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摘要：在企业会计政策选择中，资产减值会计政策的选择处于重要的地位。本文在介绍我国企业资产减值会计政策发展的历史沿革后，着重分析了我国的资产减值政策赋予企业的会计选择权及企业在资产减值的会计政策选择中的动机，并就规范资产减值会计政策选择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资产减值 会计政策选择 动因措施及手段

　　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是企业在宏观会计政策的范围内，根据本企业的生产经营目标和特点，对可供选用的会计原则、方法、程序进行分析、比较，进而拟订会计政策的过程。在形式上表现为会计过程的技术规定，本质却是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博弈规则和契约安排。在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中，资产减值会计政策的选择占据着重要地位，在企业的盈余管理中或利润操纵中，最常使用的就是资产减值会计政策选择。

　　一、我国资产减值会计政策历史沿革

　　近年来，随着经济环境的日益复杂和技术条件的不断变化，资产减值问题已引起各国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普遍关注。各国学者对资产的减值问题进行广泛探讨和研究，并先后制定了相应资产减值会计准则以规范实务界行为，提高会计信息有用性。伴随着会计改革的进程，我国资产减值会计也一直在不断发展。早在1993年我国首次允许采用应收账款余额百分比法进行坏账损失的核算，虽然会计信息质量有了一定提高，但离真实、可靠的目标还有距离。我国1998年提出，要求境外上市公司、香港上市公司、在境外发行外资股的公司计提“四项准备”，即坏账准备、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长期投资减值准备。对其他上市公司可按此规定执行，而对非上市公司仅要求计提坏账准备。1999年发布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有关会计处理问题补充规定》将四项减值准备的使用范围扩大到所有股份有限公司。从2001年起在股份有限公司范围内执行的《企业会计制度》中，把“四项准备”扩大到“八项准备”，增加了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在建工程减值准备、委托贷款减值准备。并规定：从2001年1月1日起，企业应当定期或者至少与每年年度终了，对各项资产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的要求，合理预计可能发生的损失，对可能发生的各项资产损失计提减值准备。这对投资者、债权人、政府等利益相关方的决策提供了更加有用的信息，这一规定挤去了资产中的水分，体现了谨慎性原则，增强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使财务报表中对资产计量更真实的反映出企业中资产的价值。2006年，财政部正式颁布《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该准则体现了与国家会计准则趋同的特征，相比以前准则有了很大改善：一是增加了单项资产、资产组和总部资产的概念；二是新准则对公允价值、处置费用、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折现率)都分别做了比较详细的操作指南，可操作性较强；三是新准则针对部分上市公司借资产减值进行利润操纵的行为，规定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在建工程等长期资产适用于新准则，其减值准备一经计提，在以后期间不得转回；流动资产的减值准备适用于特定准则。

　　二、我国资产减值政策赋予企业会计选择权规范

　　尽管《企业会计准则》明确了所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必须对资产计提减值准备，但是由于对计提的条件界定不具体、不明晰，对具体资产项目计提的比例、转回的条件没有详细、明确的规定，需要会计人员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经验进行职业判断，这样，资产减值政策就赋予了企业会计选择的空间。

　　(一)关于坏账准备的会计政策选择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有应收账款余额百分比法、账龄分析法和销货百分比法等三种方法。上市公司对坏账损失的核算只能采用备抵法，在提取比例的确定上，《企业会计准则》赋予了企业很大的会计选择权，可以根据以往的经验、债务单位的实际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等相关信息予以合理估计，这从某种意义上也使企业可以根据自己需要来估计计提比例。不同的核算方法和不同的坏账损失提取比例就会得出不同的财务结果，这样给企业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很大空间。在坏账准备的提取范围上，只规定对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提取坏账准备；对预付账款和应收票据不用提取坏账准备，只有当其可收回性受到怀疑时，可转到应收款项来提取减值准备。这样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通过会计科目的转换来调节准备计提的多少来影响利润。

