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98年以来，我国经济形势发生了一系列显著的变化，其集中体现就是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回落。针对这一形势，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大胆采用积极财政政策，增发1000亿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启动经济增长。这一重大举措显然是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增发国债会不会引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使我国“软着陆”的成功化为乌有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结合增发国债时我国的经济形势进行分析，以全面认识其经济影响。

　　我国当前国民经济形势概述

　　早在年初，新上任的朱总理就提出了必须确保98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8%的目标。这一指标的制定是有其科学依据的，它实际上包含了三个重要的宏观经济目标：尽快扭转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趋势、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以及缓解国企职工下岗待业增多的问题。从当时的经济形势来看，我国国民经济刚刚成功的实现了“软着陆”，大多数人都认为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即将展开，而且1997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仍高达8.8%，98年8%目标的实现应该不会遇到太大的困难。然而，实际情况是98年前两个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在7%左右，大大低于人们的预期，也严重的影响到我国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并最终导致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出台。

　　因此，分析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分析增发国债对经济的影响，必须首先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继续回落这一现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经济学理论以及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主要是投资、消费和出口。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直接原因就是投资乏力、消费疲软、出口受阻，而导致这些现象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国内市场形势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是我国经济增速回落的主要内因。

　　我国自建国以来，市场形势一直是“供不应求”，连许多生活必需品都必须凭票证供应，更有一些商品只有一定级别以上的领导方能享用。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改革开放极大的增强了微观经济主体的积极主动性，使我国长期被压抑的生产力得到了释放，国民经济迅猛发展，供求之间的差距也随之不断缩小。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对生产的促进作用也得到了充分的显现，供给的增长速度超出了需求的增长速度。这一“量”的变化逐步积累，到1998年最终体现为“质”的变化，即主要商品大都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状况，买方市场来临。不可否认，形成这样的格局是我国改革的一大成就，是实施市场经济体制的丰硕果实，标志着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和新的起点，在长期内会起到积极的效果。其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加强了企业的市场约束，促进企业在竞争中不断提高自身的经济效益，从而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运作效率。但这一变化，在短期内却必然会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从存量上看，消极影响主要体现为大量在卖方市场期间兴建的企业，由于习惯于供不应求的市场形势，没有认真的加强自身的经营管理，生产效率低下，产品成本过高。这些企业在买方市场中必然会出现产品积压严重、面临停产或破产的局面。事实上，由于我国多年来投资缺乏应有的效益约束，特别是地方政府和各部门盲目铺摊子、上项目、重复建设的情况非常严重，这类企业为数不少，它们的停产破产必然会减缓国民经济的增长。从增量上看，供大于求的市场形势也会使得企业对项目的预期利润下降，从而减弱其投资动机，投资的减少也会使得国民经济增长减缓。企业面临的形势日趋严峻，也会增加居民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使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下降，这就使得大多数人减少了当期消费，加剧了需求不足的状况。

　　分析卖方市场还必须考虑到我国目前的买方市场同西方国家的买方市场是有所不同的，主要是我国买方市场的结构性特征很强，并不是全面的产品过剩。表现在已经出现的供过于求或供求平衡的局面并不巩固，有些产品和服务项目的缺口仍比较大，如部分基础产品和基础设施；还有一些产品则经常处于波动状态，如部分农产品；同时也有一些产品并不是绝对的供大于求，而是由于生产厂商在设计制造中没能考虑消费者的实际要求，导致消费者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比如农村市场对家用电器的需求量仍然很大，但目前的家电设计却无法适应农村的情况。因此，我国的买方市场只是相对意义上的买方市场，在总量失衡的背后隐藏着经济结构的矛盾。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必须兼顾总量调整和结构调整两个方面，方是适合我国目前经济状况的明智措施。

　　其次，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逐步显现，也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增长。

　　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进出口额连年高速增长。但是，我国的出口产业由于长期由政府垄断或扶持，导致产品竞争力低下，出口的产品结构和地域结构不尽合理，大量出口的是竞争力低下、种类与周边国家雷同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也集中于周边国家和美国。东南亚金融危机给亚洲和世界经济形势带来了严重的冲击，许多周边国家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它们不仅直接减少了从我国的进口，还通过本国货币贬值间接的侵蚀了我国出口产品的市场份额。亚洲以外的许多国家经济也遭受了很大的打击，世界经济增长进一步放慢，使得我国出口形势进一步恶化，出口增幅大大降低。出口受阻也必然对我国企业的生产和投资起到不良的影响，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由于我国奉行人民币不贬值的汇率政策，出口增幅减缓的问题难以在短期内得到解决，较为现实的出路是扩大国内需求，同时对出口产业进行结构调整和企业制度改革，增强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长期内根本性的解决问题。

