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经济学理论应用于企业预算管理已司空见惯，但是将社会学理论应用于企业预算管理却不为许多人所理解。从世界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学科的发展看，经济学与社会学是密不可分的整体。经济社会学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不仅应用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宏观管理，而且也应用于微观企业预算管理之中。可以说，经济学理论统率了西方企业预算的整个历史；社会学理论统率了我国企业预算理论与方法前30多年的历史，经济学理论统率了我国企业预算理论与方法后20多年的历史。虽然对纯经济学或纯社会学统率企业预算理论的反对意见此起彼伏，但是都因缺少恰当的理论支撑而无力回天。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新经济社会学的兴起，为企业预算管理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宏观社会实践中，我们借助经济学分析工具，对一系列非经济学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如加里·S．贝克尔(Gary S．Becker，1950)在犯罪、教育、家庭和许多社会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划时代的经济学洞见。我们也借助社会学分析工具，对一系列经济学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如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下的和谐发展等理念的产生，都是经济学与社会学碰撞的火花。在微观企业实践中，我们认为，企业预算管理诸多理论与方法是经济学与社会学在企业层面碰撞的结果。对企业预算管理的研究，应打破以经济学为惟一的理论基础的现实，更新把以社会学为基础的企业预算管理研究成果作为边缘理论附带研究成果的认识，建立以新经济社会学为基础的企业预算管理理论。我们完全可以以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为基础指导企业预算管理实践，为企业预算管理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在其指导下对企业预算管理模式与方法加以改进。

　　一、旧经济社会学与企业预算管理：历史考察

　　我们把经济学与社会学相对分离称为旧经济社会学。在19世纪，经济学和社会学产生并各自都有一些好的观点，所有这些都值得人们倾听和尊敬。此时，经济学和社会学因没有进行严格的分界，相处得非常融洽。

　　(一)旧经济社会学与西方企业预算管理：历史考察

　　预算管理在19世纪后期产生于政府部门，美国率先将其应用于企业，以对相关的成本费用进行控制。理论基础的发展推动应用理论的发展，旧经济社会学与企业预算管理从产生的时间看两者一前一后，而且由于西方经济学理论发展早于社会学，使经济学一开始就成为了企业预算管理理论基础的主宰，从而也就决定了企业预算以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焦点、相关成本费用控制为主要内容。其后，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上叶，经济学和社会学两者却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走去。帕累托(Pareto)认为，经济学研究人的理性行为、理性行为以外的行为是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经济学家分析经济问题的时候，总是试图将经济问题从社会力量中抽象出来，总是愿意将人类设计为按照机械刻板方式行为的人。经济学重心脱离了社会的其他方面而专一地集中在经济利益问题上；而社会学只占据了经济学留下的一隅之地，用强调社会结构的方法，分析非经济的论题。因两者严格的分界，双方的漠视甚为严重，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似乎有着不可跨越的鸿沟。在20世纪初，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之上的企业预算管理，在泰勒“科学管理”学说的影响下，管理方法主要集中在标准成本控制和差异分析上，注重管理科学中的技术与工具，追求技术数学模型的完美性，预算多采用“自上而下”强加式的集权模式，对组织中人的社会关系因素考虑较少，使经济学一开始就成为西方企业预算管理理论的主宰。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了以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为主要代表人物的经济社会学(后被称为“旧经济社会学”)。在他的著作《经济与社会》之中，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提出了建立一种高度结构化的、正式的、非人格化的“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他认为这是对个人进行强制控制的最合理手段，是达到目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有效形式，而且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方面优于其他非正式组织。“旧经济社会学”阶段的研究侧重于从组织方式等方面研究企业效率问题，这些研究很少考虑或根本不去考虑人的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对企业效率的影响。也就在同时期，企业预算管理研究的隐含目的就是界定出一种通用的最优过程与最优模式。以权变理论为基础，企业预算管理集权与分权思想也在此时得以产生和发展，组织理论、权变理论的引入打破了以经济学为基础的预算制定程序与模式一贯优于其他程序与模式的设想。使研究者感觉到企业内部组织因素也是影响企业预算管理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促使社会学逐渐成为企业预算管理理论基础之一的演变。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全世界经济大危机，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可的市场有效调节机能受到了冲击。在美国，罗斯福政府从宏观上对经济实施管制，经济社会学学者们则开始从宏观与微观上研究“造成企业效率下降”的非经济影响因素，企业预算管理的经济学基础产生了动摇，留给了社会学一定的研究空间。

