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国拉开了大改革与大调整的序幕，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一方面内需下降、外需不足等因素使得GDP增速持续回落，另一方面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使得经济结构参数发生变化，物价水平和就业状况都得到稳定。2015年，随着改革与调整的全面展开，改革的深度和调整的力度都将进一步加大。如果将2014年看作大改革与大调整的准备期，那么2015年就将是中国大改革与大调整的攻坚期。

减税：“新常态”攻坚期的政策选择

之所以将2015年看作“新常态”攻坚期，是因为中国正面临着在深化改革，调整结构，稳定增长等多重目标下的艰难选择，任何一个目标都不能放弃。然而这些目标之间并非相互独立，而是会互相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这就大大增加了实现目标的难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哪些政策有利于实现多重目标是值得关心的问题，而这一阶段市场对政策的出台也更为关注。以2014年11月21日央行公布降低存、贷款利率为例，这是28个月以来央行第一次降息，市场立即给出了较大的反应，当时正在交易的海外市场上，美国市场的中概股涨幅超过10%，表明投资者对中国的货币政策由相对中性到适度宽松的转向产生了明显的预期。这种转向会涉及的货币工具除了包括进一步降息，还包括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由于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一直较高，央行操作的空间很大，因而降息政策的推出也让市场对降准和资金面的宽松预期有所增强。此次降息对于降低企业的有息债务负担和融资成本确实是有直接的好处，有利于实现稳增长的目标，但是让金融体系内宽松的资金切实流入实体经济却不能仅靠货币政策实现。

结合不同政策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影响来看，降准不如降息，降息不如减税。由于金融体系内的资金已经处在较为宽松的环境下，货币政策对刺激经济复苏的作用相对减弱，而财政政策则是更为直接和有效的工具。财政政策除了可以调节财政收支的收缩和扩张，还包括调节税收这一重要方法。当前中国企业的税费负担较重，这不仅影响现有企业的经营活力，也降低了投资者创办新企业的动力，从而拖累市场经济发展，影响经济复苏。如果企业的税费负担能有所减轻，那么对于经济的复苏将十分有利。

企业减税的六个方面

第一，是对创新型企业减税。这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鼓励创新发展的目标。现行鼓励创新的政策以补贴形式居多，相比之下，减税既能够直接减轻企业负担，又能够避免政府在发放补贴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寻租行为，是比补贴效率更高的鼓励企业创新的方案。

第二，是对创业者减税。在经济环境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社会就业压力近几年逐年增加，其中主要以高知识水平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最为突出。由于大学毕业生通常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如果条件允许，自主创业对于他们来说便是实现自己理想和价值的一个有利选择。而通过税收政策鼓励创业则是从一定程度上缓解就业压力同时增加市场经济活力的有效方法。

第三，是对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减税。劳动性密集型企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就业做出了很多贡献。在中国，国有企业多是资本密集型和资源垄断型，而民营企业多是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创汇型，因此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减税也就是主要对民营企业减税，这对活跃市场经济，提高市场的竞争性和有效性十分有益。

第四，是要对企业的资本扩充行为减税。中国的企业现在面临的一个较大的问题就是负债率水平偏高。事实上中国是全世界企业负债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由于企业有巨大的债务负担，因此企业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通过对美国企业近两年的考察表明，美国经济已经基本走出了危机，其中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就是企业的债务率处在历史新低，部分企业甚至没有负债。较低的负债率和较高的股权融资比例给了这些企业较强的抗风险能力。而中国现在对股本融资的限制很多，企业上市、定增都要经过较为复杂的审批程序，这些审批给企业发展设置了较多障碍。而从税负方面考虑，企业扩充资本可以减少利息支出，但同时这部分支出的减少增加了企业的利润，反而增加了企业的所得税负担（这部分利息支出原本可以作为期间费用在利润前扣除，减少了这部分支出企业的抵扣相应减少，在会计核算上增加企业的利润，也就增加了企业缴纳的所得税）。如果能把这部分增加的所得税返还给企业，那么对于改善企业的资本结构，减轻企业负债包袱，提升企业抗风险能力都是一个较大的鼓励。

