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及经济绩效时，它主要是指“生产多少、成本和收益的分配或生产的稳定性”，但由于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激进转轨社会变迁的内容，它既强调总产量、人均产量和社会收入分配，更强调引起产量、收人分配变化的制度的行为能力，因此，经济绩效就被用于指“经济转轨启动以后至某一时点市场经济结构的实现程度和新制度结构的行为能力；以及制度变迁过程中引起的经济变动和社会发展的轨迹”。这两种情况都反映，俄罗斯转轨过程中的经济增长是从长反斜坡（下降）到正斜坡（上升）的发展轨迹，在叶利钦时代，经济严重衰退，进入普京时代后，经济开始出现复苏，尤其是随着政局走向稳定，新的社会整合机制的逐渐建立，经济转轨开始走上理性发展的阶段。

　　对于这一现象，学术界大多用经济转轨模式来解释，虽有一定的道理，但理由并不充分。因为，转轨模式并不决定经济绩效，无论是保存知识存量的渐进转轨还是彻底摧毁知识存量的激进转轨，经济史上都有成功的例子。真正决定经济绩效的是政治经济组织的结构，亦即制度本身。本文在肯定转轨模式对经济绩效有一定作用的前提下主要从制度的角度来分析俄罗斯转轨过程中的经济绩效。

　　一、制度非均衡状况下的经济绩效

　　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因素。当制度处于均衡状态时，就制度内而言，制度均衡指在既存制度覆盖的交易范围可变动的情况下，该制度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的状态；而就既存制度与目标制度的关系而言，它指的是选择了最有效的目标制度后的状态。但无论是那种形式的制度均衡，只要制度处于均衡状态，那么，社会的经济绩效必然是最优的。

　　与制度均衡相对应的是制度非均衡。制度非均衡同样可以分为制度内非均衡和制度（既存制度与目标制度）间非均衡。前者指改变同一制度的覆盖范围能够增加制度收益的状态，这时制度供给者具有改变同一制度覆盖范围的动机；后者指在若干可供选择的制度之间，已选择的制度不是成本最低的，因而制度供给者具有重新选择新制度以谋取制度收益最大化的动机。

　　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在整个90年代中一直处于低效率的制度结构之中，有学者据此认为俄罗斯经济转轨陷入“非效率制度均衡”中。但是，从上面的分析来看，笔者认为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处于制度非均衡状态。因为，只要制度是“非效率”的，那么就必然存在着制度创新的潜在动机，而制度创新潜在动机的存在就表明制度处于非均衡状态。当然，这种潜在动机能否直接转化为实际的变迁能力，关键要看交易成本。当交易成本不高时，则制度的非均衡具有不可持续性，从而引致制度创新；如果交易成本过高，那么潜在的制度需求与供给就不能转化为实际的制度需求与供给，这时，一定的制度非均衡状态就具有可持续性。基于这样的分析，笔者认为，90年代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正是处于一种具有可持续性的制度非均衡状态。从1993年起，历届政府都试图将无效率的经济路线调整过来，都没有成功，并不是因为它陷入“无效率制度均衡”中，而是因为俄罗斯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结构引起的阻力过大，从而使交易成本过高。根据诺思的观点，一个社会健全的伦理道德准则是使社会稳定、经济制度富有活力的粘合剂。反之，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意识形态也会阻碍制度创新。

　　导致俄罗斯这种可持续性的制度非均衡状态的主要原因在于，俄罗斯的制度初始选择并不是最优的。最初，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轨为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与俄罗斯的现实难以相容，这最终使俄罗斯经济在90年代严重衰退。加之，制度变迁存在着路径依赖，当一国的经济发展一旦走上某一轨迹，它的既定方向在往后的发展过程中将得到强化，所以，过去的选择决定着现在可能的选择。制度给人们带来的规模收益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并最终使得制度变迁可能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轨迹：当收益递增普遍发生时，制度变迁不仅得到巩固和支持，而且在此基础上一环紧扣一环，良性循环；当收益递增不能普遍发生时，制度变迁就朝着非绩效方向发展，而且愈演愈烈，最终“闭锁”在某种无效率状态。俄罗斯恰恰是后一种情况。