　　值得庆幸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众多研究者从社会学视角对企业预算管理进行研究，提出了参与式预算管理模式。Argyris于1952年通过实地调查认为，通过下级管理者参与决定自己预算目标的过程，可以减轻下级完成预算的压力，减轻管理者与下级管理者之间的对立，并能有效提高企业效率。他的这一观点与经济学思想指导下的参与预算程度与预算松弛的正相关性观点并不一致，这为我们进一步以社会学理论研究参与预算与预算松弛打下了基础。

　　20世纪50年代，以帕森斯(T．Parsons)等为代表掀起了经济与社会的经济心理学、经济人类学等的讨论。对于企业预算管理，Hofstede也于1967年研究发现，影响预算的行为呈现多因素性和复杂性，管理激励和工作的满意程度不仅受到预算严格性和参与的交互影响，而且受到某些社会因素缓冲，如上级预算的态度、上下级之间信息沟通的方式、他们的性格以及工作的关联性等影响(Hofstede，G.，The Game of Budget Control，1967)；Cammann(1976)认为，预算松弛是管理者防御不确定性的工具，实地研究中发现参与的减少导致防御和预算松弛的行为[1]。

　　(二)旧经济社会学与我国企业预算管理：历史考察

　　正当西方经济学理论应用于企业内部管理，并感觉到社会学理论也是企业内部管理的理论基础之一时，我国则主要采用社会学的管理方法对企业预算进行管理。在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以前，我国的企业预算一直融于国家预算管理之中。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闽南根据地在1930年就针对财政收支上存在的混乱提出采用预算决算制度；鄂豫皖根据地在1931年统一规定每月都要有预算决算。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为了加强财政统一管理，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主要内容包括了建立预决算制度，并规定每月25日以前造报下月预算。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2年11月22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1953年度各级预算草案编制办法的通知》，我们从通知中可以看出，我国首次编制包罗一切的全面预算是1953年。

　　1986年6月，在南昌召开的“全国企业财务理论与财务学科问题”讨论会上，郭复初以我国“政企分开”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为背景，提出了国家财务独立运行的理论。该理论的提出，为我国企业预算独立于国家预算之外打下了基础。从解放初期到1978年这段时间，中国会计走了一段曲折蜿蜒之路，但是最终还是回到了正常的发展轨道。在这段时期内，由于企业预算从属于国家预算，国家管理过程中公平主题也就成为国有企业预算管理的重点。由于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中西方学术交流停止。企业预算管理制度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企业预算管理的实践。

　　在中国，“班组核算”文字记载最早见于1952年第9期《工业会计》中谢咸临的《介绍天津刘长福小组的经济核算经验》一文。该文详细介绍了班组经济核算的具体做法。班组核算在一个大型企业内部全面开展并取得初步经验首见于中国当时最大的钢铁工业基地鞍山钢铁公司。1954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使班组经济核算成为群众性的工作》的社论，肯定了企业推行班组经济核算的经验，指出“班组核算与劳动竞赛相结合是把增产节约变成经常性的重要手段”。“班组核算”这种吸引千百万群众参加核算、参与管理的形式一经出现，就受到了职工群众与财务工作者的欢迎和拥护。班组核算制度，其重要做法之一是“增产价值核算”，而增产价值的比较基础是计划，所以可以认为计划是班组核算的基础。与班组核算相继出现的管理方法还有“经济活动分析”和“群众路线”。透视班组核算的全员参与性，当时被总结为走“群众路线”，能有效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能集思广益共谋节约开支、降低成本之良策。笔者认为，在国有企业共同所有权理论下，企业预算管理行为以采用非经济激励方法为主，从精神上而不是从物质上对需要强化的行为加以奖励。“群众路线”是我国早期的社会学理论基础下企业预算管理模式的表现形式，这正是西方国家所谓的“参与预算”。也就在同一时期，西方的经济学家已经用实证研究法证实了参与预算与企业业绩的正相关性。

　　首次将西方预算管理的方法介绍到我国的第一篇文章是《会计通讯》上的《管理会计》(娄尔行，1980)一文。首次将西方预算管理的方法介绍到我国的第一本书是由知识出版社出版的《管理会计基础》(李天明，1981)，将“全面预算”定义为企业全部经济活动过程的正式计划用数量形式反映出来，并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决定了企业全面预算必须以利润为最终目标，把确定下来的目标利润作为编制全面预算的目标前提条件。如果认为西方企业预算管理把对目标利润的追求作为预算管理目标，也就是承认经济学成为西方企业预算管理的理论基础，同样也就承认了我国早期企业预算管理理论基础最初并不是以经济学为基础，而是以社会学为基础的历史现实。

