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转移与大学生就业难题
《21世纪》：你在议案中提到了大力发展中国的软件产业、促进大学生就业，这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
王文京：大力发展中国软件业以及其它服务产业会促进中国大学生就业。
在新一轮的国际分工中，制造业与服务业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此前，中国在制造业转移中发挥了优势，中国正越来越成为世界制造的中心。服务业也正在向中国、印度、俄罗斯转移，服务业的转移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机会，中国应当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在服务业转移中占得先机。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中国大学毕业生达到212万，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预计2004年将达到280万，中国的人才资源已具有规模优势。这对于发展中国的服务业相当有利。
但这也同时可能带来就业压力，事实上，自高校扩招之后，大学生就业越来越难，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将成为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
发展包括软件在内的知识性服务性产业有利于解决大学生就业。在全球的服务外包中，软件外包占据相当的比重。软件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需要大量的智力劳动力。中国的大学生尽管经验上需要不断积累，但中国人都比较勤奋，能弥补这方面的差距。如此，就业压力就能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
以用友为例，到2004年底，公司有员工5000人，但跟我们配套的上下游伙伴也得5000人，做间接业务的可能超过5000人。照这样计算，我们带动了15000人的就业。当用友员工超过1万人时，用友就能带动25000人就业，而这25000人全都是大学生。
软件业发展尚需政策突围
《21世纪》：随着通讯产业，特别是移动通讯的发展，中国软件业面临许多新机遇，中国软件企业该如何把握这些新机遇？
王文京：原来欧美软件产业发展都是靠硬件驱动，最大的一次驱动是PC的发展，产生了像微软这样的巨型公司。随着网络、通讯以及移动通讯的发展，产生了许多新的应用和需求，这些新的需求将是中国软件产业的机遇。中国软件产业下一步发展必须走国际化道路，加大对外投资。
改革开放20年，中国企业主要借助国内资本发展。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的很多产业已经走出国门，随着经营与业务的国际化，投资国际化显得日益重要。但事实上，中国投资模式仍以对内投资为主，中国政策也对此投资做了颇多限制，这对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利。
中国企业在新的阶段必须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保持国内市场上的优势，二是加速国际拓展。国际拓展需要相应的投资行为，要在全球经营业务，就需要建立覆盖全球的服务网络在全球各地建分公司，就需要有面向全球的投资，因此必须立法突破这方面的障碍。
《21世纪》：国内资本市场对软件企业有相当的促进作用，你认为资本市场还需为软件企业提供哪些支持？
王文京：资本市场对软件企业支持这几年有一些突破。软件企业几年前不可能到资本市场上融资，但现在有在国内A股上市的，也有到香港创业板和纳斯达克上市的企业。
但总的来说支持力度还不够：首先是创业板一再推迟让许多软件企业丧失了融资做大的机会，使一些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无力突围。其次是已经上市的企业中，法人股不能流通的结构使得企业在做资本购并时受到许多限制，不能用换股的方式购并。
《21世纪》：17号文和18号文给予了中国软件产业许多优惠，你如何评价这些政策的执行？
王文京：整体的政策框架已经相当完善，但具体执行时还有没有到位的地方，特别是在软件出口的税收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比如软件出口的增值税3%，但目前软件出口方面还没有实现退税。还有就是国家应当有完整的产业规划和产业布局。
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用友集团董事长王文京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他在此次人代会的议案有三：一是大力发展软件产业，促进大学生就业；二是放宽企业对外投资，促进我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三是加快公司法修改，促进公司制度的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东软集团总裁刘积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他在本次大会上的提案主要有二：一是东北经济开发应充分考虑日、韩因素，应特别重视中国智力资源的开发；其次是给民办教育更公平的市场环境。