　　(二)关于存货跌价准备的会计政策

　　《企业会计准则》要求企业在期末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时，如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应按高出的部分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在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时，应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计量；如果某些存货具有类似用途并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且实际上难以将其与该系列的其他项目区别开来进行估价的存货，可以合并计量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可以按存货类别计量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在目前市场价格机制并不完善的情况下，估计售价是可以有一定的浮动范围，对于估计完工成本和销售所必须的估计费用更是企业可以根据需要加以处理的，这样调整出的可变现净值可以尽量符合企业的要求。另外。企业还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按单个存货项目、按类别或者产品系列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这些都给企业一定会计选择的权利。

　　(三)关于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会计政策

　　《企业会计准则》要求企业应在期末对长期股权投资的可收回金额进行合理的估计，并将其低于长期股权投资账而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准备。企业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有的有市价，有的没有市价。对被投资单位是上市公司，还可以有信息来源；如果被投资单位不是上市公司，则比较难以收集其财务资料，也就是难以准确地判断减值准备。在确定可收回金额时，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出售净价中的出售价格在目前市场价格机制下有一定的浮动范围，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估计发生的资产处置费用。企业管理当局可以根据企业自身情况，使企业在提、不提和提多少之间有目的地进行选择。另外，长期股权投资有成本法和权益法两种。一般情况下的判断依据是投资企业是否对被投资单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通常投资比例不低于20％)，即可采用权益法。如果采用权益法要求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的当期损益要计人当期的投资收益，如果是投资损失以负号表示。因此，部分上市公司就根据自身的需要对被投资单位的投资比例在20％上下随意变动，以到达到控制利润的目的。

　　(四)关于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会计政策

　　《企业会计准则》要求企业应当在期末对固定资产逐项进行检查，如果其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对其差额应当计提减值准备。对于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会计政策赋予了企业选择的权利，主要表现在可收回金额、发生减值准备条件的判断。在确定可收回金额时，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出售净价中的出售价格在目前的市场价格机制下有一定的浮动范围，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估计发生的资产处置费用。企业管理当局可以根据企业自身情况，使企业在提、不提和提多少之间有目的地进行选择。

　　(五)关于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会计政策

　　对于无形资产计提减值准备，会计政策赋予了企业选择的权利，主要表现为在确定可收回金额时，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出售净价中的出售价格在目前的市场价格机制下有一定的浮动范围，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估计发生的资产处置费用。会计人员根据企业自身情况，作出主观的职业判断，使企业在提、不提和提多少之间有目的的进行判断，以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另外，涉及到可收回金额是指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预期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中较高者，处置费用包括与资产处置有关的法律费用、相关税费、搬运费以及为使资产达到可销售状态所发生的直接费用等。我国的资产减值会计政策无形资产的估价，资产减值计量的难度更大，超过了上市公司会计人员及注册会计师的职业判断能力，无法得出恰当的资产减值标准，从而影响减值准备的正确性，这就更为上市公司利用减值准备政策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空间。

　　(六)关于在建工程减值准备的会计政策

　　对于在建工程计提减值准备，会计政策赋予了企业选择的权利，主要表现在在建工程能否给企业未来带来经济利益、能有多大的经济利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另外，在确定可收回金额时，出售净价中的出售价格在目前的市场价格机制下有一定的浮动范围，企业可以根据其需要估计发生的资产处置费用。企业管理当局可以根据企业自身情况，使企业在提、不提和提多少之间有目的地进行选择。

　　(七)关于委托贷款减值准备的会计政策

　　相对上述其它几项资产减值来讲，企业对委托贷款的选择要少一些，只在可收回金额的确定上具有会计选择权。

　　从理论上讲，对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给了企业更多的会计政策选择权，是增强上市公司的信号显示功能，但实际情况是，当企业面临亏损、扭亏、再融资等情况时，会将这些选择权变为操纵利润的工具，从而干扰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行。在我国对资产减值会计政策进行宏观选择后，仍给企业留下了微观选择的空间，使企业拥有一定的选择剩余权，这种权利在管理当局手中，这样当环境和条件对管理当局不利时，他们就会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从事对自己有利的政策选择行为。从根本上说，作为“经济人”的经理，对资产减值会计政策的把握和选择以自身效用最大化为选择目标。在新准则实施中，规定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不包括存货、投资、建造合同资产、生物资产及金融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不得转回，只允许在资产处理时再进行会计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管理当局利用转回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减值准备操纵利润的行为，但上市公司出于扭亏、配股等动机操纵利润的现象仍然存在。