　　总之，我国在解放初期至改革开放前，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短缺的情况下，对人的行为的激励主要运用社会学理论，例如，早期节约观点、平均主义、共同进入社会主义的观点。虽然社会学理论曾一度对生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造成了产权单一、生产效率低下的客观事实。实践证明仅仅用社会学理论指导企业治理与企业内部管理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改革开放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引入，对企业预算管理的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加快又完全转向以经济学为基础，在“经济人”、“合作理性博弈”假设的前提下，将人看成是一个纯粹追逐利益的动物、理性效用最大化的奴隶，企业预算管理也就建立在工具理性之上，将众多企业预算管理中复杂的社会关系问题转化为经济关系问题，并用数学模型加以简化处理。这其中的草率显而易见，当然企业预算的实际执行结果也被证明并不理想。

　　二、新经济社会学与企业预算管理：拓展思索

　　我们把经济学与社会学相互融合，称为新经济社会学，以下称为经济社会学。西方国家企业预算管理理论基础走的是从经济学到社会学，再从社会学到经济社会学发展的路径；而我国走的却是从社会学到经济学，再从经济学到经济社会学发展的路径。

　　(一)新经济社会学与西方企业预算管理：拓展思索

　　哈里森·怀特(Harrison C．White)在1981年尝试创建新经济社会学，4年后，马克·格拉诺福特(Mark Granovetter)在其著名的《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嵌入问题》一文中对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范围进行了规范，新经济社会学就此产生。2003年，理查德·斯威德伯格(Richard Swedberg)编写了《经济社会学原理》一书，“嵌入”、“经济行为的社会构建”成为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新经济社会学与旧经济社会学的区分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先后之别，最主要的是两者在研究主题、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上有着本质的差别。综合新经济社会学观点，意味着分析经济问题的时候在考虑经济关系外还必须涉及社会关系。像经济学家那样，只是简单地考虑经济利益以及这些经济利益如何驱动人类的行为，是不充分的；像社会学家那样，只是简单地考虑心理、人格、文化、社会系统如何驱动人的行为，也是不全面的。

　　企业预算管理中有着新经济社会学管理思想的同时期论文也很多。如R．Alan Webb(2002)在《声誉和差异调查对预算松弛的影响》一文中，通过引入“声誉”概念，对行为受货币和非货币因素的影响进行了考察，理论研究结果显示，“预算可靠性会影响管理者的声誉，而影响程度则取决于预算在组织中对计划和控制过程的重要性”。他的这一研究解释了为什么早期关于预算与松弛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与以经济学为基础的代理理论相矛盾的原因。他的研究有助于发展更广泛的预算行为理论，认为代理理论框架可以扩展到涵盖声誉组织系统等[2]。如Tim M．Lindquist(1995)在《公平作为参与式预算一个前提：检验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参照认知对满意和业绩的影响》一文中，就采用“公平”主题对企业预算管理进行了研究[3]。如Theresa Libby(2001)认为，公平的预算过程必须满足，第一存在发言权，即下级可以参与预算讨论或咨询的过程；第二存在解释权，即上级对下级不能影响最终指定的预算目标的理由沟通，这种沟通可能消除下级的“伪参与”感觉。实验结果显示，预算程序和由此制定的预算目标都不公平时业绩最差；如果预算目标是公平的，那么预算过程是否公平不影响业绩；如果不公平的预算程序制定了不公平的预算任务，平均业绩与公平目标的参与者的平均业绩具有显著差异[4]。

　　(二)新经济社会学与我国企业预算管理：拓展思索

　　我国的第二本介绍西方预算管理理论与方法的教材是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现代管理会计学》(余绪缨等，1987)，作者以在大连培训中心第四期(1983)及第五期(1984)的工业科技管理干部讲习研究班上的讲稿为依据编写而成。书中认为，企业预算就是企业未来时期各方面活动的具体目标或计划用金额反映出来。认为，企业预算目标存在多样化，但强调“目标的一致性”。并在修订编写说明中提出了传统的以追求“规模经济”为主要目标的“大量生产”要逐步为灵活性的“顾客化生产”所取代，在教材中加入了“以作业为基础的管理”，为以作业为基础的预算管理打下了基础。企业预算目标的多样化并不排除企业预算的社会目标。我国最早将新经济社会学理论重点概念“嵌入”(embeddedness)引入财务学科的是李心合(2002)，他认为，财务学应该像经济社会学与制度经济学一样将“制度”纳入企业财务行为分析的框架[5]。在我国企业预算管理历史中，关于企业预算管理中人的行为方面的研究也很多，但是还是没有把人的行为放入社会网络结构之中，也没有去研究企业预算管理中工作团队(体)的集体行为，更没有将企业文化、社会文化纳入企业预算管理研究框架。但笔者认为，将经济社会学作为企业预算管理的理论基础是企业预算管理研究的发展趋势。

