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商业帝国梦，一开始不是从杰克。韦尔奇、沃伦。巴菲特、比尔。盖茨那里诱发的，更多是从中国帝王政治的文化遗产中传承过来的中国人历来就不缺乏当国王、当皇帝的欲望，在公元前209年的时候陈胜、吴广就代表中国人民喊出了这样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民一直没有忘记这句话。现代社会恰好提供了一个让每个人都可以寻找这种感觉的可能，这就是做企业，经商可以建立商业帝国，在企业内部可以找到这样一种拥有权力的感觉。
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在否定皇权的绝对统治，寻求一种思想解放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市场经济很特殊，是一批人追求帝王思想，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思想文化的演进中，推进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和变迁。几千年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给了中国人这样一个机会，让你在你的一亩三分地里，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充分的经济自由，也带来思想的自由，当然也包括管理思想的创新。
作为企业家，在中国最容易学习或者说最容易学到的东西就是帝王思想。半部《论语》也好，一部《资治通鉴》也好，这么大一个国家都能统治，我们统治一个小企业，难道就不能从中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吗？
打天下容易坐天下难
民营企业的发展时间并不长。它面对的问题，与开国帝王面临的问题比较相同：第一是拿下，第二是守住，第三是扩张今天，中国大陆的所有富人，在1978年以前都是穷人。几乎所有的民营企业，从根本上说都是白手起家。
打天下容易，坐天下难。为什么坐天下难？因为打天下的时候，输得起；坐天下却输不起。打天下时，一无所有，是彻底的无产者。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但是，一旦得到天下，你要守住它，就不容易了。打天下的时候，与合伙人分配的是未来。领导人往往会给你一个故事：到了我们目标实现的时候，将会给你这个、给你那个。这个时候，分配的都是未来，开的是空头支票，是期货。在分配未来的时候，人们一般不会斤斤计较，反正也是空的。分配明天的时候，大家比较容易达成一致：多一点，少一点，无所谓，没准还没有呢。坐天下时，分配的是既得，分配今天，分配桌子上大家都能看到的东西，就比较复杂了。
民营企业创业初期，更多的是面对外患，大家需要团结。中国人都知道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人可以共苦，但不容易同甘。即便是一个家庭，夫妻两人打拼的时候，没有钱，恩恩爱爱；有钱后，美满的家庭反而容易破坏。为什么？如果用学术语言来解释，那是因为“共苦”的时候，面对的是外患，要对付别人，自然要通过团结来保护自己。拿到钱以后，生存问题解决了，夫妻俩各有一千万。此时，面临的就是内忧的问题。钱怎么花？各有各的偏好，于是有关钱的使用权的问题就出现了。在钱的使用权的背后，是关于得到这一大笔钱的贡献问题，这就扯出历史功过，而历史功过谁又能扯得清楚？一直扯下去，就距离婚不远了。
挣钱是能力，花钱是智慧。有能力的人很多，有智慧的人不多。在企业当中也是这样，挣到钱，那是企业家具备能力。但是如何把钱分匀，分得大家还有干劲，这就是企业家的智慧了。所谓“盗亦有道”，古代的盗跖讲的盗者之道是“圣、勇、义、智、仁”。小偷是没有“道”的，所以，一旦被人抓住，他就脸红。江洋大盗与小偷的不同在于，他是有理念的。“圣”，即一下子就知道这个房间里有好东西可拿。正像企业家那样，凭直觉就知道某个项目一定能挣钱。“勇”，带头，吃苦在前。关键的时候，带头冲进去。“义”，即最后撤出来，享受在后。“智”，好项目很多，要知道这个项目能不能做，时机是否成熟，并不是好项目就一定能做。“仁”，就是能把得到的利润分匀，让大家还愿意跟着继续干。现在，我们的很多企业家连“盗道”都没有学会。当然，这五个字，做起来的确不易。如果真能做到的话，确实对企业的发展有好处。要说明的是，我不是为“强盗的理念”歌功颂德，而是说但凡要做大事，不能没有理念。
我们常常说，当一个企业面临外患的时候，比较容易实现团结。因为大家都在一条船上，面对外患，更多地需要大家的勇气，敢于拼杀。而遇到内忧时，就需要企业家的智慧了。对内的团结问题，就要有另外一套策略。
家天下的产权保护
民营企业家与帝王都是产权所有者。强劲的经营动力，源于要保护自己的产权；管理的动力则是要以最小的成本来保护产权一个企业，既要经营，又要管理。经营是从外面把钱拿回来；管理则是看住这些钱。企业家的经营和管理，与“打天下”和“坐天下”有相似之处。在封建社会，国家是皇帝的，天下其实是家天下。今天存在不少家族企业，这里面也有相通的道理。
我对无端批判家族企业不太认同。对于家族企业而言，只要企业有发展就好，为什么一定要用一个所谓的西方现代的东西作为标准评判？用国外的某些企业作为参照系，从而断定家族企业不好，是没有道理的。何况国外本来就有很多成功的家族企业。
我认为，家族企业好就好在这是“他们家的”，经营管理者一定最认真负责。重庆商会会长尹明善曾经说过“我知道，力帆如果继续搞家族企业，会慢慢死掉。但如果现在急急忙忙去请职业经理人，那么，企业会死得更快。在‘慢死’和‘快死’之间，我还是选择慢慢地死掉。”这其实是人理性的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衡取其重”。所有的企业家在选择所有权和经营权模式的时候，都会做一个成本收益分析，他会尽量减少管理成本和保护产权的成本。
帝王的家天下和家族企业的家天下在组织形式和产权结构方面有相通的地方。
对于有一定成就的企业家来说，他们最关心的就是保护产权的成本。经济学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与这个社会的成员保护产权的成本高低成反比。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中，保护产权的成本越高，这个社会就越不文明；反之，保护产权的成本越低，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越高。企业也是如此，如果企业保护产权的成本很高，效率就很低。家族企业在某一个发展阶段，保护产权的成本一定是比较低的，因为用家里人便宜。当发现用家里人贵，而且外面有更便宜的人可供选择的时候，自然会找外人。这是由企业发展不同阶段决定的，不是靠我们的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说教就能达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