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在7月13日举行的广东省政府参事决策咨询会上，省政府参事曾添贵建议，提高珠三角外来农民工的准入门槛，凡进入珠三角就业的外省农民工必须具有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逐步把低素质劳动力边缘化。

　　这个建议具有不容否定的积极意义，但在目前相关就业法律法规尚未完善的情况下，会给人以“地区就业歧视”的印象，一旦操作起来，马上会与相关政策法律相抵触，引发不必要的冲突。

　　中国有一个特殊群体，这就是人数高达3亿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按照农忙季节和土地存留的情况在不同的时段和城市打工，这个非工非农的庞大劳动力群体被定义为不伦不类的“农民工”，最近已有学者建议对这个名称进行修正，不管怎么叫，反正叫“农民工”是莫名其妙的，是不科学的称呼。

　　“农民工”由于其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普遍不高，在城市里绝大多数只能从事环卫、建筑、餐饮等“苦、累、脏、重、险”的工作，在企业里，也只能从事矿山井下作业等粗笨活计，在我国社会发育程度不高的现阶段，这一方面限制了他们收入的提高，一方面也给他们的安全健康带来了巨大的危险。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因工伤事故伤亡的多是所谓“农民工”。

　　简言之，“农民工”目前低文化程度、低技术技能的现状不仅制约了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而且给他们自己的权益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侵害，从一个长远时段看，提升“农民工”的文化技能素质对国家发展有利，对这些同胞也非常有利。因此，曾添贵先生的建议，我认为有其不可辩驳的合理性，应当得到重视。

　　“农民工”当然是目前中国的国情，但不是中国特有的国情，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中，都不同程度出现过类似于中国“农民工”的现象。“这些工人通常来自农村，他们属于农村公社，每年一部分时间背井离乡在城市里工作，农忙时又回到农村秋收，做农活。”这是美国历史学者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和马克·斯坦伯格所著《俄罗斯史》中描述的关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即100年前的俄国“农民工”状况，与我国目前的情况惊人一致，这些人后来成为俄国工人运动的中坚力量，为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充当了马前卒。而所谓“圈地运动”，即15世纪末叶至19世纪中叶西欧英、德、 法、荷、丹等国新兴资产阶级和新封贵族先后使用暴力剥夺农民土地的过程，虽然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最重要手段，但实际上也是强制农民实现“工人化”的一个过程。在这段人类工业文明发展的共同历史进程中，不管用什么手段，提升“农民工”自身的文化及技术技能素质几乎都是所有国家由农业国跻身工业化国家的共同经历。

　　然而，推动“低素质劳动力边缘化”过程较诸我国特定的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现实，显得比较超前，如果贸然推进，不仅有违当前的一些相关就业法律法规，而且会把大量劳动力屏蔽在广东等发达省市的“省门”之外，需要稳妥筹划，从长计议，更需要和劳动力输出地党委政府共同擘画，相互配合。不特如此，贸然推进还有违一个基本的道德良知——广东等省市的发达固然有本省公民奋斗的成绩，更多的还是全国各地各类劳动力改革开放30年来支援的结果，这其中就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广大“农民工”。“撵兔子”有人家的份儿，吃肉时不管别人，这不是“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健康心态。

　　用法律和行政手段促使“低素质劳动力边缘化”是大势所趋，但唯独广东一个省做难以奏效，它应当上升到中央政府层面，成为国家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环节，不断完善政策法律，以期稳步推进，臻于预期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