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不仅使美国经济遭受重创，而且迅速蔓延至全球，演变为世界性金融危机。从本质上看，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并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逻辑，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导下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导致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不断深化和集中爆发、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严重脱离，成为危机的深层次根源。

　　关键词：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虚拟资本

　　2007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迅速向世界范围扩散，由发达国家传导至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而且迅速蔓延至全球，演变成为自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后波及最广、影响最深的国际金融危机。正如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所言，这是百年一遇的“金融飓风”，是一股强大的“腐蚀性”力量。

　　此次全球经济危机，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体系的格局和走向，也引发了人们对现有经济理论的深刻反思和重新认识。现实面前，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再次显示出其强大的科学价值和生命力，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方法

　　从已有对金融危机的分析来看，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对危机有着不同的认识。西方主流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视为天然的、理想的、“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然的和理想的经济组织形式，否认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全面危机的可能性。对于危机爆发的原因，则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如金融创新过度和金融衍生品泛滥、政府金融监管缺位、消费过度透支、货币政策失误、道德和信用缺失等等。虽然这些观点有各自的道理，但主要都是从技术层面和操作层面加以分析，并没有系统解释金融危机的实质和根源。

　　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危机的根源不能只是停留在现象层面，需要从本质上加以分析。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任务之一，就在于揭示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即事物的本质，并深入分析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不否认政策和行为的失误会引发经济危机，但是在对现象层面解释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刻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内在矛盾运动，并从中去寻找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危机爆发的原因、内在的逻辑和演变趋势。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野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上一个暂时的阶段，支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最终灭亡这一整个历史过程的根本动力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经济危机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和强制性解决，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对于危机的根源，马克思分析道：“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之后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马克思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的方法论为我们解读金融危机提供了正确的理论视角。尽管《资本论》这一巨著完成于19世纪，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此次金融危机也呈现出与以往危机不同的特点，但是《资本论》揭示的资本主义本质并没有改变。从根本上说，此次危机也并未超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判断和精辟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仍然是我们今天正确认识这场危机的指针。

　　二、金融危机发生的理论根源

　　西方新自由主义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成为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理论根源。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强化了资本对剩余价值贪婪性，导致在私人经济利润率持续提高的同时，工人实际报酬持续下降，“是美国政府与垄断组织联手所制造的‘美国梦’的破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以凯恩斯主义为导向的经济政策，经历了持续二十多年的经济繁荣，被称作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但是，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石油危机以及美元的大幅贬值，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持续的生产过剩和利润率低迷，甚至形成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从而宣告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失败。为了走出“滞胀”危机，以弗里德曼、哈耶克等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受到政府的青睐，其政策主张被当作解救拉美国家和所谓转型国家危机的药方，先是成为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以后又在一些国际机构的推动下，成为风靡全球的思潮。

　　新自由主义坚信市场的有效性，认为私有经济和竞争性市场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和自我调节的功能，无需人为的干预，自由的市场经济就会自动趋于一般平衡和充分就业。据此，他们倡导经济自由主义，几乎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建议取消价格管制，放任市场自由定价，放松金融管制和外贸管制，实行利率市场化；积极主张国际贸易自由化、国外投资自由化和汇率自由化，建议对公共部门实行私有化、削减社会保障和福利、削弱工会和对劳动力市场的保护。与古典自由主义相比，新自由主义在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的同时，更为强调金融资本的作用，反对对金融资本的严格监管，推动金融自由化。新自由主义的上述理论和政策体现为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在全世界广泛推行，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全球迅猛扩张，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空前加剧，同时也使资本对剩余价值贪婪的本性得以进一步强化。同时，为维护私人经济利润率的持续提高，自由市场经济国家还进一步形成了“工资挤压”和“工资崩溃”趋势。工人的实际工资持续下降。

　　与经济基础的上述变化相对应的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指出，变化的核心在于“将时间往回调，逆转那些抑制不平等的经济政策”。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也强调，当前的金融危机都是新自由主义惹的祸。陆克文认为，这场遍及全球的危机“对过去30年风靡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正统经济理论——这一理论正是各国及全球监管框架的理论基础，但他们在防止当前这场灾难方面已告失败——提出了质疑”。

　　三、金融危机发生的制度根源

　　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社会性同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构成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以往任何生产方式的特点是，一方面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生产达到了高度社会化的水平；而另一方面社会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却被一小撮资本家私人占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的表现，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在资本主义痼疾的制约下，无论是凯恩斯主义或者是新自由主义，都无法解决促进经济增长、减少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反而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进一步加深，生产的无限扩大与社会大众的消费需求相对狭小、个别企业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更加尖锐。尽管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了历史性的变革，但资本对剩余价值贪婪的本性并没有改变，其结果必然是社会财富不断膨胀的同时，公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从危机的演进过程可以发现，本次危机与以往所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样，根本原因都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无法得到解决，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金融危机只是实体经济问题的表现形式。