在中国智力资源开发以及如何发展中国软件产业两大命题上，二者不谋而合。
刘积仁：东北规划应把日本韩国看作一个“区”
东北开发的人才战略
《21世纪》：有观点认为，继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之后，随着东北经济大开发向纵深发展，东北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级，成为东北亚经济的中心。你认为东北向此目标过渡的过程中，应注意哪些因素？
刘积仁：这是我第一个议案中重点讨论的问题。东北经济的开发应充分考虑日韩因素，特别重视智力资源的开发。
东北过去工业基础不错，现在约束东北经济的有两个因素：一是企业运行的体制，应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二是没有结合国际大环境来实现自己的发展，特别是对日、韩。
在东北开发的问题上，大家都注意到环境、政策、投资、观念等问题，但忽略了在这个地方人力资源与国际环境的互动。在大连，GDP的一半来自外资，这个城市融入了国际的整个链条里面，才有了发展的机会。
东北开发同时应注意与国际合作相关的智力资源。东北一方面有很多很好的教育设施，另一方面也有来自日韩的人力资源的需求。所以东北振兴不仅要实现企业改革，更需要教育改革。中央需要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东北的产业链条里也需要多层次的人才，国际投资到东北同样需要多层次人才，特别是与市场紧密结合的人才。
《21世纪》：由于地缘上的原因，东北与日、韩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东北振兴应当如何利用这种关系？
刘积仁：东北地区做规划时应该把日本、韩国看作中国的一个“区”，把他们的一些工作拿到东北来做，不能老是看着东北的盘子来发展东北的人才。日本、韩国可以给东北带来很多国际资本，也能带来很多工作的机会，也会拉动东北进入国际化的过程。东北现在不能光靠自己，东北的开发也是要融入国际的大环境下，特别要融入到日、韩等周边国家的环境当中去。
民办教育立法应听经济界意见
《21世纪》：东北应如何推动教育改革，适应多方位、多层次的人才需求？
刘积仁：在东北应该推动教育改革的试点，以弥补国有企业改革的速度，拉动新兴的产业。东北新兴产业的形成靠的就是人才基础的拉动。比如培养一批既懂日语、韩语，又有一定技术的人员，就可以拿到更多的日、韩合作的机会，也就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过去东北培养的人才，大多是机床厂、变压器厂的工人。而通过新的人才培养规划，就可以带动以前东北没有的产业，拉动新的增长点。
《21世纪》：东北的人才战略的实施涉及到教育制度的改革，对于东北教育事业你有什么意见？
刘积仁：这是我第二个提案涉及的内容。教育制度的改革应给民办教育更公平的环境。教育改革应该是全方位的改革，不仅要在教育的内容、形式上改变，在办学的主体上也应该更灵活。
中国以前的教育主要是财政拨款，今后的教育应当更多地使用私人的、公众的或是外国资本来办学。我们需要用同一个标准、平等地看待他们。没有一种公平的评价体系，就像过去民营企业与国营企业之间的待遇差别，这像“文革”时期的“出身论”，很不公平。
政府近期在民办大学方面做了很多政策调整，这是中国在教育改革方面的进步，但是步伐还不够。应该让更多的民间的资本投入高等教育中，政府的责任在于建立一个公正的平台，各个大学要拿结果来衡量，而不应该拿“出身”来衡量。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教育“牌照”的发放。我们需要的是公平的环境，教育当然要做资历考核的，但是这种考核不应该与“出身”有关系，而应按照办学能力来考核。现在很多学校办学标准不高，但是它有办学的执照。而民办高校却很难取得这样的权力。
《21世纪》：除教育主体应该多样化，教育牌照发放应该多元化外，在制度建设上，中国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
刘积仁：《民办法》正在征求意见，我认为《民办法》应该更大胆地往前走，不要羞答答的，民办不难看，不是国家办不起教育，民办教育是因为中国许多人需要教育机会、许多中国企业需要多层次的教育。
同时我也希望《民办法》中实施的细节更具体、更有操作性、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在民办教育立法上更应该听经济界的意见，而不是传统的教育界的意见。在教育与经济的结合当中，应该给地方更宽泛的权力，让他们办学的灵活性更好，更好地与经济相结合。
国家的资源分配应该公平，不应该“唯成分论”。只有这样，才能将我国的教育打造成一个学文化的体系，一个推动经济、解决就业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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