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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时间以来,本土企业斥巨资参股、收购全球著名企业的案例日渐密集起来。
先是中信证券与深陷次级债危机的美国贝尔斯登相互持股10亿美元,接着中国平安以18.1亿欧元(约合198.4亿人民币)的代价从二级市场直接购买总部位于比利时的富通集团9501万股股份,进而以占富通总股本4.18%的比例成为其第一大单一股东。
而最新的一个消息是,在全球最大的矿业公司必和必拓与全球第三大矿业公司力拓之间超过1300亿美元的并购案中,斜刺里杀出来宝钢集团欲争购力拓的消息,媒体引述了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的一语“你问收购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很大!当然喽,各种可能性都有嘛。”瞬间在国内钢铁行业炸锅,尽管随后传出“该媒体对语句的理解有偏差”,但在宝钢没有正式澄清之前,这件事的想像空间仍然存在。
不过,在业界和媒体纷纷为本土企业利用汇率攀升和股价高估值的优势进行跨国并购而喝彩之际,我认为,国内资本市场的自由度和有效性可能是喝彩声背后更值得关注的问题。
仍以宝钢为例,早已成为国内钢铁业老大的宝钢直到今年年初才迈开国内重量级并购的第一步,以现金方式向国内铁矿质资源较多的新疆八一钢铁增资30亿元,取得其69.61%的股权,并成为控股股东。而始于2004年以来钢铁行业重组的国家级推力,却在各地方遭遇了形形色色的太极云手。2006年中,人称“铁娘子”的原宝钢集团董事长、钢铁协会会长谢企华曾对媒体无奈感叹,“目前,地方政府已成为钢铁行业跨区域重组的最大障碍。”
在此形势之下,宝钢放着窝边草不吃,远渡重洋,克服包括语言障碍、文化差异、法律陷阱、异国管制等诸多难以想像的困难,进行海外并购,实在是“攘内必先安外”的不得已之举。
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内的税制(也不能完全怪地方政府,现行税制使得他们很难放走税源大户)需要更市场化、更适应国内经济现状的深度改革。而更值得反思的是,国内造成诸多弊端(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屡屡过热、节能减排目标望眼欲穿等)的现行政绩考核模式更是导致国家级调控政策和市场效率时常陷入双重失灵的主要原因。
从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来看,政府的介入是在市场失灵的前提下作为外部因素而对市场进行调解的,但在国内恰恰是由于政府的无处不在而频频导致可以用资本说话的事情变成需要用各级领导来说话。因此,弱化各级政府在企业中的话语权当是下一阶段本土企业治理结构改善中的最大看点,即使是代表出资人利益的机构也将逐渐表现得更加像一个股东,而不是一个过去意义上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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