　　过去我们以社会学为基础指导企业预算管理，企业预算中国家政府的权利扩张挤占了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权利，使企业预算中多了政府的税费、社会福利、社会赞助等支出，从而侵占了企业利润。现在我们以经济学为基础指导企业预算管理，却又造成了企业预算逃避社会责任的机会主义行为。他们认为，为了获得最高的投资回报率，企业必须将社会成本以高价转嫁给消费者，相反，如果承担的社会责任成本不能转嫁给消费者的话，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就会降低。但是，新经济社会学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完成是企业生存的保证，企业预算必须以不污染、不从事非法业务等完全内容预算保护社会福利，企业必须融入自己所在社区及资助慈善组织，从而在社会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企业的社会责任支出虽然增加了当前的经营成本，然而，正是这些社会支出增强了企业内部员工的凝聚力和工作热情，提高了企业的公众形象与社会信誉，从而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回报。

　　我国企业预算在由原来的完全社会人角色向以经济人为主的角色的转变过程中，使企业预算管理者经常出现角色错位和冲突，同时也就造成了从社会化过渡到社会化不足的现实。笔者认为，应该从我国市场经济现状出发，让企业预算理论与方法处于一个逐渐社会化的动态过程之中，以逐渐弥补现行企业预算社会化的不足。经济社会学的发展是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应该吸取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发展经验，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应该相互学习，促进合作，两门学科融合趋势终将成为发展的必然。

　　三、新经济社会学基础：企业预算管理模式的改进

　　(一)企业预算管理环境拓展

　　我们可以在新经济社会学的指导下，将企业财务行为视作一种网络行为，网络内每个个体的行为目标必须受其他个体乃至于社会结构体系的限定。完全无视网络内其他成员的利益，片面追求企业个体利益最大化和股东利益最大化是一种企业短期行为的表现。在财务理论的指导下，将企业预算管理的环境锁定在微观层面(个人)、中观层面(团体)、宏观层面(社会)上，并将三者有机结合形成网络结构，通过主要对中观层面的环境进行研究，从而形成向内(微观)、向外(宏观)辐射的环境整体。环境往往与企业战略相联系，而对企业战略的研究又被引向对企业价值链的研究。如果企业还是只关注价值增值流动的作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产业链的经济行为，那么就会造成企业过分干预市场、开发市场，产生伦理道德问题；如果不从企业个体、团体开始进行伦理道德教育、不进行企业文化理念的提升，那么势必在社会中造成企业不良文化的印象，企业终将自绝于市场。如此看来，企业在价值层面与非价值层面上都有来自于社会网络结构的责任压力，社会网络结构带给企业的许多无形的收益、无形的成本与费用，都是在企业预算管理环境研究中应增加的企业预算扩展内容，才能使无形收益、无形成本与费用有形化。

　　与ISO9000质量管理系统及ISO14000环境管理系统一样，SA8000是由一些世界级的大企业发起，经济优先权委员会(Council on Economic Priorities，CEP)后改名为社会责任国际(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简称SAI)制定，在1997年10月公开发布，并于2001年12月12日修订的企业行为准则——“社会责任8000”(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简称SA8000)。这个标准包括的主要问题有：雇用童工、强制劳动、健康和安全、商会权力、贸易歧视、工作时间和工资等。SA8000的强制力来自对全世界的适应性和商业制裁。不少对外贸易经营企业在与美国等国家的公司签约前，都会遇到同样一件事情，那就是接受对方SA8000社会责任体系认证确认。他们不仅要检查产品质量，而且还将对企业员工宿舍、饮食水平、厕所卫生等进行一番认真细致的考察，看看这家企业是否尽到了“社会责任”。截至2003年8月，全国通过SA8000认证的40多家企业组织中，珠三角就占了30多家。截至目前，湖南省对外贸易经营企业有2791家，上规模、上档次的企业有数百家，获得此证的企业还没有一家，今年湖南省全面启动该项认证后，至少有80～90％的企业面临“社会责任”的考验。

　　(二)企业预算管理编制起点重塑

　　以旧经济社会学为基础的企业预算管理对微观层面的个人行为重点研究，是个人对集体的博弈；以新经济社会学为基础，重点关注企业预算管理中观层面的工作团队(团体)行为与企业预算的关系，是一个合作生产集体与集体的博弈。合理设计企业预算组织、安排组织权力与组织权力分配，就会形成企业预算的团队(团体)横向的制衡与纵向的配置。只有把企业预算中的团队(团体)完全放入社会网络结构中，才能合理计量社员的退出成本，才能在公平与效率上寻求动态均衡，为团队(团体)经济与非经济激励提供基础。将企业预算管理研究嵌入社会网络结构之中，在充分认识企业预算管理环境的基础上，采用经济社会学理论进行企业预算管理组织再造。

