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看，无论是国企、民企、跨国公司，绝大多数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状态都处于“初级阶段”——从抵制、对抗，逐步向“被迫”遵守纪律阶段过渡。

　　企业社会责任的生成背景

　　2007年岁末，一份份洋洋万言的《社会责任报告》纷纷出炉。其中占据大头的是央企，但也不乏一些知名民营企业，如万科、阿里巴巴等。

　　“在这种集体行动的背后，多少有些迫于外部的压力。”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姜万军副教授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

　　2006年3月，国家电网发布了中国首份央企社会责任报告。然而，据报道，当年那份报告却在美国《财富》杂志“2006企业社会责任评估”排名中，以0分的成绩排位倒数第一。这不能不让中国的央企备受刺激。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对大多数中国企业来说还是一个新东西，满打满算，还不足两周岁。虽然早在1908年，美国钢铁的总裁泊金斯就说过“企业越大，就应该负起更大的社会责任”，但综观全球企业社会责任体系，真正启动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

　　上世纪80年代，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在欧美发达国家逐渐兴起，1984年，印度旁遮普邦毒气事故催生了美国成立化工行业责任倡议书。

　　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引致美国和欧洲联合创建了世界核能发电站协会。

　　进入90年代初期，针对成衣业和制鞋业，美国劳工及人权组织发动了一场“反血汗工厂运动”。之后便演变为“企业生产守则运动”，在劳工、人权组织等非政府组织（NGO）的推动下，生产守则运动又开始由跨国公司的“自我约束”逐步转变为“社会约束”。

　　到2000年，全球共诞生了246个生产守则，大部分是由商贸协会或国际组织机构所制定。

　　姜万军分析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对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面对环境恶化、全球气候异常、恐怖活动、贸易争端、能源危机等等挑战，可持续发展理念正在成为各国一致认可的基本价值观。为此，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国际消费者组织、环保组织、人权组织、工会组织和宗教组织等非政府组织，开始积极发起和推动现代社会责任运动，敦促企业更具有社会责任感。

　　“目前，新一轮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浪潮正在国际上云起。”姜万军指出，其主要标志有五点：

　　一是来自联合国等多边国际组织的努力。如联合国的“全球协议”（UNGC），国际劳工组织的“人权原则及标准”（ILO Declaration），经合组织（OECD）的跨国公司行动指南（OECD Guidelines）等等。

　　二是众多非政府组织的指导原则和标准。它们共同的目的是要求企业规范并约束自身行为，更好地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三是各国政府也开始参与和引导相关活动。

　　四是越来越多的诸如共同基金的机构投资者，发起社会责任投资（SRI）基金，将其投资选择同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关联，要求接受投资的企业，不断增加透明度和公信力，更好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目前，在美国这类机构投资者已经超过200家，而且还在加速增长。

　　五是越来越多的媒体，致力于监督企业，特别是知名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揭露企业的丑闻或其他不当行为，像诸如《财富》和《福布斯》等权威商业媒体，在企业评比排名上，加上了“社会责任”标准。

　　为了适应上述来自国际组织和非政府机构、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压力，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声明遵守UNGC、GRI、AA1000、SA8000等规范和标准；同时，也着手制定本企业的行为规范，用来规范自身和供应商行为，并且定期发布反映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年度报告。

　　而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生成并风行，在姜万军看来，主要源自于两方面的“压力”。

　　一是来自国外的压力。

　　加入WTO以来，中国已越来越深地融入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已成为全球资本和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国际上正在风行的社会责任运动也越来越直接地影响到中国企业。比如，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不断对中国供应商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在工厂的劳动条件、工人权利、健康与安全及商业道德方面能够符合相关行为守则。

　　二是来自国内的压力。

　　在人们的温饱问题解决以后，食品安全、生活质量、环境保护等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各种主流媒体上，“重大矿难”、“饮用水污染”、“假冒伪劣”、“毒奶粉”、“苏丹红”、“工资拖欠”等等这些频频出现、触目惊心的字眼，使广大社会公众要求企业提高社会责任的呼声日益高涨。

　　从社会经济大背景看，目前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美元，这一时期多元的利益主体开始产生，人们追求利益的愿望也被激发和释放出来，于是不同利益主体、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开始大量聚集，“见利忘义”、“坑蒙拐骗”、“贫富悬殊”等一些社会失范现象开始浮出水面。

　　姜万军认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和目标。而倡导和落实企业社会责任，正是平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直接的表现就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社会责任报告风行的价值与意义