　　同样处于制度非均衡状态，为什么叶利钦时代和普京时代的经济绩效却大相径庭呢？叶利钦时代经济严重衰退、居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相反，进入普京时代后，俄罗斯经济却出现复苏，1999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2％，工业生产增长8.1％，基层企业的财政状况良好，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外贸顺差约为400亿美元；2000年，在全球经济出现颓势的情况下，俄罗斯经济反倒爆出亮点，经济增长率达到7.6％，工业产值增长率约为9.5％，一些部门特别是轻工业部门增长更快，达到150％-200％；投资比上一年增长了近20％；外汇储备达到300亿美元；全年的国际收支差额达到10年来最高值约600亿美元；全年完税率达到82％，使年底国家杜马通过了独立以来的第一个无赤字预算；通货膨胀率被控制在21％以内。2001年宏观经济情况进一步好转。怎样来解释同样处于制度非均衡状态下的不同绩效呢？主要的原因在于意识形态发生了新的变化，同时，制度安排的改变引起了交易技术结构的改变，最终导致交易成本降低。也就是说，制度安排的改变使制度非均衡状态的可持续性逐渐向不可持续性转化。过去的改革是为私有化而私有化，经济效率完全被忽视，普京上台后提出了“信念、权威、秩序”治国的理念，强调要将市场经济和民主的普遍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探索俄罗斯自己的转轨道路和发展模式。在这种意识形态指导下，普京对俄罗斯的政治经济结构作了重大调整，从而使制度环境发生了有利于提高经济绩效的转变。政治上，大刀阔斧地推行了一系列政权建设的措施，建立了垂直的领导体系，改变了俄罗斯独立以来地方势力过大、寡头为所欲为的局面，同时也理顺了同国家杜马的关系，政治局势趋于稳定。经济上，执行积极的工商投资政策，税制改革成绩显著，海关改革步子进一步加快，社会政策的改革稳步推进，影子经济在相当大程度上被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创新的成本得以降低，经济绩效上升。

　　二、影响俄罗斯经济绩效的制度要素

　　本文以新制度学派的分析工具，具体分析直接影响俄罗斯经济绩效的制度要素。

　　所谓制度要素是指“契约”主体之间的各种关系。制度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契约的主体是人，所以，制度要素主要是指契约各主体之间的各种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这3方面对俄罗斯转轨中的经济绩效起着直接的作用。

　　首先，社会的加速分化导致了俄罗斯社会的严重失控，进而经济严重滑坡。在社会转型之前，俄罗斯社会处于苏共一党过度控制之下的超稳定结构，但实际上却蕴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这种危机首先体现在经济上。所以，俄罗斯的社会转型是以经济转轨为起点的，其目的就是要摆脱苏共过度的控制，“根本改革”原有的“障碍机制”，消除社会经济的停滞现象。但是，在复杂的国内外背景下，经济改革的问题和指导思想上的失误使前苏联长期以来沉积的各种矛盾骤然尖锐化和显现化，经济进一步恶化，政治动荡不安，民族分裂日益严重，社会危机全面爆发，并最终导致苏共垮台和苏联剧变、解体。

　　经济转轨促使社会加速分化。俄罗斯经济转轨是对经济存量的改革，不是人人受益的改革，掌握合法暴力的人往往“早鸟先得食”。因此，经济转轨直接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分化。社会分化是社会转型的基础，只有良性的社会分化才能有利于构建新的社会整合机制，促进社会向前发展。然而，俄罗斯的社会阶层分化并非良性的分化，富翁阶级靠全民贫困而发迹，社会严重地朝两极分化，一极在集中货币，而另一极在集中贫困，而且两极之间的鸿沟在不断加深。由于激进的经济转轨彻底摧毁了原有的社会整合机制，而新的整合机制又尚未建立起来，加之刚性的社会分层结构和中间阶层的“空洞化”，最终使俄罗斯社会形成断裂带，并引发强烈的社会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