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的储蓄为根本出发点，分析了中国经济的“过去式”，结合人口结构发生的变化指出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最后从杠杆率、债务水平、利率等方面分析全球发达经济体的特征，并提出中国将面临的挑战。

　　一、中国经济的“过去式”

　　要分析中国经济的“新常态”，首先不妨描述一下它的“过去式”。中国经济的“过去式”可以理解为是2007年以前的状态，总体来讲有三个特征：一是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二是通货膨胀率很低；三是资产价格上行压力持续存在。理解这一现象以及中国经济过去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诸多宏观经济现象的重要出发点就是中国的高储蓄。如果假定中国储蓄给定的话，实际上使用方式只有三种：第一是形成境内有形资产，第二是形成境外有形资产，第三是形成境外金融资产。因此，在给定储蓄的情况下，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三种资产类别中分配的问题。

　　在境内，储蓄自然会形成境内有形资产。中国的高储蓄造成了较高的境内有形资产，也就是较高的投资水平，而高投资会形成高增长，但是在中国高经济增长伴随的不是相对较高的通胀而是相对较低的通胀，这与经济学经典教科书上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对这一现象的理解可以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框架来考虑，当投资扩张时，总需求曲线向右发生移动，自然会带来经济的扩张以及通货膨胀压力的上升，但投资一旦形成就会形成产能扩张，总供给曲线也会向右移动（这一点是中国经济跟其他成熟经济体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正是由于总供给的快速的反应速度和反应能力造成了中国经济高增长伴随的相对较低的通胀。所以，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时，不能简单地假定总供给曲线是不变的，甚至是垂直的，即使是在中短期。

　　关于另外两类资产，虽然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一直鼓励对外投资，但是由于获得境外有形资产的难度较大，所以储蓄更多地体现在境外金融资产上。在外汇资本账户管制的情况下，中国对外金融资产集中体现为外汇储备的积累，这从国家整体来讲是对外金融资产的积累，但同时也形成了对内流动性的创造。换句话说，从国家整体来讲有对外金融资产，但是就每个居民个体、企业个体并没有形成境外金融资产，而是把手中美元卖给央行然后由央行进行对外投资。所以，一方面国家整体形成对外金融资产，另一方面对每个个体不形成境外金融资产，这就造成了内部流动创造，产生流动性过剩的现象，具体体现在货币的增速很快。

　　同时，我们的资本市场并不发达，尤其体现在证券化产品供应比较弱（无论股票还是债券市场），这就形成了资产价格的上升压力，因为多出来的流动性需要寻找投资机会。但是，种种金融性质的投资机会由于不发达市场的存在形成了不对称，于是中国经济的“过去式”的根本特征表现在较高经济增长、相对较低通胀和资产价格上行的压力。但这并不是说资产价格短期内必然上行，因为短期压力形成资产价格泡沫，泡沫到一定程度会破裂，而这种压力并没有消除，也许随着泡沫的破裂进一步压力产生，或者压力从股市转移到债市或者房地产市场以及其他类资产商品价格上，包括大宗商品、古董等等。

　　之前的分析都是假设储蓄是给定的，但实际上它并不是给定的，影响储蓄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口结构。人口结构在很多国家都可以用来解释储蓄，但在理解中国经济系统以及对储蓄的影响时，可将其作为政策变量或外生变量，这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相当于在中国社会中执行了一个伟大的深远的社会实验，这个实验改变了人们基本行为，改变行为必然表现在人口结构变化和宏观层面上表现出对储蓄率的影响。这个变化以至于人口结构的演进在中国比在其他国家快很多，其他国家人口老龄化要花几十年上百年的过程，中国三五十年就完成了。此外，人们消费习惯难以改变，尤其体现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受益最多的群体，我们这一代以及父辈们的经济实力收入增长很快，但是消费行为变化比较慢，这也是造成高储蓄的一个重要因素。

　　再加之经济增长本身就带动高储蓄，所以高储蓄是理解中国经济的过去式的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由此可见，高储蓄很重要的解释变量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在这样一个宏观经济特征和政策制度环境中，最突出的特点表现为“金融压抑”。政策制定者面对这样一个环境，实现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胀对他们来说并不是难事，难点在于如何抑制资产价格上升的压力以及可能产生对金融系统的威胁，于是产生了“金融压抑”。具体体现在通过对利率、汇率、金融机构、金融产品的管制，使得资金使用上受到严重限制，以至于防止由资金使用自由化引起的对资产价格上行压力必然带来的泡沫，以及泡沫可能对金融系统的影响，这既是中国经济的“过去式”特征，也是政策制度的特点。

