本国战略性产业成长，培育和增强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谋取规模经济收益，并借机争夺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和利润。

　　一、战略贸易政策基本模型的扩展

　　战略性贸易政策自问世以来备受关注，不少学者对其基本模型和基本观点进行了扩展和质疑。

　　Bagwell（1992）和Staigen（1994）把产品成本减少的不确定性引入到Spencer-Brander研发补贴模型中，证明了研发补贴的最优性与产品市场竞争的战略变量的选择无关。在基本模型中，政府被假定在企业决策之前采取行动。而Carnmichael（1987）考虑了相反的情况，他假定本国和外国寡头厂商在第三国市场上出售差异产品，企业间进行Bertrand（价格）竞争，并且在政府决定补贴或税收之前制定价格。结果表明，决策的时序对于政府最终对企业是补贴还是征税以及本国福利均有影响。Brander和Spencer（1985）考察了两国政府同时给予本国出口企业补贴的情形，得到的结果类似于“囚徒困境”，即两国都希望通过补贴增加本国的福利，而最终的结果却是两国的福利都比无补贴时恶化了。这一研究表明，战略贸易政策是一种以邻为壑的政策主张，容易导致贸易双方的贸易争端。

　　有学者考察了成本、产业集中度和战略贸易政策之间的关系。加拿大Ngo Van Longa和An-toine Soubeyrar（1997）认为在古诺竞争中出口补贴可以提高国家福利，然而如果本国厂商相对于外国厂而言数目足够多，本国需求曲线足够凸，那么本国的最优政策就是出口税。

　　战略贸易政策产生于发达国家，有学者另辟蹊径研究该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以Carlos（已故）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战略贸易政策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另一种观点却认为，战略贸易政策不适合于发展中国家。此外，还有学者讨论关于战略补贴与企业利润、消费者剩余、国民福利的关系，以及战略贸易政策与规模利益、斯塔科尔伯格竞争的关系，等等。总之，对于战略贸易政策基本模型和基本理论的扩展极大地丰富了该理论的内涵。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最新研究进展

　　1.竞争优势与战略贸易政策

　　英国的David Colliea和David de Mezab（2003）在《竞争优势以及对战略贸易政策的追逐》中扩展了著名的Meza（1986），Neary（1994），和Bandyopadhyay（1997）的研究结果，指出Brander-Spencer（1985）的模型表明，低成本的国家给予企业的出口补贴／出口税的绝对值比高成本国家所给予企业的要多。

　　在传统贸易模型中，各国采取自由贸易政策是最优的。但是在不招致报复的情况下，很多国家热心于放弃自由贸易政策，战略贸易政策对此给予了合理的解释。存在寡头垄断就会存在租，因此创造一个有所偏倚的竞争环境是符合国家的利益的。既然政府的动机是将利润转移给本国厂商，那么分配给最有利可图的厂商的补贴就是最高的，低成本国家给与本国企业的补贴因此就更高。战略互补意味着当一个企业削减产量时另一个企业也会这样做，由此产生更高价格带来收益。这表明低成本的企业产出最大，所以政府设立最高出口税。作者认为低成本国家更有可能从政府干预中获利，无论该国政府采取何种方式的政策，低成本国家的政策的绝对价值都要大于高成本的对手国。

　　2.收入约束，战略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

　　战略贸易政策理论强调了公司和政府之间承诺能力的不同，这种不同正是干预寡头市场的关键因素或者动机之一。不同学者在扩展该理论时，虽然不仅考虑了产业政策同时也考虑到了贸易政策，但是都是基于这样的假设：补贴可以无成本地通过没有扭曲的税收筹集，1美元公共基金的边际社会成本为1.但在实际中，筹集补贴会给经济带来扭曲的成本，这就意味着1美元公共基金的机会成本大于to英国J. Peter Neary和Dermot Leahy（2004）则是考虑了公司利润的社会价值和前期补贴之间的不同，刻画了动态寡头竞争情形下的贸易和产业政策，指出在种种不同情况下，基金的边际社会成本有可能大于1或者小于1.例如，当存在通过扭曲税收募集补贴所带来的自我损失或者本国公司部分股权为外国人所有时，基金的边际社会成本就大于1；而当没有收入约束的条件下本国公司的最优利润不足以达到吸引本国公司进入该市场，并且对固定成本的没有扭曲的补贴不存在时，基金的边际社会成本就小于1. J. Peter Neary和Dermot Leahy（2004）考察了存在和不存在收入约束条件下的战略贸易和产业政策，指出最优总的净补贴支出与基金的边际社会成本相比是反方向变化的，当基金的边际社会成本上升时，总的最优净补贴支出是下降的。

　　3.战略联盟与战略贸易政策的替代关系

　　德国Karl Morasch（2000）考察战略联盟情形下松散的竞争政策是否可以作为战略贸易政策的替代。联盟就是构建战略合同以改变市场产出。一般条件下战略贸易政策实施的效果取决于以下因素：国内消费份额、产品市场的竞争性质、产业内最初的厂商数目以及国际联盟的可行性。

