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营经济的成长一开始就有两个源头，一是华西村式的乡村基层政权及其集体经济企业组织，二是鲁冠球工厂式的自主创业型企业
无论魄力，还是见识，柳传志都可以称得上是大企业家。但联想集团掌门人、并登上美国哈佛商业学院大讲堂的企业领袖，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里，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配角。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料到日后会达到这样的高度。
初入商海未立志——柳传志
“一杯水，一根烟，一张报纸看半天。”这是柳传志1984年的生活状态。当时，他已经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技术工程师的任上“憋”了十四年，到了不惑的年龄。
计算所是当时最权威的计算机研究机构，中国发射原子弹和人造卫星所需要的计算机均由这个研究所参与研制。1984年已是改革开放的第七个年头，中科院也处在了膨胀和改革的边缘。来自军方的研究计划停止后，吃惯了行政拨款饭的计算所，面临着如何养活自己的问题。
在计算所成立公司后，一直郁郁不得志的柳传志被选中担任主管工作的副经理，并立下了“带领公司成为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的宏愿。联想诞生在计算所的传达室里，启动资金是计算所拨给的20万元人民币。
这家后来成为中国民营经济魁首的公司，当时的资产性质是“国有企业”：
柳传志等人的任命要获得科学院批准；公司可以使用计算所的办公室、电话、研究成果及所有资源；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公司从银行贷款，全部以计算所为“合同申请借款单位”；甚至公司赚来的第一笔大钱也来自计算所。
1985年初，中科院购买了500台IBM计算机，其中的验收、维修和培训业务交给了柳传志，从而带来了70万元的服务费。当时办公司的目的，是为了计算所的生计，只有当联想成长壮大之后，它的产权归属才变得敏感起来。
在改革开放的前十年里，柳传志、联想，甚至日后被称为是“中国硅谷”的中关村，都不在时代舞台的中央。
“共同致富”实践者——吴仁宝
吴仁宝虽然没有达到红遍全中国、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极盛，但他领导的华西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有了名头。
在全国90万个村庄里面，华西村可能是名气最大的一个，书记吴仁宝也无疑是最为出色的村官了。吴仁宝在华西村当了创纪录的四十八年村党委书记，这个外表慈祥的老头，既是一个农村基层政权的领导者，又是一个乡村公司的企业家。
华西村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是“农业学大寨”的典型，但吴仁宝在高调学大寨的同时，又在干着“见不得人”的工作。早在1969年，他就抽调20人在村里偷偷办起来了小五金厂。“当时可千万不能让外面知道，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呢。”后来顶替吴仁宝担任华西村党委书记的儿子吴协恩回忆说，“田里红旗飘飘，喇叭声声，检查的同志走了，我们也转身进了工厂。为什么冒险搞工业？因为种田实在挣不到钱。全村人拼死拼活，农业总产值24万元，而只用20个人办的小五金厂，三年后就达到了24万元的产值。”
1978年，吴仁宝盘点过华西村的家底，共有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另外还存有三年的口粮。这在当时全国数十万乡村中间，可算是富甲一方。当改革为社队经济松绑后，华西村甚至不需要原始积累，迅速成长起来，成为远近知名的全国第一个亿元村。
从此以后，这个富甲天下的村庄在很小的范围内实践了“配给制”和“共同富裕”。由于其接近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一直被作为先进典型，在随后发生的几次姓“资”、姓“社”的争论中，没有受到太多冲击，也没人诘问其全体村民共同所有的产权性质。二十多年后，华西村的产权自然而然地归属到了民营经济。
产权变革第一人——鲁冠球
在吴仁宝依托在村级政府的肌体上发展社队经济的同时，一个日后差不多成了民营经济常青树的教父级人物，也在谋划着如何打破计划经济的牢笼。只不过，他比村官吴仁宝坎坷得多。
