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大胆地预测，未来地方国有资产的营运及收入将在地方政府财政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针对重庆正在进行的综合推进和国有资产证券化改革，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国资委主任崔坚在采访中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而且最终会成为最为重要的主渠道和‘钱袋子’。”

　　当前，国有资产的营运效率、估值水平、变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正在越来越多地影响到地方政府的经济调控能力和发展社会公共事业的能力。包括重庆在内，上海、天津、广东、浙江、山东等省市国资部门相继提出推进国有企业集团上市，掀起了一轮以国有资产“证券化”为主要特征之一的国企金融创新改革浪潮，主要集中在金融、地产、核心产业和交通四大领域。

　　继获批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一后，2009年国务院3号文件又正式赋予重庆实施金融体制改革试点权，在此基础上，重庆正式确立了深化国企改革新方略，“借力”资本市场以金融创新深化国企改革，通过综合推进国有资产证券化改革，着力破解国企集团运行机制尚未实现深度转换、国资的封闭式监管模式尚未突破等触及改革“深水区”的敏感问题。

　　而如何避免“国进民退”和国企圈钱行为、建立杜绝国资流失的风险隔离机制等，成为积极推进国资证券化改革中的关键问题。

　　金融创新开辟国企改革新思路

　　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摆脱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债多、人多、社会负担重等历史包袱，顺利进入现代市场经济的轨道，是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重庆近年来通过组建各大重点企业集团，实现了国有资源资产化；又通过以建立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为重点的改制重组，进一步完成国有资产资本化及股本化。

　　“但这种改造更多只是停留在形式上，并没有实现运行机制和监管机制的深度转换；国资部门单一封闭的监管模式尚未突破等，抑制了国资营运效率。尤其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这些国有企业长期存在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更加暴露出来”，崔坚对本刊记者坦言。

　　他介绍说，“国有经济发展与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不平衡说明，完全靠政府投入肯定不够，也不符合市场化原则，而完全依靠金融机构信贷，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日益加大，所以须从资本市场寻求突破，国有资产证券化改革应运而生。”

　　在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重庆通过成立国有的投融资集团，把政府全部投入逐步改革到主要依靠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信贷投入。这一改革的主旨是将缺乏流动性的国有资产，通过金融创新等手段转换为在金融证券市场上自由流通的证券，促进国有企业机制创新，实现兼顾政府、企业、市民等多方利益的综合改革目标。

　　这使重庆国有经济实力快速增强的同时，支撑起了城乡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建设，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共服务产品的供需矛盾。

　　要实现国企的市场化运作，突破国资的封闭式监管，重庆就必须迈出国有资产“证券化”这关键的一步，崔坚表示，这是国有企业下一步改革的一大战略方向，这一改革能带来三大效果：

　　一是能促使国企集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包括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机制；二是能促进资源按照市场法则进行优化配置，使得优质资源向优质国企集中；三是能通过市场化融资，帮助国企解决发展中的资金瓶颈问题。

　　因此，抓住国有资产证券化这个纲，国企深度的机制转换、企业发展、市场监管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重庆部分国有企业近年来探索实施证券化改革已经初见成效，即使在去年全球金融海啸冲击下，重庆市属国有重点企业仍逆势增长，实现经营利润109亿元，同比增长44.6%；工业集团利润增幅高于全市工业利润增幅7个百分点。

　　与全国其他省市城投集团资金运行普遍比较困难不同，重庆城投集团近年来通过向上市公司渝开发注入优质资产、发行企业债券和信托产品等国有资产证券化改革，完成重庆大剧院、西部会展中心、世界第一大跨径拱桥朝天门大桥等一大批惠民工程的同时，集团资金运行良好、国有资产壮大。

　　原先挪保挪券、大股东占款、诉讼等累计涉及金额高达近50亿元，经营亏损接近15亿元濒临倒闭的西南证券，通过证券化改革，在3年内重组上市为西部最大的全国性综合类证券公司。

　　除此之外，重庆市明确将产业规划中的优势主导产业确定为资产证券化改革的主战场，并以此推动市属国企整体战略重组与提升；市国资委成立了“证券化”工作领导班子并出台系列操作规范，探索完善市值管理、股权激励、信息及时公开和中小投资者收益保护等机制，在维护国资保值增值的同时，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

　　国资证券化改革四路径

　　崔坚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直辖市、西部大开发、统筹城乡综合配套试验改革区和国务院2009年3号文件的政策优势环境，让重庆通过金融创新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拥有了得天独厚的政策支持。”

　　“中央的这些优惠政策中，最具吸引力的就是各类金融证券保险领域的制度创新试点政策，比如中央同意重庆进行保税港区试点、私募股权试点、证券场外交易市场试点、支持在重庆设立以生猪等畜产品为主要交易品种的远期交易市场、优先考虑在重庆设立全国性电子票据交易中心、允许1～2家符合相关条件的重庆非金融企业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加快研究重庆大企业集团开展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有关方案，等等”，崔坚向本刊记者介绍。

　　上述政策以及重庆目前利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相对滞后为国企金融创新留下巨大操作空间。重庆30家上市公司去年总资产约800余亿元，占全市GDP比重不到20%，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西部也处于落后水平。同时，重庆各类融资活动结构不平衡，2008年，重庆银行新增贷款为6700多亿元，直接融资却只有约320亿元，而直接融资中信托、企业债券等债权性融资200多亿元，股权性融资只有几十亿元。

　　采访中，重庆市国资委副主任林军向本刊记者说，“重庆国企如将直接融资提高到银行间接融资的一半，直接融资可增加3000亿元，加速重庆科学发展，同时也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和减少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