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出和市场化改革20年了，在改革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我国改革遭遇到了瓶颈，改革的全民红利已经削弱，直接导致改革的基础遭受质疑，市场与民生结构性矛盾增加，改革目的已和大众化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和认识产生了严重的冲突，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理论本身未尽完善，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与大众化目标的偏离。认识和分析这一矛盾，对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大众主体；目标预期与矛盾

　　一、我国改革目标探索与走向

　　在描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人们曾经十分熟悉的说法叫“摸着石头过河”。这个说法，涉及的是我国改革的目标模式。改革最初几年，虽然在全社会范围形成了变革的共识，但是，改革目标还比较模糊。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体制目标。实践上是在可操作层面上对既有计划制度的变通性安排，就是在保持计划经济基本框架不受触动的同时，引进了市场经济的因素作为补充。市场因素的出现，为一些有才能的人士积极从事生产性活动提供了可能性，促使国民经济很快恢复。

　　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是在1984至1992年期间逐渐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主要思想体现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中，其中最经典的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思想经过党的十四大确立，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其理论内涵在于：一是突破了过去公认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代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制度本质属性的观念，认为它们都是经济手段；二是计划和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两种手段，它们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各有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三是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与社会主义相结合而形成的经济体制则必须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特征。经过20年的市场化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内容，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根源、科学内涵以及市场经济的性质、目标、任务、手段等各个方面问题的基本认识等理论已经趋于成熟。

　　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虽然逐渐形成，但是改革的实际推进，最初却是以“增量改革”的方式进行。这就是说，对于计划经济原有的部分（存量部分）不作大的改变，改革和发展着重在增量部分进行。增量改革战略对20世纪80年代改革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由于没有触动国有经济和改变“双轨制”的基本态势，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后果。为了克服经济社会领域存在的弊端，需要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用配套改革消除“双重体制胶着对峙”状态。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的改革战略，设计了一系列重要改革的目标和实施步骤，要求在20世纪末把市场经济制度初步建立起来。从此经济改革进入了大步推进的新阶段。到世纪之交，以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基础成为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但是时至今日，实际改革仍然徘徊，总体推进难以展开。

　　党的十七大以后，改革开放的目的在理论厘清后概括为三句话：“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这个重要结论，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等几个方面回答了改革开放的目的”，等等。对改革开放的目的在外延认识上逐渐丰富，对目标认识呈现总体性、系统化特征。

　　二、社会实践主体对市场经济目标的认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上的完善与改革的成功，不仅仅需要在国家大政方针上有鲜明的指向，而且需要大众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参与。对改革的目的，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就对“要不要改革”，“要什么样的改革”等问题激烈交锋，时至今日，共同富裕论等说法在理论上已经成为共识，但实际上社会公众对此认识却五花八门。可见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意义重大，对社会影响深远。

　　与做任何事情一样，改革的目的有不同层次：直接目的即改革所期待的直接结果；根本目的即通过直接结果期待达到维护哪些主体的利益；最终目的即期待最终结果使社会改善到怎样的程度；具体目的即改革在某个环节或方面期待的结果等。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贯穿于一个社会始终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及其运动——推动社会前进。这一原理揭示了发展生产力不是超社会、超阶级利益的，任何社会发展生产力都是手段或中间目的而非根本和最终目的。新中国成立60多年发展的生产力毫无疑问属于社会主义中国，生产力的继续发展也必须服务于社会主义中国，实现为大众持续增进福利。改革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形式，期待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通过建立的新体制——促进生产力进步——期待的根本结果是使社会制度逐步完善，最终保障生产为大众谋利。

　　但是实践中，我们对市场经济目标认识却往往与此偏离。

　　首先，政府各级组织和官员的认识上有偏差。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政府官员往往把东亚国家所谓“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当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常态，因此常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强化这种体制中政府强力干预的重商主义倾向。于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以后，我国社会始终存在一个“政府向哪里去”的选择问题，或者是确立宪政，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或者是沿着重商主义的道路，走向权贵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势下，坚持建立市场经济的人们要求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而某些能够从寻租活动中获得利益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继续朝法治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阻止进一步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以免自己的寻租权力遭到削弱，甚至假借“改革”的名义扩大权力的干预，以便扩大寻租活动的空间。

　　其次，广大民众和民间对市场经济改革目的认识模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我国各类经济主体，无论个人、家庭、经济组织、行业、地区，也无论是决策者、执行者，都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在这样一场资源配置方式变革引起的巨大社会变革中，民众的生活环境、生活水平、物质基础、舆论宽松度整体上极大提高，人们的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到思维方式，都受到巨大的洗刷、震动，从而发生质的变革。而民众对改革的目的在理论认识上存在巨大误区，并且缺乏理论启蒙和实践指导。不论是“全民经商”“全民炒股”，还是“一切向钱看”，都说明民众对市场经济是什么，市场经济会给自己带来什么认识存在盲区。这种盲区导致两种后果：一是随波逐流，农民工大量离开土地，在没有任何福利的前提下沦为低级劳动者；大量城市工人下岗待业，期待“国家好了，我们就好了”，成为社会城市福利的拥有者或向往者，丧失自我生存能力“被边缘化”。二是在商品经济面前社会风气、道德的全面沦陷，由此引发的社会道德滑坡，社会信用缺失已然成为社会公害。由此回溯三鹿“毒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染色馒头”事件、学历“造假门”等，各个领域诚信危机现象愈演愈烈，已演化为当前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诚信、道德危机已然蔓延至全社会。可以说，市场经济改革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社会群众基础，也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隐患。