　　Karl Morasch（2000）认为如果国际联盟是可行的，在不考虑产品市场竞争性质的情况下，联盟对于中低份额的国内消费以及对少数寡头会特别地好。如果联盟内的企业可以比他的竞争对手获得战略优势，战略联盟可以起到同战略贸易政策一样的政策效果，战略联盟的松散竞争政策就有可能代替战略贸易政策。战略联盟的松散竞争政策的明显优势是：政府不需要掌握有关企业成本构成或者市场管理的完全信息，而且不容易招致外国的报复，因为与补贴政策相比竞争政策不算太引人注意。

　　截至目前，对于国际竞争中战略联盟作用的讨论也仅限于寡头竞争者之间的合资研发的溢出效应，对产品市场上竞争的影响以及对福利的影响并不是他们讨论的重点，Karl Morasch（2000）的讨论焦点则在于厂商和政府战略行为的福利效应。考虑到囚徒困境，Karl Morasch（2000）认为建立一个国际政策合作博弈模型应当更合适。该模型包括：第一阶段策略选择阶段，生产国决定采用何种干预形式，战略联盟、战略贸易政策或者不干预。如果一个国家采取积极的干预策略，在第二阶段战略行动阶段，政府或者设置关税／补贴的幅度或者组成战略联盟构建战略合作合同。第三阶段产出阶段，各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竞争。最终的结果取决于策略合作程度，如果各国能够在第一、二阶段合作，他们就会选择战略贸易政策并制定联合的最优关税或补贴幅度。Karl Morasch（2000）认为在战略行动阶段合作是不可能的，因此最好的情况往往不会出现。基于这样的考虑Karl Morasch（2000）考察了策略选择阶段不同的决定对于后两阶段的影响。Karl Morasch）（2000）对联盟结构情况下的福利与贸易政策和不干预情况下的福利进行了比较，认为在政策选择阶段，不干涉不能产生非合作博弈均衡。如果每个国家的产业由多于两个的公司组成，囚徒困境的结果是：每个国家将实施联盟方案，福利低于双方政府采用战略贸易政策时的福利。

　　Karl Morasch（2000）的主要结论是：（1）只要出口份额足够大，战略联盟策略就会胜过战略贸易政策给本国带来更大福利。（2）产品市场竞争性质的改变并不影响联盟和战略贸易政策的相对效果。与战略联盟和战略贸易政策相比，不干预政策的福利效果更糟，至少对于国内消费份额相对较低的国家是这样的。（3）国内不消费该产品时，实施战略贸易政策通常比战略联盟更好。（4）只要其他国家选择不干预，对于实施积极干预政策的国家，战略联盟通常会导致比战略贸易政策更低的福利。

　　4.战略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

　　美国Xinshen Diao和Terry Roe以及土耳其Erinc Yeldan（1999）构建了一个由R&D导致的内生增长的一般均衡模型，（它的先行模型是Romer 1990年建立的）。该模型详细说明并校准了来自日本的数据，获得了过渡状态以及稳定状态的均衡，研究了贸易促进和R&D促进政策对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作者发现，尽管贸易自由化在短期促进了福利，但是就长期而言会导致增长率下降并使社会福利损失。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当战略贸易政策对国内R&D活动资源再分配的作用很小时，对跨国界技术知识外溢却有着重要作用，反过来，这种重要作用进一步刺激了经济增长。

　　5战略贸易与委托竞争

　　美国Nolan H. Miller和Amit Pazgal（2005）应用双头垄断理论的结果，提出政府选择补贴、所有人选择经理人的激励机制以及由此产生的经理人在产品市场竞争的三阶段博弈，认为假如所有人具有充分的控制经理人行为的权力，那么最优战略贸易政策就不依赖于产品市场竞争的模式，例如公司是否采用价格或者产量竞争。

　　Nolan H. Miller和Amit Pazgal（2005）将产业组织文献中关于两阶段双寡头垄断博弈中的所有人与经理人的策略应用于战略贸易问题中关于委托竞争的讨论。作者构造了一个三阶段的博弈，政府提供补贴，所有者设计激励机制，经理人在第三国家竞争。作者认为一旦考虑所有者与经理人关系中的委托作用，最优贸易政策仅仅由诸如公司成本、需求函数等因素决定，如果所有人有足够的控制其经理人动机的权利，那么最优／均衡的贸易干涉就不会依赖于产品市场竞争性质。

　　在Nolan H. Miller和Amit Pazgal（2005）的模型里，只要给定所有人的激励机制，经理人的行为就是最优的，同时只要给定政府所要采取的贸易政策，所有人的激励机制就是最优的。因此，经理人的推测就是所有人和政府的最优战略的理由，而这些战略本身就是最优的。作者的见解是：在这个三阶段博弈中，均衡建立在经理人的行为上而不是建立在这种行为是否来自于委托价格或者产量设定上。Nolan H. Miller和AmitPazgal（2005）还提出，在解决战略贸易问题时，最基本的观点应该是产品市场的行为，而不是产品市场模型。也就是说，困难并不在于如何决定正确模型，关键在于决定正确的政策及考察政策变化的潜在效果。