鲁冠球出生在杭州市萧山区宁围镇，25岁那年，他东拼西凑了4000元钱，带着6个人办起了宁围公社农机厂。工厂没有地方买原材料，他蹬着一辆破自行车每天赶到杭州城里，走街串巷收购废钢材。生产什么也是有上顿没下顿，一开始做了1000把犁刀，跑到农机公司推销，一进门就被赶了出来，因为他没有“经销指标”。
精明的鲁冠球东钻西闯，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可以活下去的缝隙，那就是为周边公社的农机站提供配套生产，如饲料机上的榔头、打板，拖拉机上的尾轮叉，柴油机上的喷嘴。总之，是人家要什么，他就做什么。
到了1978年，鲁冠球的工厂竟发展到了400号人，年产值300多万元，厂门口挂着“宁围农机厂”、“宁围轴承厂”、“宁围链条厂”、“宁围石蜡铸钢厂”和“宁围万向节厂”五块牌子。难能可贵的是，初中都没毕业的鲁冠球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管理能力，他率先实行基本工资制和计件/计时工资制。让人尤为惊奇的是，他拥有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朴素的产权意识。
起初，万向节厂也同别的乡镇企业一样，是镇政府主办的企业，企业的税后利润也按规定留给企业和上缴镇政府，镇政府既是所有者又是主管单位。1983年，鲁冠球实施了产权改革，改革方案规定：万向节厂所有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50％企业所有，50％镇政府所有；由股东大会选举厂长，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实行厂长负责制，由厂长“组阁”，生产经营由厂长承包，对股东大会负责；镇政府不参加企业利润分配，企业以销售额的20%作为管理费上缴乡政府，并作为销售费用计入成本。
这恐怕是全国乡镇企业最早的产权制度改革。十分高明的是，鲁冠球的这个产权设计外部边界清晰，内部边界模糊。鲁冠球没有为自己争取个人股份，他聪明地绕开了最敏感的地带，为日后的渐变留下无限的可能性。通过这次产权界定，鲁冠球获得了企业绝对控制权，却又没有丧失“集体经济”的地位，能够继续享受一些当时的优惠政策。
民营资本如星火燎原
相对于当时已经名声大噪的吴仁宝和鲁冠球，更多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在那个十年里，像野草一样在中国各地满世界疯长着。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和福建潮汕、广东珠三角一带，越来越多的工厂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活力。
始终被学界忽略的是，这些地方乡土经济萌芽的一大推动因素竟然是走私，浙江的温州和台州、福建的潮汕地区当时是全国走私最猖獗的地方。1979年之后，温州的乐清、苍南一带突发走私狂潮，一艘又一艘的走私渔船把境外的服装、小家电和小五金等偷运进来。那些前来采购包括走私货在内的大胆商贩和背着这些商品出走兜售的温州人，成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第一代商人。
一定程度上依靠走私，温州、潮汕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民营经济完成了最开始的原始积累。这些地区最终变得富裕在相当程度上也要“归功”于制假贩假。浙江温州、福建晋江、广东石狮曾被并列为全国三大制假中心。早期商人在商业上表现出来的智慧和狡黠，与强取豪夺截然不同，却将资本积累过程中没有道德底线的狡诈与血腥，演绎得淋漓尽致。
上世纪90年代以前，这些地区民营经济的“合法与非法”一直是全国上下争论的焦点，这种争论伴随着国家对经济的放开和收紧，经历了几个荣枯轮回。但这些多以个体户形式存在的乡土经济，在产权上是相对清晰的，虽然起步的时候不受国家待见，但在获得法律认可与保护后，它们的生命力就如绚烂的花儿一样开始怒放。
中国民营经济的火种，最早在温州和珠三角点燃，但取得成就最大的“个体户”，还是后来登上内地财富榜榜首的四川刘氏兄弟。
从养鸡到养鹌鹑，从饲料加工再到1987年前后在四川新津县创办希望集团，刘氏兄弟已经悄悄聚起了上千万的资本。可以说，刘氏兄弟从个体户的卑微地位中获益无穷。希望集团从创立伊始，产权都是清晰的，少了干扰，他们心无旁骛地迅速发展起来。若干年后，当联想、万向等著名的公司为产权变革而绞尽脑汁的时候，希望集团的产权改革只是四兄弟分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