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服务业开放试点以来，国际服务业向我国转移的趋势渐趋明显，服务业正成为吸引外资的新热点。在日前于贵阳召开的“中国城市服务业投资洽谈会”上，有关专家指出，我国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仍处在初级阶段，还存在发展上的误区，亟待采取措施，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和质量。

　　服务业开放尚处于初级水平。

　　上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服务业领域对外开放一直在很小的范围内试点，对外资的限制比较多，外商的投资规模较小。进入“十一五”以来，我国服务业吸收外资保持良好增长势头，2010年服务业和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分别为487亿美元和496亿美元，可谓“平分秋色”。

　　中国投资协会会长张汉亚说，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偏低，2010年仅占43%，而世界平均水平为60%左右，美国等发达国家在75%以上。我国大部分城市服务业存在着整体素质偏低、竞争力不强、经济效益不高、内部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和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横向比较，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水平和质量都有待提高。

　　专家认为，我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面临着六大问题：一是服务业外资总体规模和比重偏小；二是服务业中除房地产外，利用外资的单体规模都较小；三是实际投资比例最多的是房地产业，对其他服务业的投资比重低，领域偏窄，结构低端化；四是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五是以独资企业为主，占服务业外资企业总数50%以上；六是投资国别地区日趋多元化，但无论企业规模还是经营效益，外国投资企业都高于港澳台投资企业。

　　据了解，与制造业等产业相比，外资流入我国服务业时，对投资环境要求高，更注重法律环境，投资区位指向性弱，投资规模较小。由于担心知识资产向外扩散，更愿意采用独资形式，投资倾向追随客户，更具拉动效应。

　　应当走出认识误区。

　　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何曼青说，在服务业跨国投资大潮中，我国已具备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良好基础和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基本条件，主要优势包括：

　　良好的宏观经济态势和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庞大的制造业创造的巨大服务需求，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提升了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质优价廉的综合人力资源，较高水平的信息基础设施和较强的信息技术产业支撑，一些沿海发达地区形成的产业配套程度很高的产业集群，随着基础设施、法律法规等制度的逐渐完善，市场交易成本相对下降，使服务业的投资具有相对比较优势。

　　但同时，我国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也存在劣势，主要体现在服务业发展滞后，缺乏专业化的中高端服务供应商，难以承接高端服务业外包业务；服务业高层次人才缺乏，企业运营成本过高；政策环境不完善，立法不健全、不配套、层次低，缺乏可操作性，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地方分割和保护等问题突出，部分行业垄断经营严重，行业准入限制较多；未来还将面临一些新兴经济体如巴西、俄罗斯、越南等激烈的竞争和挑战。

　　何曼青认为，我国服务业发展必须走出三大误区。一是走出过度重视总量思维的误区，应将强调分类指导和重点突破作为服务业发展思路选择的基调；二是走出为发展服务业而发展的误区，应将实现从产业导向向功能导向的转变作为服务业发展思路选择中不断强化的方向；三是走出过度重视服务业就业吸纳作用的误区，应将促进服务业的结构升级和竞争力提升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多方位促服务业开放。

　　从长期来看，未来我国应利用制造业开放所形成的产业规模、产业链完备等有利条件，积极吸引跨国服务业直接投资，带动服务业开放发展。专家建议：

　　找准定位，凸显特色和比较优势，培育壮大主导产业链。根据地方工农业发展的产业特色进行科学规划，围绕地方支柱产业、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培育具有地域特色的“产业群”和“发展极”，重点引进区内产业链中的“瓶颈”产业、“联系效应”大的产业，少引进甚至不引进对区内成熟产业有冲击的产业。如浙江义乌、绍兴等中小城市通过促进服务业的专业化聚集发展，强化城市功能特色、增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采用适合服务业的招商形式，如专题招商已成为长三角地区服务业招商的主要方式，还有产业链招商，即以先进制造业联动引进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等方式，提高招商成功率。

　　全力抓好服务外包环境与载体的建设。服务外包转移方与承接方对投资环境的关注有所不同。根据转移方的关注，打造适合服务外包企业生存发展的环境，而服务外包产业的特点则决定了转移方更加关注知识产权保护、信息安全、人力资源、人文环境、业务成本、电讯基础设施和技术服务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