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改税是建国以来我国税制建设中的一次重大改革，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处理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的重大措施，对于推动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都起到重要作用。为回顾这段改革历史，日前，记者采访了原国家税务局副局长王平武。

　　利改税的背景

　　利改税，就是把国营企业利润全部上交国家，改为国家按照规定的税率向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利改税的同时，对整个工商税制进行全面改革，使税制能够适应改革开放形势的需要。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财政上实行统收统支体制，企业利润统统上交国家，利润多了多交，利润少了少交，亏损了国家弥补。这种办法严重束缚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产生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现象。改革开放后，要搞活经济，进行企业改革，首先要解决国家同企业的分配关系问题，打破“大锅饭”，这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首要的、核心的环节。这一改革既要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又要留给企业一定的自主财力，让企业发展有后劲。

　　为实现这个目标，经过长时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提出来搞利改税，把改革统一引导到利改税的路子上去。通过国营企业上缴所得税，把国家同企业的分配关系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企业逐步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真正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在此基础上，把职工利益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结合起来，打破平均主义，使先进的得到鼓励，落后的受到鞭策，实现多劳多得。

　　在利改税过程当中，为适应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新形势，除开征国营企业所得税外，还要有其他税种配合，要全面改革工商税制。回顾我国税制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来，之前，我国的税收制度经历了多次简并，特别是文化大革覆盖那次简并，把我国的税制改得过于简单化了，对国营企业只征收一种工商税，对集体企业除征收工商税外，还征收一种集体企业所得税，还有几种地方小税，作用微乎其微，税收调节生产、调节分配的经济杠杆作用都很难发挥。

　　改革开放后，经济成分多元化，经营方式多样化，经济活动多种多样，单一税制已不能适应，需要进行全面改革。这也是利改税的重要内容，改革之后，税收才能发挥应有的调节作用。

　　利改税的内容和步骤

　　利改税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利改税，从1983年6月1日开始实施，当年1月1日开始对国营企业普遍征收企业所得税。规定对大中型国营企业按5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剩余45%的税后利润采用不同方式再上交国家一部分，有的叫递增包干，有的按固定比例上交，有的征收调节税，因实因地按户来定，没有作统一的规定；对小型国营企业按八级超额累进税率征税，其余的留给企业，让其自负盈亏。

　　第一步利改税的执行结果是基本体现了“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的原则，1983年，国家拿了61.8%，企业留了38.2%，其中生产发展基金占47.6%，集体福利基金占17.4%，职工奖励基金占35%，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但这一步仍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税种比较单一，很难发挥经济调节作用；税后利润的分配办法多种多样，国家同企业的分配关系没定性。因此需要进行第二步改革。

　　第二步利改税从1984年10月开始实施。改革内容有几方面，一是完善利改税办法，对大中型国营企业仍按5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税后利润一律再征收利润调节税，一户确定一个税率，由财政部门和企业主管部门一家一家地核定。确定后若企业利润有增长，对于增长部分减征调节税70%。

　　与此同时，根据利改税的需要，对整个工商税制进行了全面改革。具体来说有四个方面，一是把原来的工商税一分为四，按性质划分为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盐税，调整并细化了税目、税率；二是开征资源税，调节级差收入；三是恢复和开征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四是对盈利的国营企业征收企业所得税、调节税。通过改革，把国家同企业的分配关系用税收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初步形成了中国现代税制的框架，即以流转税、所得税为主体，各税种相配合的复合税收制度。

　　总体来讲，利改税是成功的，把国家同企业的分配关系用税收的形式固定下来，既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又扩大了企业的自主财力。一开始大家担心让利给企业会不会很大地影响财政收入，事实说明，国家财政收入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了增长，用现在的话说，改革实现了双赢。1984年，财政收入增长了21.1%，1985年增长了25.2%。同时，改变了两个吃“大锅饭”

　　的状况，进一步调动了企业、职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对推动整个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中碰到的思想阻力

　　当记者问到利改税改革中有无争议时，王平武认为，利改税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改革，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上有不同的认识是自然的。利改税从两个方面触动了人们的思想意识，给改革带来了一定的阻力。

　　第一，改革触及到传统的“非税论”理论，长期以来这一理论认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只能上交利润，是不能征税的。利改税要把利润上交改为征税，这就动摇了这个理论根基，必然产生思想上的抵触。由于中央领导根据改革开放大局，推行利改税态度十分坚决，改革过程中，“非税论”没形成气候，但不时会流露出来。

　　第二，承包的呼声很高。我国农村经济改革首先推行的是土地承包责任制，很快调动起了农民积极性，一包就灵，马上见效，农业生产发展很快。许多人就主张让“包”字进城，把承包引进城市，作为解决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办法。但是城市跟农村的情况大不一样，城市经济复杂得多，分配头绪也很多，一个“包”字确实难以解决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央领导认识非常明确，提出要排除干扰，坚决推行利改税。记得副总理田纪云说过，利改税是城市经济改革的一把钥匙。可以看出，中央领导非常看重利改税这一改革。所以在改革过程中，承包思潮也未形成气候。

　　但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问题总不是容易改变的，一有合适的土壤还会出现反复。在后来的利改税推行过程中，这两大思想阻力又开始露头。这可能跟利改税对国营企业征税办法有一定关系。当时过分强调保财政盘子，对征收所得税后的利润还要征收较高的调节税，调节税又是一户一率，由财政部门、企业主管部门一对一地协商确定，很不规范。推行起来，久而久之，很容易走到利润承包的路上去。1987年前后，在国营企业中实行利润承包办法一度占了上风，有的甚至把所得税也作为企业承包内容，把国家同企业的分配关系又打乱了。这个问题成为后来多年来税制改革重点解决的问题。值得庆幸的是，1994年成功进行了全面税制改革，构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一套新税制，进一步确定税收作为国家同企业分配的基本形式，彻底地否定了承包的做法，为规范税收和利润承包之争画上了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