　　姜万军表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风行，是值得鼓励和喝彩的。尽管企业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动机复杂多样，报告的内容也各不相同，甚至许多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被认为内容空洞无物，缺乏具体的事例、数据，多是些宏观性的理念。但是，必须看到，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刚刚起步，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所难免，但做总比不做好。我们应该以宽容、鼓励的心态，支持那些“先行者”。

　　同时，应该逐步营造和形成一个鼓励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抑制企业不良行为的社会氛围。实践证明，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借助消费者的抵制，员工用脚投票，甚至投资者的约束力，都很难保证企业保持“美德”。

　　事实上，在国外，非政府组织和媒体，在监督和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多数情况下，是非政府组织“盯上”一些“明星公司”，然后通过各种手段，包括媒体曝光，甚至组织示威等方法，逼迫“明星公司”“就范”。而这些被“盯上”的公司，从开始抵赖、反抗、妥协，到最后比较自觉自愿地改善企业社会责任状况，一般都有一个“成长”过程。

　　以耐克公司为例，最初就是被非政府组织曝光其血汗工厂问题，公司也曾辩解、抵赖，甚至还委托权威人士进行独立调查，表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但是经过几年的挣扎，还是跟非政府机构妥协，最终通过强制督促供应商改善生产环境，得到了大众的认可，变成了比较自觉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企业也最终得到了良好的市场回报。

　　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从1997年开始，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不断对中国供应商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在工厂的劳动条件、工人权利、健康与安全及商业道德方面能够符合相关行为守则。先后有多家中国企业接受过跨国公司关于社会责任的审核。

　　不过，在中国由于非政府组织发展还很不成熟，政府的推动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实际上，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日益风行，跟政府提出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理念和目标的推动是密不可分的。

　　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在“2007中国企业公民论坛暨表彰大会”上明确表示，企业公民建设符合科学发展观，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符合经济规律，但是短期的获利并不是企业发展的一切。一个目标正确、潜力雄厚、人气凝聚、形象完美的企业，才能够在任何情况下保持持续发展。

　　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社会责任，是企业公民应尽的本分。诚如中国企业公民委员会会长田润之所言，“企业社会责任是与生俱来的”。而IBM大中华区董事长周伟焜则表示，在一个日趋扁平的世界里面，企业跟外面更广大的生态系统之间的接触影响的层面更大，协作的意义更深远。所以IBM早就把企业公民责任作为其全球发展的战略之一。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秘书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何志毅教授曾指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在西方发达国家，是建立在“经济发达”、“市场成熟”的基础之上，同时也是建立在企业家们的自觉“共识”之上。

　　虽然中国还没有到这个阶段，但中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也是势在必然。理由有三：

　　一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另一方面引发了巨大的不平衡，消除这种不平衡企业也应担当重要角色。

　　二是中国传统的均贫富理念和执政党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使然。在何志毅看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许可以理解为：非国有企业在追求利润的条件下承担社会责任，国有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条件下追求利润。国有企业存在的价值是在有利润的条件下，承担某种社会责任，而不仅仅是全民资产保值增值的经济责任。

　　三是中国已经融入国际社会，中国不少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已经占据了重要份额，比如，在美国进口商品中，86%的灯具、84%的玩具、80%的皮箱、56%的家庭厨房用品都是中国制造的。所以中国的企业不仅要对中国社会负责，还必须在全球社会中承担应有的责任。

　　在姜万军看来，企业风行社会责任报告，让公众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知晓了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知道了企业应该履行社会责任。企业公布社会责任状况，使企业社会责任状况逐步达到“透明”状态，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通过规范化的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制度，可以帮助公众、投资者、监管者等利益相关人，了解情况，更好地决策。同时这种“信息披露”，会使越来越多的普通大众和投资者、监管者，明白企业应该承担的责任，因而会逐渐形成一种氛围，进而产生无形的压力，迫使那些履行社会责任不好的企业改进。

　　另外，由于企业推出了社会责任报告，才使得专家、学者有机会了解到企业社会责任的状况，因而也才可以对他们“品头论足”，提出各种改进的意见和建议，促进企业完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最终促进企业改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水平。

　　当然，这需要学术界的学者、专家，深入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况，做深入细致的研究，为企业提供有理论支持的基础的指导建议，不是简单地凭感觉和印象的“品头论足”。越来越多的企业推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也有助于企业之间形成一种“同行压力”，从而使得企业社会责任状况整体得到改善和提升。

　　不过，总体来看，无论是国企、民企、跨国公司，绝大多数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状态都处于“初级阶段”——从抵制、对抗，逐步向“被迫”遵守纪律阶段过渡。目前真正把履行社会责任纳入企业战略管理体系，通过全员参与，自觉做“有社会责任感”的好公民还只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