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积极财政政策否存在挤出效应一直是目前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存在这样的两种观点：一是以吴俊培为代表，认为积极财政政策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另外一种以郭庆旺为代表，则否认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具有挤出效应。财政加大生产性支出有助于提高社会资本收益率水平，因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民间投资与资本收益率正相关，证明了财政投资不排挤私人投资。

　　对于积极财政政策有没有挤出效应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到出台稳健的财政政策后才有所缓和，笔者通过回顾，认为大概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另一种观点则否认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具有挤出效应。

　　一、积极财政政策有挤出效应

　　章晟（2003）认为，一方面政府作为投资主体，以大规模的财政货币资金投资于基础建设，必然排挤经济主体进入部分进入竞争性的基础建设项目，抑制了投资需求的有效增长；另一方面，大规模的信贷资金与财政资金的配套，客观上减少了商业银行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信贷资金的供应量。总之，大规模建设项目主要由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承担，银行大量配套的贷款资金也主要用于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企业，银行贷款向大城市、大客户集中，中小城市、城镇、中小企业的资金匮乏由此就不难理解了。

　　吴俊培（2004）认为，如果政府的支出是靠税收增加的，那么表明私人部门的投资将会减少；如果政府不靠增加税收来提高，那么意味着政府借款增加，这样同样会减少私人部门可借贷资金的减少，从而减少私人部门的投资。因此政府增加支出会挤出私人部门的投资，同时还分析了挤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私人部门市场失败的情况；二是取决于政府支出资金的来源情况，如果是从国外借款的话，那么对私人部门的排挤会减少一些[1]。

　　庄龙涛（1999）和梁学平（2003）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排挤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其理由：（1）我国政府采用发行国债和增加税收的手段来弥补财政赤字，扩大政府支出规模，其结果是将原来由企业和个人占有的社会资源集中到政府手中，增加了政府对资源的占有规模和控制程度，减少了企业和个人对资源的占有和控制，使企业和个人没有能力参与市场投资的竞争。这实质上等于把企业和个人“排挤”出市场。（2）为了保证对资金的占有和控制，我们对企业和个人投资市场采取了诸多限制措施，如严格限制发行企业债券和直接融资，限制股份公司上市，对非公有制企业的金融歧视等等。这些限制阻碍了企业和个人进行投资市场，也使积极的财政政策吸引社会资金的能力大打折扣。（3）我国目前处于市场饱和，失业人员增多，资源未被充分利用的时期。此时的“排挤效应”虽有所显现，但并未释放出来，当经济形势好转，市场启动，资源充分利用时，这种“排挤”效应将快速释放出来，并对未来经济运行产生非常强烈的影响。

　　于天义（2002）则把积极财政政策的排挤效应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民间投资的排挤效应。政府投资增加，相应的把民间投资挤了出来，近年来，民间投资增长乏力和居民储蓄存款的暴增，就是这种排挤效应的直接反映。另一方面是对消费的排挤效应。政府用于建设的资金的增多，必然导致用于吃饭即消费的资金的减少，从而直接地减弱了消费对经济增长所起的庞大作用。

　　孟祥仲（2006）认为，挤出效应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来考察，存在两种形式的挤出效应：需求型与供给型两种；一方面认为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挤出效应并不明显，第一，我国利率还没有完全市场化，政府支出的增加并没有引起利率的上升，民间投资的成本没有增加，第二，由于我国每年的全社会固定投资中，个体和私人经济投资所占的比重小，即使利率水平上升了，对总体的投资规模影响不大；另一个角度看，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又确定存在挤出效应。从1998年开始，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也实行了积极的货币政策，连续地降低银行存款利率，不断增加货币的供应量，但个体经济的投资比重并没有增加，说明政府的扩张财政政策又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

　　二、积极财政政策不存在挤出效应

　　项怀诚（2001）认为，可以从增发国债对利率、借贷资金及居民消费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论证积极财政政策没有产生挤出效应，第一，增发国债对利率的影响。由于我国尚未实行名义利率的市场化，积极财政政策不会影响名义利率的升降。实际利率的上升主要是因为物价水平的下降，而中央银行没有及时随物价变动调整名义利率所致。第二，民间投资主要受到民间资本的边际产出和公共投资的影响，民间资本边际产出上升会提高民间投资，如果公共资本投向竞争领域，即与民间资本的生产相互代替，增加公共投资就会挤出民间投资，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领域主要是高速公路、供水和机场等基础设施，属于社会公共支出领域，对民间投资不会形成挤出效应。第三，我国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总体上是互补关系，扩大政府支出对需求总体具有扩张效应。

　　贾松明（2002）的观点同项怀诚的观点基本差不多，也是从三个方面来论述的。第一，从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几年的情况来看，没有出现利率的上升，而且按照我国目前的利率制度，也不应存在赤字抬高利率的因果关系。首先，我国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它主要由中央银行制定和管理；其次，1995年以来我国其实际利率持续上升，但这主要是因为物价水平下降，中央银行没有及时随物价调整名义利率所致。第二，我国资金供应是比较宽裕的，政府通过发行国债筹集资金来源于社会上的闲散资金，并不会对资金供给产生压力。第三，国债资金主要投向的是公共领域，这都是一些民间资金一般不愿意涉及的领域，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可以更好地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

　　徐明华（2003）依据我国经济实际运动的规律和数据，运用计量的方法进行对挤出效应的定量研究，测算出我国的宏观IS—LM模型，综合起来得到我国的利率的一个模型：

　　计算出：净效应=挤入效应-挤出效应。分析出来的结果是近几年来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大体相当，净效应趋于0，认为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没有抑制效果，我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具有可持续性。

　　田杰棠（2002）从利率变动和资金挤占两个方面进行实证分析，得到这样一个方程式：

　　I=33.766+0.372(Yt-Tt)-62.814Rt[2]

　　13.9744 0.675

　　可以看出利率系数的显著性不能通过，即实际利率的变化对民间投资并没有明显的影响；郭庆旺、赵志耘、何秉才（2003）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分析。从经济周期角度看政府与民间投资的关系，1998年以后，政府投资方才显现出“逆经济”周期的特征，说明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将政府投资作为宏观调控的工具加以运用，投资与经济周期的关系分析，民间投资主要取决于经济周期；经检验，政府投资增加率和民间投资增长率相关系数为0.13，这个系数非常的低，说明民间投资基本不受政府投资的影响；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角度看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没有发现政府投资排挤私人投资的迹象。从资本收益率角度看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经实证分析，财政加大生产性支出有助于提高社会资本收益率水平，因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民间投资与资本收益率正相关，证明了财政投资不排挤私人投资[3]。

　　参考文献：

　　[1] 吴俊培,等.积极财政政策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 田棠杰.近年来财政扩张挤出效应的实证分析[J].财贸研究,2002,(3)

　　[3] 郭庆旺,赵志耘,何秉才.积极财政政策及其与货币政策配合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