　　三、上市公司运用资产减值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分析

　　研究发现，不同上市公司资产减值会计政策选择的出发点是不同的，这也正是其动机不同的体现。这些动机主要包括：上市资格动机、配股动机、扭亏动机以及保牌动机、临界动机和利润平滑动机。

　　(一)上市资格动机

　　2001年以前我国证券发行市场实行的是额度制，在额度制下仅有少数企业可以获准发行股票，并且企业过去的经营业绩是很重要的考虑因素，2001年后改为核准制，但本质上仍属于实质性审批制度。该制度规定发行股票的企业必须符合一些必要条件，如企业必须在近三年连续盈利，“近三年连续盈利”是企业能否发行股票的首要限制条件，这就成为企业利用资产减值会计政策的选择来“操纵”利润的一个很重要的诱因。尤其是经营业绩不佳的公司，为了获得上市资格，更需要通过资产减值会计政策的选择来取得良好经营业绩。另外，一旦获准发行股票，公司过去的经营业绩又会直接决定或间接影响股票的发行价格与股票的顺利发行，盈余管理显得更为重要。财务包装作为公司在上市之前的一个重要环节，公司完全有机会在财务包装的过程中进行盈余管理。有专家对1996和1997年所有的公司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这些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和资产收益率都出现明显下降，并进而证实了公司经营业绩的下降是由于过度财务包装所引起。

　　(二)配股动机

　　上市公司取得上市资格后，最大的受益是能从证券市场上直接融资，能否获得配股资格对于一个上市公司极为重要，这将影响到上市公司后续资金的注入，盈利投资项目的规模扩展。但并非所有的上市公司都能获得配股资格，中国证监会自1993年开始制定配股政策，尽管制订的配股政策有一个演变过程，但始终包含着会计盈余指标的要求。如1999年之前配股政策要求的是连续三年的净资产收益率每年都须在10％以上(个别基础性行业为9％)，因此如果其中某一年不能达到10％，则上市公司前一至两年的努力将付诸东流，必须从下一年度再重新开始，故多数达不到资格线的上市公司就会利用资产减值会计政策的选择来“操纵”利润达到配股目的。有研究发现ROE分布的非正态分布，如1997年有27％的沪深上市公司的ROE在10％～11％之间，毋庸置疑，部分上市公司的ROE就是通过资产减值会计政策的选择行为达到的。1999年后配股政策改为“净资产收益率最近三年平均在6％以上，但任何一年不得低于6％”，虽然遏制了“10％的现象”，但“6％现象”却在不断重演。

　　(三)扭亏及保牌动机

　　证券管理法规规定：连续两年亏损公司将列入ST板块，连续三年亏损暂停上市，宽限期内不能扭亏将终止上市。上市公司一旦被“ST”，筹资难度加大，资金成本上升。至于暂停上市或终止上市，在“壳资源”珍贵的情况下，意味着“壳资源”的丧失。所以上市公司为避免连续亏损，往往利用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模糊性，采用所谓的“休克疗法”，巨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一次亏个够”，以便来年“轻装上阵”。2002年4月30日，金杯汽车年报披露，2001年亏损825038723.72元，每股亏损0.7551元，净资产收益率也创下了-53.20％的历史记录。是什么原因导致金杯汽车的业绩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事实上，金杯汽车2001年仍旧实现了主营业务利润103485677.67元，其他业务利润也达到9229906.45元，这两项盈利相比去年都有所增长，但营业利润却亏损了988102007.63元。原来公司为了更“谨慎、真实、科学”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对广大股东负责，从公司未来长远、健康发展的战略考虑，决定变更会计估计，将原按应收款项年末余额的百分比计提坏帐准备，现变更为按应收款项年末账龄分析法计提，因会计估计变更影响本年度利润-82759万元，而公司当年因为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就产生了869848164.79元的损失和费用。今年的业绩虽然看起来不佳，但是来年却可以轻松上阵。不难预料，2002年金杯汽车扭亏为盈的几率非常大，还有可能会实现丰厚的净利润，因为按照原先的应收款项余额法核算坏帐准备，管理当局判断的回旋余地不大，而采取新的帐龄分析法，金杯汽车的职业判断空间可就加大。只要公司能够保持2001年的销售状况，即使不转回已经计提的坏帐准备金，也能够轻松盈利，如果再模仿当前有些公司的手法进行坏账准备的反向冲回，那2002年度的利润就更可观。降低重组门槛，为“扭亏增盈”留下操纵空间。按照现行制度要求，在连续的三年中，只要有一年不是亏损，即可保住上市公司的“壳资源”，盈余管理的空间较大。有些上市公司也利用这一空间进行盈余管理，以至于出现其连续五年中只有一年是盈利的状况，且盈利很少。有专家的实证研究证实了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会计政策的选择来进行盈余管理的保牌动机。