　　从生产的角度来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够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但由于对抗性分配关系的存在，有效需求并没有相应增加，由此社会再生产的链条就会中断，其最典型的极端表现就是经济危机，在现代货币经济条件下，就表现为金融危机。

　　从消费的角度来看，在马克思看来，随着技术进步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造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工人绝对与相对收入的减少，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决定，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及其相应的社会产品分配是一种对抗性分配。基于资本的贪婪本性，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采用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技术革命成果，运用企业并购重组、产业集中等组织创新实现规模经营；另一方面，通过相对减少员工的工资和社会福利支付，以更快地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积累率。20世纪70年代以后近三十年的时间里，美国家庭的收入普遍没有明显增加，而占人口0.1%的最富有者收入增长了4倍，0.01%最富的美国人要比1973年时富裕7倍。实际工资增长的停滞和家庭收入增长的乏力，严重制约了个人消费增长，而少数富人的财产拥有份额却迅速增大，财富两极分化现象更加严重，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明显不足。美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为0.468，创人口普查局1967年开始统计家庭收入以来最高。由于对抗性分配制度的存在，劳动者的消费需求只能局限于狭小的范围之内，并不可避免地形成生产与消费的脱节和生产的相对过剩。

　　社会财富的分配差距扩大与基尼系数的明显上升，使居民消费增长缺乏应有的收入基础。为了提升消费能力、促进经济增长，大力发展消费信贷、并通过抵押住房获得消费现金流的“透支消费”就成为流行的方法。在“透支消费”的支撑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居民的个人消费增速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到2006年，美国居民消费已经占到其GDP的73%，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绝对主力。这不仅与大多数居民收入的实际增长水平相矛盾，在美国经济史中也属罕见。当危机发生后，美国消费者的购房违约率高达20%以上，加之信用卡透支违约无法偿还，涉及人数达二百多万人，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消费的大幅度下滑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实体经济，至2009年10月，美国的失业率已经上升到10.2%，达到26年来的最高水平。 因此，没有实际收入增长，仅仅依靠借贷实现的虚假繁荣终究是不可持续的。华尔街的投资银行不仅普遍实行高杠杆的商业运作模式，还通过金融创新，制造出使次贷数量呈指数级放大的金融衍生工具，信用链条不断延长，信息不对称程度骤增，道德风险集聚。这些做法不仅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反而以“泡沫”进一步掩盖矛盾，危机就这样孕育而生。当“透支消费”的债务普遍无力偿还，必然会造成金融链条断裂，全社会的购买力突然紧缩，生产过剩所导致的危机便不可避免。

　　四、金融危机发生的直接诱因

　　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金融衍生品的恶性泛滥，是引发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由于信用的作用，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中分离出来的生息资本取得了独立的存在形式，并产生了虚拟资本。所谓虚拟资本，就是依据一定的收入比例虚构出来的资本，它可以给其持有者带来一定的收入。马克思这样解释，“假定平均利息率是一年5%，如果500镑的金额转化为生息资本，一年就会生出25镑。因此，每一笔固定的25镑的年收入，都可以看作500镑资本的利息。但是，这总是一种纯粹幻想的观念。”虚拟资本本身毫无价值，但是它可以带来价值，即“以钱生钱”。

　　美国经济虚拟化和金融化的最初动因，来自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生产部门利润率的持续低迷和资本的日益过剩。从1965年～1973年，美国制造业部门的实际利润率下降了25.5%，1978年又比1973年低了23%。制造业部门利润的下降导致了资本的过剩，大量过剩资本涌入了金融部门。1973年以后，随着美元与黄金的脱钩，货币、信用与资本日益虚拟化，加之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强力推动，导致金融资本急剧膨胀，与实体经济出现严重脱节。在虚拟资本的膨胀过程中，一方面，虚拟经济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另一方面，美联储为了应对“互联网泡沫”破裂可能引发的经济衰退，又实行连续降息的货币政策。战后美国金融资产流量相对GDP的比例在1952~1979年平均为0.257倍，而在1980-2007年却迅速增加到0.418倍。非金融公司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的比例，70年代为40%多，而90年代则接近90%.虚拟经济严重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资本和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急剧膨胀，经济关系和社会资产更多地表现为债券、股权等金融资产和金融关系，社会利润总额越来越多地来源于金融渠道，而非商品生产和贸易。