　　另外，目前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主要是人民收入水平上升减缓：国有企业改革进展缓慢，国企职工下岗待业现象增多，职工收入水平增长缓慢，部分职工的收入水平甚至还略有下降；粮食购销体制的调整尚未到位，广大农民从农副产品调价中所获利益有限；农村乱收费现象没有得到解决，农民实际收入水平低下等。

　　我们必须把积极财政政策放在我国的经济形势这一大背景中来考虑，思考在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下滑、消费和出口需求都出现疲软时增发国债的具体效应。

　　我国目前的货币供求状况

　　货币供给量大于流通中的货币需求量是导致通货膨胀的直接因素，要分析增发国债的通货膨胀效应，也必须从分析其对货币供求的影响入手。因此，对我国目前的货币供求状况不能不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准确的判断，其焦点在于：我国目前是否出现了通货紧缩？

　　所谓通货紧缩，指的是由于货币供给量小于货币需求量，使得物价总水平下降的情况。历史上最严重的纸币通货紧缩发生于美国大萧条期间，物价水平在6年间下降了20%。导致通货紧缩的原因是美国政府没有对暂时出现资金短缺的商业银行给予足够的支持，反而减少了基础货币投放，听任大量的银行因储户挤提而破产。在基础货币供给减少的同时，又有大量的银行破产退出了商业银行体系，再加之仍在营业的银行出于预防挤提的目的自动提高了备付金率，导致了商业银行体系货币派生倍数降低，结果出现了严重的货币供给不足，美国经济连年负增长。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同当时的美国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如消费需求严重不足、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等，特别是我国的物价上涨率也破天荒的出现了负数。根据这些现象，是否就可以断定我国目前出现了通货紧缩呢？这是不妥当的，确定通货紧缩的出现必须从其本质入手，对货币供给量和货币需求量进行比较，判断货币供给是否确实低于货币需求。按这种思路进行分析，我认为，我国目前并不存在所谓的通货紧缩，原因很简单：货币供给并不低于货币需求。

　　首先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来看。我国中央银行自1996年以来多次采取了扩大货币供给的措施，如取消贷款指令性计划、多次降低利率、降低法定备付金率等。取消贷款指令性计划，实际上是将在法定备付金率所允许的范围内发放贷款的权力下放给商业银行，人民银行不再进行数量上的限制；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也是为了增加商业银行的贷款发放量；降低法定准备金率，则更是增大商业银行体系货币派生倍数的有力杠杆。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目前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是很松的，中央银行正在力图增加货币供给。

　　其次，从商业银行的经营实践来看，目前的货币供给也是能够满足货币需求的。今年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各银行的超额备付金率都很高，6月末，国有独资银行超额备付金率为9.1%，其他商业银行的超额备付金率为16%。有人据此认为，超额备付金率过高必然使得商业银行体系的货币派生倍数下降，从而降低货币供给，无法满足经济中的货币需求，从而导致了通货紧缩。对超额备付金率过高的问题，我们应该有更深入的认识，应该看到，超额备付金率过高固然会降低货币供给，但却不一定会使货币供给低于货币需求。同时，超额备付金率过高本身就是货币需求不足的重要表现。

　　大萧条期间，美国商业银行也普遍出现了超额备付金率过高的问题，但我国目前的情况与之是没有可比性的，主要是两种情况下导致超额备付金率过高的原因是大不相同的。大萧条期间美国商业银行的超额备付金率之所以高，是出于预防储户挤提的需要的，而储户挤提则又正是因为货币供给不足。由于美国当时没有由政府担保的银行保障体系，也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增加基础货币供给，这样，每一家银行为避免破产而采取的措施——提高超额备付金率——却反而增加了它们破产的风险。也就是说，在货币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提高自身超额备付金率的行为加剧了货币供给不足，使货币供给量大大低于同期经济对货币的需求量，从而导致了通货紧缩。而我国商业银行超额备付金率过高的原因却与此大相径庭。从存款方面来看，是居民储蓄存款持续高速增长，这与储户挤提的货币供求背景正好相反，反映了我国当前居民的货币需求已经得到了满足。从贷款方面来看，则是大多数企业不愿意向银行申请贷款，而银行也不愿意过多的发放贷款，即“惜贷”。这一现象是我国经济生活中前所未有的，它的出现是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和当前市场需求严重不足有关。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我国企业和银行的市场性和效益约束也不断增强，其经营目标日益集中到经济利益最大化上，并从这一目标出发，根据市场形势，决定自己的经营策略。在目前市场需求严重不足的经济形势下，企业不愿贷款及银行惜贷，就是他们根据自身利益作出的选择：企业不愿贷款，是因为需求疲软，难以保证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盲目申请贷款可能导致损失；银行惜贷的原因也是如此，银行同样考虑到企业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很难保证贷款项目的预期收益，从而影响到贷款的还本付息，盲目发放贷款也会导致损失。这样就导致了商业银行超额备付金率过高的情况，它反映了企业部门的货币需求相对于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能力已经大大下降，商业银行为适应这种情况也有意识的控制了贷款规模。因此，企业的货币需求也是得到了满足的。