　　二、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尤其是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形成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计划生育政策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政策带来人口结构的拐点已经在出现，进而造成储蓄率停止上升甚至下降。储蓄率下降自然会引起境内有形资产、境外有形资产、境外金融资产积累放缓、投资增速放缓、GDP增速放缓。投资扩张本身会形成需求增加和通货膨胀压力，但是供给反应不再那么迅速，使得经济出现相对较低的增长伴随着相对较高的通胀，这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的储蓄和劳动力不那么充裕了，这都是跟劳动人口结构有关，因而由它解释中国供给反应速度变慢从而产生了相对较低的增长相对较高通胀“新常态”的组合。

　　在境外金融资产积累方面，储蓄率下降会减缓境外金融资产积累，加之资本账户管制，外汇储备的积累和流动性创造也会相应减少。过去两年我国外汇储备积累速度明显放缓，2012年几乎没有新增长，由外汇占款产生的流动性创造也很少。同时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有价证券供给大幅度增加，使资产价格上行压力减弱。

　　所以，中国经济“新常态”主要特征就是GDP增长速度放缓，相对较高通货膨胀率，资产价格上行压力减弱。此外，造成储蓄率下降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新一代人的消费习惯开始发生变化，出现了所谓“月光族”一代。这是我所理解的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根本出发点还是来自于中国储蓄率可能发生的拐点，储蓄率拐点来的这么快是因为储蓄的变化本身很大程度上是人口结构的函数，人口结构又是政策变量的函数，从而使得政策变量变化比较大。

　　由于宏观经济变量发生上述变化，使“金融压抑”不再成为必要条件，同时在储蓄率放缓、投资增长速度放缓的情况下，要实现同样速度经济增长必须提高投资质量，这就要提高金融中介的效率，这种效率在原有“金融压抑”下是无法实现的，于是就有了“金融创新”的需要，从而出现了对利率、汇率、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创新的要求。“金融创新”主要体现为在金融中介的多样化、金融产品的多样化，也会表现在金融资本价格的上升，也就是利率的上升，最近两三年信托产品的出现使得资金价格已经在明显上升了。由于“金融创新”管制放松，资本市场价格管制越来越松，资金将逐渐开始体现它的机会成本，这也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三、全球发达经济体的特征

　　如果中国经济表现这样一个“新常态”的话，那么全球发达经济体又会有什么特征？

　　首先，在这场危机过程中是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美、日发达经济体去杠杆化的过程，但是三大经济体杠杆率是上升的，各国非金融机构负债水平持续上升。我们说的杠杆率去杠杆化是非公共部门，私营部门的杠杆率停止上升甚至有所下降，但是整个经济系统本身杠杆率在上升，因为公共部门杠杆率上升速度非常快，所以整体负债水平是在上升的。从利息支出占GDP的水平和利息支出占整个债务规模的比例来看，发达国家整个系统负债水平在上升，但是负债单位成本在下降，也就是利率水平有长期的下降，此种下降尤其是在危机以来更为迅速，这使得在负债水平上升的同时，负债成本在下降。

　　但是我们看到，在整个发达国家系统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杠杆率上升，杠杆率上升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公共部门的杠杆率上升。发达国家中财政融资需求主要有两块，一块是财政赤字，另一块是借新债还旧债。以日本为例，每年通过市场融资相当于55%以上GDP的规模，其他国家这一比例也超过了20%。这些融资都是市场化行为，如果市场利率上升的话，将会使这些发达国家的财政状况迅速恶化，因为这些国家已经在财政问题危机中挣扎。

　　所以，危机后发达国家经济系统最重要的特征表现为：一是负债率很高，尤其是公共部门的负债率更高；二是无法承受利率上升可能带来的负担。如果利率上升，财政将出现严重问题，将会再度开始新一轮危机。所以利率是不能上升的。观察欧美日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走势，日本以1992年第2季度为起始，欧美以2008年第2季度为起始），给我们一个启示，未来欧美国家的长期利率很可能会寻着日本这样一个利率的趋势，也就是说欧美国家在后危机时代如果有常态的化，最明显的特征是利率将长期走低，因为它们无法承受高利率，高利率将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尤其是财政问题。