　　(四)临界动机

　　处于财务报表核心地位的盈余数字，是投资者、债权人、供应商和公司员工关注的对象，因此会计盈余通常作为各种契约的定量标准，管理人员报酬契约可能规定会计盈余超过某一特定值时企业才有可能得到贷款或以较低的利率得到贷款。由此可见，会计盈余的某一特定值可能会对企业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由此，具有临界动机的上市公司当期计提的资产减值较低，而会计制度对实施减值准备的操作给企业留有很大的自主权，恰好提供了操纵利润的空间。ST数码2001年的年报披露净利润为530余万，经审查公司少计2001年度及以前年度亏损高达1.7亿元，其中，对难以收回的长期不良债权未按规定计提坏账准备9100万元。

　　(五)利润平滑动机

　　西方实证会计理论分红假设认为若其他条件保持不变，实施分红计划的企业，其管理当局更有可能将报告盈利由未来期间提前至本期确认。因此，红利计划的存在会驱使管理当局对利润进行平滑。一般红利计划都规定了管理当局获得红利的上限和下限。至于是提高还是降低会计盈余，则取决于实际的会计盈余是高于目标、介于目标与下限之间、还是高于上限。若盈余高于上限，管理当局便有通过递延盈余来降低报告盈余的动机，因为高于上限的盈余(即超额盈余)将会使其永远失去获得这部分红利的机会。把超额盈余往后递延增加了预期的未来红利。然而，西方的这种分红计划假设在我国不成立。我国曾有实证结果证明上市公司经理人员的年度报酬不依赖于企业业绩，而是与公司规模及公司所在区域具有密切关系。尽管如此，利润平滑的现象在我国上市公司中还是存在的。我国证券市场中存在一种基于业绩稳定增长的利润平滑动机，上市公司一般倾向于陈报逐年增长的经营业绩，以向投资者传递公司不断提高的长期盈利能力的信息，从而达到降低融资资本的目的。公司稳定的增长向投资者传递一种信号，也就是公司正常发展的信息，这也有利于树立公司的良好形象，增强投资者信心。因而，当上市公司在某年有超乎寻常的增长时，管理当局一般不会向投资者直接陈报该业绩，而是通过利润平滑将本年的一部分会计盈余递延到以后各期，以保证该公司业绩增长的优良态势。所以，该类公司在执行资产减值会计政策时，一般会提取较高比例的资产减值准备，以降低本期的会计盈。

　　四、资产减值会计政策选择规范的对策

　　针对上述情况，本文建议应缩小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会计政策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真实反映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

　　(一)提高会计职业判断水平

　　资产减值的分析和判断的过程中更多注入了会计人员的主观因素。会汁人员职业判断水平决定了资产减值的确认和计量的准确性。为了提高会计报表的质量，使得报表中资产真实反映企业未来获取经济利益的能力，就必须提高会计职业判断水平。使会计人员能正确分析出影响资产减值的复杂因素，判断哪些是主要因素，哪些是次要因素。结合资产减值规范规定的计量标准，正确确定资产减值的数额。并及时通过会计记录反映在会计报表上，使报表使用者及时了解企业资产的实际状况，以做出正确决策。这需要会计人员从各方面提高自身素质，一方面需要会计人员的自觉主动性，另一方面也需要国家从法律法规的角度对企业会计人员的上岗要求、后续教育等方面进行规范。