　　王斌(1999)从企业生命周期角度对企业预算管理模式进行分类。他认为，处于初创期的企业采用以资本预算为起点的预算管理模式；处于增长期的企业采用以销售为起点的预算管理模式；处于成熟期的企业采用以成本控制为起点的预算管理模式；处于衰退期的企业采用以现金流量为起点的预算管理模式[6]。于增彪、梁文涛认为(2002)，以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分离为特征的现代公司应以每股收益或利润为起点编制预算[7]。王月欣认为(2004)，现代企业应以战略财务计划为企业预算编制起点[8]。以上对企业预算起点之争，无不与企业战略相关。我们认为，企业战略是企业预算管理环境问题而非企业预算的本质问题。

　　对企业财务本质的认识，我们已经历了“资金运动论”、“分配论”、“本金起点论”、“财权流”等观点，“财权流”财务论(伍中信，1998)已达成了共识[9]。财权是一种“财力”和与此相伴随的“权力”的结合，即“财权”=“财力”+(相应的)“权力”。这里的“财力”表现为企业的财务资金或本金，而相应的权力便是支配这一“财力”所具有的权能。财务的二重性——经济属性(资金运动)与社会属性(产权契约关系)，决定了财务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价值和权力的结合，企业预算也必然是价值与权力的预算。因为权力对财力的支配作用，决定了企业预算组织结构中权力安排问题成为企业预算管理的先行者，所以“财权”也就顺理成章成为企业预算的起点。

　　(三)企业预算管理控制改进

　　企业预算控制研究是为了有效防范预算风险，而企业预算风险主要来源于企业预算对企业预算环境的适应性。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发展、消费者消费观的改变常常打乱了企业制定的“完美”战略，甚至改变整个行业，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企业预算管理环境的变化就对企业预算管理模式加以否定，要控制好企业的业务而不是被它控制，就应将要做的事情计划好，而不是应付变化。这样就需要编制时间性更强、更加细致、与预算管理环境变化更加适应的变动预算。充分认识市场，感知市场变化先兆，达到有效控制预算管理所带来的风险。

　　刚性控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权力集中在高层管理人员的手中，强调对成员的严加管束，以制度控制为主；而柔性控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权力下放给下属，引导成员自我管理，以文化控制为主。以经济社会学为基础，对企业预算管理的控制已经历了从刚性控制到柔性控制的思想升华。随着电子信息网络的迅速发展，远距离的即时通信已成为现实，这使得组织结构柔性化、组织层级扁平化、组织实体虚拟化。建立在严格的组织划分之上的刚性的制度控制已无法适应企业的预算管理环境变化，而柔性控制思想环境适应性更强，符合“网络组织结构”形式的管理方式。以文化、伦理、道德控制为主要手段的柔性控制成为企业预算控制的主流。柔性控制思想符合“人本管理”理念，重视成员的发展生涯，培养组织的学习能力，倡导成员一专多能，提倡无边界管理，按市场需要灵活组建团队，使组织形成一种能适应市场复杂多变的快速反应能力，建立一种能够激励的组织文化氛围。

　　[参考文献]

　　[1]Cammann，C．．Effects of the Use of Control Systems[J]．AOS，1976，(1～4)．

　　[2]R．Alan Webb．The Impact of Reputation and Variance Investigations on the Creation of Budget Slack[J]．Accounting，Organizaion and Society，2002，(27)．

　　[3]Lindquist，Tim M．．Fairness as Antecedent to Participative Budgeting：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Referent Cognitions on Satisfaction and Performance[J]．Journal of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Sarasota，1995，(Fall)．

　　[4]Theresa Libby．Referent Cognition and Budgetary Fairness：A Research Note[J]．JMAR，2001，(13)．

　　[5]李心合．财务理论范式革命与财务学的制度主义思考[J]．会计研究,2002，(7)．

　　[6]王斌．企业预算管理及其模式[J]．会计研究，1999，(11)．

　　[7]于增彪，梁文涛．现代公司预算编制起点问题的探讨[J]．会计研究,2002，(3)．

　　[8]王月欣．战略财务计划：现代企业预算编制的起点[J]．现代财经,2004，(1)．

　　[9]伍中信．建立以“财权”为基础的财务理论与运作体系[J]．会计之友，2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