　　现在全球主要经济体—欧美日国家都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但笔者认为三五年内并不会出现高通胀和恶性通胀。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果引起通胀的话，也应该是短期行为，如果短期内引起不了通胀，现在货币发行对未来通胀这个判断没有必然联系。如果是通胀了，一定是经济发展起来了，那么彼时货币政策一定已经做出了反应。日本是个很好的例子，日本这么多年来经济起不来，通胀起不来，尽管发了很多货币，利率保持非常低的水平。所以，货币发行对产生通胀之间的关系，中间一定要引起经济增长才行，如果没有经济增长很难引起通货膨胀。

　　国际经济特别强调利率和结构性逆差，很难想象中国利率和外国利率会很快趋同，这样一来就有好多问题，比如资本管制等。前文提及，因欧美利率不能高，所以也就不会高。不能高是指不愿意让它高，但是它就一定不会高暗含的就是它的政策不仅能控制短期利率，还能够控制长期利率。这些东西现在确实是这么假定的，美联储和其他发达国家都是这么假定的。这是否有理论依据？或者说这个意图长期来讲是否能够很好地实现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此处举两个极端例子。例如新兴国家中像巴西、印度这样的国家，显然是没法控制长期利率的，因为存在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对于这些国家来讲，它们的边际融资成本是靠国际市场来决定的。国际资本市场对其风险定价就决定了国内的经济水平，它的央行是控制不了的。它们当然希望利率降低，但是很难降下来。另一个极端是日本，日本能够长期保持低利率，更多原因是日本长期以来经常账户顺差、国际收支账户顺差。作为国家整体来讲自有储蓄和资金能够满足本国经济，所以经济不受国际融资条件的限制。

　　对于美欧等发达国家来讲，它们比日本控制长期利率的能力弱一些。美国存在经常账户赤字，需要对外融资，所以它的融资条件是受国际市场条件约束的。相对于日本，美国想长期控制低利率比日本更困难。笔者认为金融机构本身的发达或者银行制度发达形成的货币在全球的特权地位加上其“金融压抑”，包括现在央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政策直接干预资本市场、直接参与扩张央行资产负债表、压低利率，这些加在一起可以使美国这样一个国家面临经常账户赤字的情况下能够实现新兴市场国家无法做到的措施。它可以发货币，货币完全可兑换，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一些“金融压抑”手段，笔者的判断是能够实现的。如果一直这样做下去，持续十年或者十五年，美国的货币的霸权地位就会削弱，时间再长以后就无法维持，但是现在之所以能做到是因为美国在吃老本。

　　四、中国经济面临的政策挑战

　　当前以及未来相当一段时间中国的外部政策环境就是发达国家依赖“金融压抑”维持的低利率。鉴于这样深刻的结构变化，中国将不得不依赖“金融创新”来提高金融中介的质量，然后提高投资质量和经济增长质量，甚至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这必然意味着利率水平要走高，这就形成了挑战。

　　从政策上来讲，这将使得央行上调利率空间变小，否则的话会形成进一步的资本流入压力以及汇率上升的升值压力（这将不得不依赖于进一步的资本账户管制来解决）；从对市场的影响来看，境内金融创新必然带来金融成本上升，尤其是中长期利率上升，同时由于外部环境这样一个约束，又抑制了中央银行调整利率，尤其上调利率的空间。从而在资本市场中将会体现在中国债券市场收益率曲线的陡峭化，这会带来很多投资交易机会，由于中国资本市场不发达，不能直接通过这个判断做投资，但是这样一个变化对于判断市场变化甚至个人投资都是有帮助的。如果短期利率持续偏低，长期利率走高，一般情况下应当做空短期负债、做多长期负债。但在实际中如果靠贷款买房，实际上是做空长期做多短期。

　　另外，短期利率偏低对股市也是有帮助的。如果出现短期利率持续偏低，长期利率走高这种趋势性变化，从交易本身而言似乎炒股比买房更合适。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很大程度上跟房地产市场有关系，主要看房地产市场复苏状况，但基础设施投资（也就是政府政策影响的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与房地产投资不是一个量级的。房地产政策出来以后到底对市场影响有多大？一部分观点认为短期内有利于新房建设，因为新房购房不受此影响。如果一定要做判断的话，2013年房地产投资会比2012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