　　(二)加强对资产减值会计政策选择的审计

　　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会影响公司执行资产减值政策。我国《证券法》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年末提供经过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年度会计报表。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报告对被审计公司年度报表中所反映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的合法性和公允性具有鉴证作用。对于未执行资产减值会计政策而使报表水分过大的公司和过度使用资产减值会计政策操纵盈余而使报表不实的公司，都有可能被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所以，上市公司为了保持公司形象，避免被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会慎重考虑资产减值会计政策的选择。因此，首先，强化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审计。在审计实施阶段，注册会计师应该评价资产减值准备所依据的资料、假设及计提方法；复核资产减值准备计算的正确性；比较前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数与本期实际发生数；检查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批准程序；评价资产减值准备披露的充分性。在审计工作报告阶段，注册会计师依据审计证据所估计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与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列示有差异时，应判断差异是否合理。其次，加强证券监管部门对亏损上市公司的监管力度。证券监管部门应加大对亏损上市公司，特别是连续亏损上市公司的监管力度，强制上市公司披露资产减值准备对利润的影响程度，提高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对于严重违反有关法规的行为，应予以严肃查处，以确保上市公司的质量和整个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三)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资产减值会计政策的法规法制

　　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一是会计准则制定部门应谨慎赋予企业资产减值会计政策选择权。由于公司治理结构和会计准则的不完善以及会计信息市场的不完备，会计政策选择权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国外研究也表明，赋予企业一定的会计选择权，便于企业通过会计选择向市场传递公司特有信息，从而降低准则的实施成本。但众多研究表明，会计准则赋予企业的资产减值会计政策选择权，被部分上市公司所利用来达到扭亏、配股等目的。因此，我国在赋予企业资产减值会计政策选择权上应谨慎。我国会计准则正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2006年新会计准则的颁发对资产减值会计政策选择权又有了新的规定，取消了存货发出的后进先出法，在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上，规定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不包括存货、投资、建造合同资产、生物资产及金融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不得转回，只允许在资产处理时，再进行会计处理。从提供资产真实价值量度的角度，资产减值是应该允许恢复的，国际会计准则允许资产减值的恢复。我国新准则的资产减值规定，是一项重大变革，“迫使”上市公司提高信息质量。虽然不得转回的规定，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存在实质性差异，但符合我国上市公司监管现状，也是我国在赋予企业资产减值会计选择权的谨慎性体现。新准则禁止转回资产减值损失，对那些采用大幅计提减值准备进行利润调节的上市公司会有重大影响。二是完善会计制度，尽量减少人为估计。会计准则制定部门应该尽可能明确资减值会计政策的选择权，使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方法和计提比例更先进、更科学，严格限制可能导致会计信息模糊和失真的处理方法，尽可能缩小会计人员人为估计和判断的范围，避免企业执行会计政策的主观随意性，不断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如在坏帐准备计提方法的选择上，会计制度应明确规定哪些行业、哪些类型、哪些规模的上市公司应使用何种计提方法，或者优先使用哪种计提方法，禁止使用哪种计提方法等加以规定，从而减少人为的估计和判断，加强资产减值会计政策的信息披露。国际会计准则中，对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方法、可收回价值的计量及其在财务报告中披露等内容均做了详细规定，使其真正成为规范、统一、可操作性强的会计政策。我国的会计准则在不断向国际准则靠拢，资产减值会计也不例外，应尽可能披露当期资产减值损失的发生、冲回及在报表中的列示项目等，以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对无法在表内披露的信息，应在附注中予以披露，如无法估计损失金额的原因、对减值资产未来情况的预测等。对于市价的确定也应分别加以披露。对那些市价容易取得的股票和债券投资等减值信息首先应在相关的年报中披露；对那些市价不易取得或占同类资产比重较小的资产的减值信息，企业可以根据以往的经验并结合当时市场状况估计其市值，并在报表附注中加以揭示。这对于信息使用者理解主观性较强的资产减值的计提来说是很有必要的，也有助于有关部门对企业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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