　　6.战略贸易政策与公司所有权结构

　　英国Steffen Huck和德国Kai A. Konrad（2003）考察了应用战略贸易政策在国际古诺垄断竞争时对多国所有权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参数选择的影响，发现厂商更偏好拥有本国所有权，因此均衡当中会出现完全的企业所有权本土化。

　　Dick（1993）和Welzel（1995）研究两个厂商两个国家的模型，表明存在多国所有权时各国补贴本国公司的动机可能减少。假设A国所有的公司都完全由本国所有，A国一个A公司从B国募集了资金，会产生以下影响：B国补贴本国公司的动机减少，对A公司有利；A国补贴A公司的动机减少（因为A公司的利润现在要流入B国），对A公司不利。Steffen Huck和Kai A. Konrad（2003）构建了更具一般性的n个厂商n个国家的模型。在各厂商采取古诺寡头垄断竞争并且各国实施战略贸易政策的情况下，各厂商偏好于本国所有权，均衡结果是公司的完全本土化。

　　因为厂商的目标是利益最大化，而且厂商能够影响本公司股东的构成，即股东中外国人的比例。私有公司在决定股东构成方面比公有公司更具灵活性或者说更容易使本公司的股东都为本国人。由于各国政府补贴多国公司的动机有可能减少，所以私有公司的投资人宁可向外国投资人支付额外费用，以使本国公司本土化。作者的研究表明，减少本国补贴的直接影响超过减少所有其他国家补贴所带来的利益，因此公司完全本国所有就出现在均衡中。这一结论似乎为公有公司走向私有化提供了理由

　　7.垂直整合与战略贸易政策

　　在Brander和Spencer（1985）模型中，只考虑到了最终产品，而且生产过程中也只使用初级要素。这种简化虽然可以使理论研究顺利进行，但与现实世界相距甚远。现实中的许多生产不仅使用初级要素，而且也有中间要素投入。

　　韩国Jaerang Lee和美国Kar-yiu Wong（2005）在两个国家、自由竞争的模型下，分析了用于促进国内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生产的战略贸易政策（如政府补贴）的作用，还对不同情况下实施补贴和税收政策的结果进行了分析。作者研究认为补贴是否促进福利增加取决于企业间是否是垂直整合的，只要模型中至少有一个国家的企业是垂直整合的，对最终产品的最佳补贴就是有效的。例如，假设韩国政府以通过促进贸易的方式来增加福利。根据Brander和Spencer的模型，对计算机的补贴很可能会引起对芯片需求的增长，从而使国外芯片制造商从中获取利润而损害了国内芯片制造商利益。于是，这种可选择的补贴对国内企业的积极作用变得十分模糊。同理，如果对国内电脑芯片进行补贴，芯片价格下降，这又最终使国外电脑厂商从中获利，而使国内生产商利益受损。那么，如何来确定最佳补贴呢？Jaerang Lee和Kar-yiu Wong（2005）认为这种联系和最佳的补贴政策取决于同一国家的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产业是否是垂直整合的。

　　假设外国政府是被动的政策制定者，如果两个国家的产业都不存在整合，即使最佳补贴政策中有些效果是积极的，补贴的总体结果也不一定产生积极的效果。如果有一个国家或两个国家的产业存在整合，那么最佳补贴对最终产品会产生积极的效果，而对中间产品则不一定。对于中间产品，只有当国内产业存在整合时，补贴才会产生积极效果。

　　Jaerang Lee和Kar-yiu Wong（2005）指出，生产存在中间产品投入的情况下，著名的利润转移效用仍然存在，而垂直整合则阻止了前面提到的连锁效应的负面主导作用。这是因为有内部垂直整合的企业会考虑最终产品补贴会给本企业的中间产品带来的影响。于是，如果国内的产业是整合的，当国家补贴最终产品生产时，国内企业就会生产更多的中间产品，由于规模经济，中间产品的成本下降，企业的利润增加。与此同时，如果国外的企业也是整合的，当它的最终产品的生产受到本国补贴的负面影响时，国外企业就会趋向于降低中间产品的产出。最终，补贴使得本国的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生产商都受益。

　　三、小结

　　战略贸易政策理论作为传统贸易理论的补充和发展，使国际贸易理论更接近于现实，并改变了经济学家研究贸易理论和贸易现实的思维方式。随着对该理论基本模型的扩展和向相关领域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战略贸易政策的应用已经超出了最初的影响，而是向着诸如产业结构、竞争力、公司所有权构成、产业集中度等等方面进一步发展，该理论对于各国经济发展和政策制定以及企业决策的影响愈加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