　　三、民众对市场经济改革目标预期与矛盾

　　1.社会主义制度尚未有效钳制市场经济体制的负面性。20年左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负面的问题反映市场经济体制缺陷的一面，带给社会的有些是在认识上存在问题，有些是我们没有找到切实有效的办法来解决的问题，例如趋利规则泛化影响国民的道德素质、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等；有些是经济规制乏力产生市场的社会性危害，如食品行业的质量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国有企业的过度垄断危害社会竞争与公平，垄断肥了高管损了公有制形象，等等。这些问题归结到一起，反映了我们还没学会甚至不敢用社会主义制度有效钳制市场经济体制的负面性。而这些负面性恰恰都渗透到大众物质和精神生活细节中，不只悬挂于高高在上抽象的制度层面，大众面对使自己失去权益的实践，心底里很难推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科学和基于民众的。

　　2.大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渐失利益基础。目前吸引全球关注，国内民众渐失利益基础最为核心的是收入向资本过度集中的倾向。“中国社会科学院2008年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显示，我国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2003年以前一直在50%以上，2004年下降到49.6%，2005年降至41.40%，2006年仅为40.6%，与此相反，资本回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节节上升，从以前的20%提高到2006年的30%，这意味着，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所得趋于下降，而资本所得却不断上升，这种分配格局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企业主或经营管理者与一线职工贫富差距拉大，我国企业的一般情况是，除了那些有特别专长者外（即使是这些劳动者的劳动所得也没有拿到他们应该拿的数），其他的一般员工每月只能得到几百元的工资，并且还没有安全保障和社保福利。”2006年，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而不是统计显示的9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按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中国实际收入差距要远大于统计显示的水平。由于数据不充分，难以重新计算基尼系数，但肯定会明显高于世界银行计算的0.45的水平。九三学社中央援引一组数字显示，我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正在逐年下降。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居民收入占比GDP从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如果说所有制问题影响大众的主人地位，个人收入差距将更加实际地影响大众的生活及其相互之间的经济地位，对大众的冲击更为直接和具体。经济地位不保的主人究竟是怎样的主人，大众理所当然产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目标的质问和怀疑。

　　四、遏制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制度在价值取向上的相悖性

　　1.市场经济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1984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回答：“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是对我国现阶段社会基本矛盾、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根本目的）最初也应该是最具权威的基本框定。这是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直接目的——适应生产力发展；具体目的——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所作出的全面系统的一揽子交代。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理念，并将“以人为本”确立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本质。胡锦涛在阐述“以人为本”时明确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求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他还进一步指出：以人为本的根本含义，就是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发展是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就充分说明了坚持市场化改革的目标与目的的明确性要以人民群众的判断为标准，以人民群众的满足为标准，克服市场经济发展所偏离的方向。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就是走向共同富裕”，党的十四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多次重申四个坚持，表明了执政党的鲜明态度。

　　2.认清制度体制之间的相互关系。制度决定体制，体制靠机制实现功效，其间具有统一性。但是，在具体实践中有时面临窘境有：机制因适用环境、技术性能、反应速度等差异不一定能够达到预期效果，体制与制度的价值判断与价值取向的相悖不一定维护制度，受众会抵制对消减利益的政策等。机制，体制、制度之间的摩擦产生对立性会产生层层解构效应：运行条件较薄弱、受众的有效抵制——机制部分失灵——体制功效耗损——制度动摇——结构甚至否定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制度、体制、机制的一致性设想得较为理想，而对实践中所遇到的解构缺乏足够的回应和进一步的理论创新。虽然理论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但是理论有义务揭示问题的机理，为实践的发展和完善体制机制提供新的理论。政府与民众对体制与制度的价值判断与价值取向的相悖就会出现制度损伤，这会大大增加制度维护成本。机制、体制、制度之间的摩擦产生对立性会产生层层解构效应：运行条件较薄弱受众的有效抵制——机制部分失灵——体制功效耗损。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显然属于两个不同范畴，两个不同范畴事物的联系，必然是内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二者的结合点究竟在哪里？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是通过物与物的关系来表现人与人的关系的，它使人的社会关系从对人的依赖转变为对物的依赖，使个人获得相对独立性和自由自觉选择的权利。市场经济以追求效率和个人利益极大化为基本原则，它使个人需要、个人能力、个人关系必须通过劳动产品的交换来实现和确认。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成功意味着分享较多社会财富，失败是对自己行为的买单。市场体制大大促进了人的独立人格的形成。以此按照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体的观点，实现这点的前提是把人变成独立的主体，只有个人成为独立主体，才能得到全面发展和个性自由。而市场经济正是为此创造条件。

　　3.提高社会主义制度驾驭市场经济、解决各种矛盾的能力。在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产生各种矛盾是自然的，处理这些矛盾一要遵循矛盾中蕴含的自然规律；二要遵循社会规律。各种矛盾最后都会反映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如何“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的确是一个新课题、大课题、重课题。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改革开放后发展了20余年，但是，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问题暴露的远远比解决的多。对政府而言这一问题显然更为迫切。有关部门针对县级以上干部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发现66.9%的受访者坦称自己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不强，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中国社会之所以出现那么多的问题，恐怕就是与这个“不敢驾驭”、“不会驾驭”、“错误驾驭”等“能力不足”联在一起的。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有一个著名论断：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关系到党的兴旺发达和生死存亡。作为执政党的党员和领导干部，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记住，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和政治优势。由此，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实施中，政府必须从人民利益出发，学会依法行政。一个大众非常反感的问题——钱能通法——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权贵的问题可以超越法律，大众的很多具体问题上升到群体性事件才有望解决，比如征地、拆迁等。民众有些合理的要求被忽视，引发极端事例，背后还牵出官商勾结。这既激化矛盾、恶化执政党、政府与大众尤其是与底层民众的关系，与腐败、两极分化等形成合力动摇执政基础，就会真的走向“权贵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化目标严重背离，人民群众也必然会抛弃这样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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