　　综合起来看，我国居民和企业部门的货币需求都已得到了满足，不存在货币供不应求的情况，因而也不存在通货紧缩，目前的物价水平下降，可能用买方市场中竞争加剧来解释更为适当。

　　1000亿国债是否会引起通货膨胀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对我国的经济形势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在市场需求严重不足、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但货币供给并不紧张的情况下，增发国债对货币供求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我们可以分别就增发国债对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两方面的影响进行分析。

　　这一次增发的1000亿国债，是向各商业银行发行的。通常情况下，商业银行认购国债，必然要以减小贷款规模为前提，因而政府取得国债收入会使货币供给量下降，政府运用国债收入进行支出时又会扩大货币供给。货币供给量在时间上表现为先降后升，在政府将全部国债收入都用于支出的情况下，下降的幅度和上升的幅度是一样的。但是，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商业银行系统有着大量的超额备付金，商业银行也苦于这些资金没有稳妥的投向，不能够创造利润，它们在认购国债时，必定是以这些超额备付金来进行认购。商业银行以超额备付金认购国债，不需要减小自身的贷款规模，因而也不会降低货币供给量。政府在取得国债收入之后，就通过增加政府支出的方式加以运用。通过政府支出，企业和个人取得了货币收入，相当于中央银行增加了基础货币投放，直接增加了货币供给。但是，如果企业和个人把这些货币收入存入银行后，又转变为银行的超额备付金，货币供给的增加效果就会很不明显，而银行是否扩大贷款取决于银行和企业双方的决策。如果政府扩大支出后经济形势向好，投资项目的预期利润就会比较高，企业才愿意申请贷款，银行也才敢于放贷。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与微观经济主体对这一政策的反应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次增发国债在发行时不会降低货币供给，国债收入在运用时则会增加货币供给，所以，其对货币供给必然是起着促进作用的。促进作用的大小，取决于政府运用债务收入的效果。

　　增发国债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机制则比较复杂。由商业银行以超额备付金认购国债，对货币需求不存在任何影响。但政府用国债收入进行支出则会有效的增加货币需求。首先，政府支出本身就是以货币形式进行的，会直接增加货币需求。当然，这只是政府支出作用的一个方面，政府支出扩大货币需求的效应更显著的体现在政府支出通过直接增加社会需求，带来工资和利润的增加，刺激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拉动相关产业，间接增加社会需求。

　　同时，通过发行国债的办法筹措资金。而且发行国债只是部分社会资金的使用权的暂时转移，是分散的购买力在一定期限内集中到国家手中。但增发的国债最终是否能真正起到刺激有效需求，重新启动经济的效果，还取决于国债的最终投向及其经济影响。

　　本届政府增发的1000亿国债是向商业银行发行的。面对商业银行发行国债，政府筹资的潜力极大，而且很符合我国的现状。鉴于我国目前商业银行普遍存在非盈利性资产增大的现象，对商业银行发行国债有利于改善银行的经营状况，化解金融风险。显然会使商业银行受益。同时政府的收入也得到了增加。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决议，新增的1000亿国债将用于国家预算内基础设施性建设专项投资。具体地说，这笔资金将定向用于农林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城乡电网建设与改造、中央直属储蓄粮库、经济适用房六个方面的建设。这不仅可以增加直接投资，刺激国内需求，还能通过补充和增加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本金，为银行扩大贷款创造条件。此外还可以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结构失衡问题。调整生产力布局，优化产业结构是缩短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根本选择。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以解决城镇新增劳动力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问题，从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刺激国内需求。

　　由此可见，只要发行国债的收入在用于支出时有的放矢，投入到正确的、当前急需解决的经济项目上，防止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提高投资效益，保证投资质量，那么这1000亿国债必然会取得可喜的经济效果。

　　总的来看，增发国债必然有着通货膨胀效应，但考虑到目前物价持续走低的经济现实，却不一定会引发通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