第五，是对亏损的企业减税。当前中国的税收结构中环节税和所得税很高，这使得无论企业最终是否盈利，都要承担中间环节的大量税收。投资者创办企业，不仅吸纳了社会就业，也为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但由于需要缴纳相当数额的环节税，最终很有可能实际亏损。虽然有未来3年盈利可以弥补亏损的政策，但是考虑到当前亏损企业承受的压力，更应该考虑对亏损的企业减免或返还收取的环节税，从而减小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资金压力。

第六，是调整个人所得税结构。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除了财政意义之外，超额累进的设计结构主要调节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和福利均等化，但目前的结构让低收入者的个税负担过重，并不合理。这种现状既限制了低收入者消费和改善民生，也不利于拉动内需。当前，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需要向有收入支撑的内需上转移，这样一方面可以填补由反腐、限制三公消费等整治措施造成的政府部门消费下降形成的缺口；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长期发展，均衡社会福利成果。个人所得税过高实际上影响了中国扩大内需和促进消费的实现。尤其是对低收入者来说，他们的工资收入主要用于基本生活消费，所得税边际效应明显。对于宏观税收来说，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影响并不算大，也可以通过提高高收入者的税率来弥补，但是对于增加中、低收入者个人收入，增加消费的作用却可能很明显。降低个人所得税赋，提高居民收入，十分必要，也切实可行。有机会释放出相当额度的消费需求，有利于经济的转型和增长。

政府改革：支出适当节流

从政府的角度考虑，减税政策虽然减少了对单个企业或个人的税收，却可能从未来企业数量和经营利润的增多中得到弥补。虽然短期内这一政策仍可能对政府开支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也正是改革中需要攻坚的难点之一，即对政府自身进行改革。与减税政策相适应，政府可以考虑适当减少一部分支出，一方面应对短期税收减少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减少政府干预市场，推进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步骤。具体而言可以考虑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是减少政府财政的直接投资支出，引入社会资本，或发行政府债券进行投融资。对于有一定收入的公益型项目应交给市场来进行投融资，即引入社会资本，减少政府干预，这样既让社会资本分享项目收益，也减轻了政府的投资压力。对于纯公益性质的项目，政府可以发行政府债券，并明确承担偿还责任，这将有助于控制政府债务的合理增长。

第二，是降低政府的补贴支出，尤其是对于企业的补贴。政府对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给予无偿补贴已经使企业对补贴产生依赖，降低了企业的创新动力，不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和相应市场的发展；对于创新型企业，如前文所说，直接给企业减税更能够起到鼓励企业发展和创新的作用。同时减少补贴也可以降低出现寻租行为的潜在风险。

第三，是减少政府的事业单位开支。对于有经营项目和收益的事业单位，应该进行市场化转型，例如有专利收入的科研机构、艺术文化机构等等。将这类事业单位的支出从政府的支出剥离出来，不再由财政负担，既可以减轻政府的支出，从长期来看也可以在市场环境下，通过竞争促进这些机构甚至行业的发展。

第四，是减少政府公务员数量，也是改革深水区的攻坚内容之一。中国的公务员比例近年来不断攀升，这与我们当前进行的政府职能改革、加快简政放权背道而驰。目前公务员服务效率偏低，也从客观上造成人员冗余，如果能提高公务人员办事效率，那么在公务员数量上将有很大的压缩空间，从而进一步实现精兵简政，逐步化解庞大的公务员群体给政府自身造成的负担。

国企降杠杆，扩大减税范围：牵住攻坚期的两个“牛鼻子”

笔者2013年曾撰文指出：降低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的“牛鼻子”。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有企业通过提高杠杆、增加负债的方式获得了大量社会资源的配置能力，占有的新增加的货币量接近90%，大大改变了中国经济的版图，加深了政治上的腐败，经济结构上的扭曲，也导致了中国艰难的经济现状。而在当下中国经济“新常态”攻坚期，政府改革的“牛鼻子”就是减税。在企业税费负担过重，发展动力不足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孤掌难鸣，政府债务迅速扩大也使得依赖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难以为继。减税政策一方面能够在短期内刺激企业的投资行为，让货币政策放出的“水”真正流入实体经济中，并且刺激居民消费，从而实现稳增长；长期来看，减税政策以及政府部分支出的节流不仅能够促进政府改革，增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同时也对鼓励创新型企业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大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