　　为了应对2001年美国互联网泡沫引起的经济衰退，美联储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连续14次降低利率，将利率从2001年的6.5%迅速降至战后历史最低水平的1%.信贷和泡沫迅速扩张，导致货币供应量急剧增加，并带动了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迅速发展，房屋价格及房屋信用泡沫加速膨胀。“资产泡沫和信贷扩张最终迷失了实体资源配置，虚拟经济扭曲了实体经济。”而一旦市场流动性出现问题，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就无法维持，巨大的虚拟经济泡沫随之破灭，引发金融危机，导致财富效应的削减，收入、投资、消费的下降，并进而引起和加剧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值得指出的是，从表面上看，金融危机是由虚拟资本自身的特殊性产生的。但是，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现实资本的内在矛盾，“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虚拟资本的过度泛滥只是引发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才是危机的真正根源。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条件下，经济危机的 可能性才会变为现实，“社会生产发展同它的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相适应，通过尖锐的矛盾、危机、痉挛表现出来。”

　　五、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为应对此次金融危机和伴随而来的严重经济衰退，各国都采取了力度空前的金融救援和经济刺激政策。在这些措施作用下，国际金融市场趋稳，世界经济形势总体有所好转，主要经济体开始走出衰退。“金融危机最严重的阶段已经过去，全球经济复苏已经上路。”世界银行在《2010年全球经济展望》中对2010年的全球经济前景进行了如此定调。虽然金融危机最严重的阶段已经过去，但是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仍然缓慢而脆弱。

　　在金融危机肆虐全球、世界经济衰退之际，中国的发展令国际社会瞩目。2009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较以往虽然有了明显的下滑，但仍然达到8.7%的水平，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仍然是良好的，美国《时代》周刊称之为“例外”，并冠以“罕见的乐观迹象”。为了有效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加快我国经济全面复苏和健康快速增长，需要认真谋划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

　　1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我国经济实现总体回升向好。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更加凸显出来。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困难，一方面是金融危机导致外部世界经济减速，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国内部经济发展方式落后。此次危机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的严重影响，表面上看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而实际上则是对原有落后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

　　过去三十多年来，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随着发展阶段的提升、经济规模的扩大及所面临的国内外条件的变化，我国传统发展方式显露出的问题和矛盾日益突出，如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城乡发展不协调、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失衡、国内与国外结构失衡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必然要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指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经济结构优化、生态环境改善、生活质量提高和社会福利增加等，一句话，就意味着经济、人口、社会、自然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我国只有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能够不断提高应对国际风险的能力，为长期的稳定增长创造更多的机会和动力。

　　2.谋划发展，充分发挥内需的拉动作用。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是由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所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消费需求规模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扩大需求可以有效地减弱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正在进入后危机时代。从全球需求和生产结构的调整来看，进入后危机时代，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低储蓄、高消费难以持续，居民储蓄率将有所上升，消费率将继续下降，国际市场需求短期内不会恢复快速增长，甚至会相对收缩；另一方面，就生产能力的变化而言，许多国家都要继续促进本国经济的恢复，全球生产能力供给将会有所增加。这说明，后危机时代的全球供求结构将发生深度调整。

　　全球经济的新调整，必将对我国后金融危机时期推进发展提出新的要求。需要积极开发巨大的内需市场，注重发挥内需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拉动作用。

　　一方面，可以通过采用大规模的投资计划来有效应对危机。新增投资的重点要逐步从传统的基础设施领域，转向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在保持中央新增投资的同时，还应及时出台刺激民间投资的政策。同时，扩大投资要切忌盲目性，要以优化经济结构推进产业升级为前提，防止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

　　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刺激消费需求，要加快建立健全就业促进和服务体系，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积极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更加注重扩大服务性消费，倡导健康文明的消费方式，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3.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更要注重防范金融风险。此次危机表明，各国金融机构的相互影响正变得更加复杂；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品交易规模的迅速扩大，金融风险的隐蔽性、突发性、扩散性也进一步加剧。这也警示我们，在我国金融业积极稳妥地推进对外开放的同时，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风险不容忽视。

　　当前，我国尚处在创建现代金融业的初始阶段，构建发达、完善的金融体系，是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和加快发展的迫切需要。及早构建起完善的现代金融体制和机制，从而大大提升我国国民经济的活力和发展动力，但也要注意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关系，防止金融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

　　同时，从此次金融危机的教训来看，金融衍生品的交易机制必须保证透明，衍生品的评估机制需要充分揭示其潜在风险，监管部门需要对金融创新机构加强道德风险监管。同时，金融机构必须在传统金融业务与创新业务之间建立严格的防火墙，严格限制传统金融机构参与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交易规模。

　　4.关注民生，财富增加和收入分配要保障社会公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大幅增加的同时，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情况。应当从此次危机中吸取教训，高度关注我国的社会公平问题，大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调整分配结构，通过提高人们的实际收入，增加货币流动性，提升公众的消费预期，实实在在地拉动消费需求。

　　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应当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同时，还要加大公共财政、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的力度，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把改善民生、关注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为社会有效运行提供必需的安全、稳定、预期和公平的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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