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勇：税收新常态的四大特征

界定税收新常态，并不容易。状态不论新旧，均需至少维持一段时间，才可能称得上常态。一种状态能保持相当一段时期，且区别于过去，才称得上新常态。

简单地将税收收入增速下降视为新常态，这至少在时间上尚未得到检验。税制改革已在进行，但税制基本格局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经济下行时，税收增速下滑更多，而一旦经济企稳上行，则税收增速仍可能上升。因此，以税收增速变化来概括新常态似乎不够准确。

我们在追求一种税收新常态，在追求一种能够适应经济、政治、社会发展需要的税收新常态。而今，我们还只是在路上。只有税制改革到位，税收制度更加稳定，税收法定得到真正落实之后，这样的新常态才会真正到来。

依法征税，将是税收新常态的表现之一。不征过头税，应收尽收，是依法治税的基本要求。依法治税不妨碍税收收入任务的确定。有管理，就有任务指标。税收收入就是一个可以较全面评价税收征管效率的指标。征多少税，与税收潜力有关。税收潜力可以转化为预测的税收收入，并进而转化为税收管理意义上的税收收入任务。预测总是基于各种各样的假设条件。一旦某个条件不具备，实际值就可能偏离预测值。因此，收入任务即使不能完成，也还需要作进一步分析，探究影响因素，而不是仅以此为依据，就问责税务征管机构和相关个人。这种收入任务更不能成为各级政府给税务部门施压的指标。应收尽收，不放水，不收过头税，税务机关只要依法征税即可。也就是说，新常态下，各级政府部门不能干预税务部门依法征税。

新常态下的税收制度应该设计良好。深化税制改革，建立现代税收制度的改革目标已确定，接下来的关键在于方案的具体设计和落实。改革不是只发文件就可以的。不接地气的通知规定，发得再多，也不能说明改革在深化。只有切合实际，具备落实条件的改革方案，才能保证改革的真正到位。优化税制结构，逐步提高直接税收入比例的目标，绝非简单地理解为提高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的收入比例就可实现。现代税制的选择要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相匹配。税制改革方案选择不仅要有税收专业知识支撑，还得看是否为社会所接受，是否时机合适。贸然推动改革或调整政策，或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或不利于社会稳定。防止“好心做坏事”，就需有良好的公共政策议程，保证决策的专业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税收决策应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不能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随意决策，而应是在法律框架内，按照规定的程序所进行的专业决策，这应该是税收新常态的一种表现。

税收新常态下，税收的功能作用应得到恰当的发挥，但也应有较多的约束。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但随意动用税收工具，效果就可能适得其反。为了实现国家的某些政策目标，税收优惠政策仍可选择，但这不能妨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税收作用的选择，还要考虑到国际税收竞争与合作因素。开放型经济中的税收作用，已大不同于以往。

税收事务与纳税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为纳税人提供良好的专业纳税服务，是税务部门的职责。随着税制结构的逐步优化，纳税人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企业仍将是主要的纳税人，但个人和家庭作为直接纳税义务人的机会越来越多。构建良好的征纳关系，更好地为纳税人服务，也将是税收新常态的表现之一。纳税服务应该让纳税人体会到更多的便利，尽可能向纳税人说清税款的去向。显然，这已非税务部门一家的事。所有使用税收的部门、组织和单位都应进一步提高透明度，让纳税人在预算透明度很强的社会环境下，自觉履行纳税义务。

总之，税收新常态下，税收制度的选择、税收政策的运用、税务机关的行为都会有更多的约束，纳税服务会更有效率更加贴心，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将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有约束，有担当，这就是税收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