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下滑压力越来越大，货币调控政策边际效用越来越小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学者不约而同地建议政府实施更有效的财政政策，比如大规模减税。只有减税，让企业休养生息，中国经济才有希望。但是，如何减税，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现在正全面实行营业税改增值税，从实情来看，价值不大。道理非常简单，增值税是典型的间接税。增值税改革，会出现税收成本传导效应，一些企业为了转嫁增值税成本，大幅提高产品价格，这样一来，不仅会损害企业产品竞争力，而且会加重消费者的负担。

我国税收体系改革不妨采取下列步骤：

首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制定税收征管改革特别法，将现行税收管理体制合二为一。今后地方不再设立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而是建立统一的税务局。税务机关应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大幅裁减税务人员，借助于互联网络技术，减少税收征管成本。今后企业办理营业执照之后，可获得网上缴纳税收的代码，通过互联网络直接缴纳税收。

其次，必须尽快解决税收征管中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改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特殊的博弈关系，彻底清理不合理的税收减免政策，为完善税收法律制度体系打下良好基础。当前地方财政之所以变成土地财政，根本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只能依靠提高土地价格维持财政收入。1998年房地产改革初期，地方土地出让金总额为507.7亿，到了2014年，土地出让金总额已高达42940.30亿。为了确保房地产市场价格不会大幅下跌，一些地方出台了许多招商引资优惠措施，个别官员甚至威胁房地产开发商，如果降低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吃不了兜着走”。南京江宁区房地产管理局局长在内部工作会议上公然威胁房地产开发商，不得降低房地产市场价格，被一些互联网络使用者人肉搜索，并最终被司法机关认定有罪，锒铛入狱。

基于此，中央政府当采取坚决果断措施，一方面彻底清理房地产领域的土地增值税，确保应当征收的土地增值税按时上缴；另一方面，加快房产税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房产税制度。立法机关可把房产税收改变为中央政府税收，这样既可防止地方政府继续竭泽而渔，也能迫使地方政府改变经营观念，通过发展实体经济涵养税源。

第三，逐步实现生产性税收体系向消费性税收体系过渡，鼓励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就业岗位，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当前我国的税收结构极不合理，生产环节越长，税收负担越重。若能逐渐改变生产性税收制度体系，建立消费性税收制度体系，就能让生产企业轻装上阵，通过技术革新，生产出个性化产品。消费者在消费环节缴纳税收，如果属于特殊消费品，可征收特殊产品消费税，这样，一方面可通过税收手段调节消费，另一方面也可通过刺激消费增加财政收入。

第四，增加资本利得税，防止一些企业利用资本经营或金融市场获取高额利润。按照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市场经济之所以会出现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就是因为人力资源的税负高于资本的税负。要求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缴纳资本经营利润所得税，这不仅可增加国家的税收，而且还能鼓励投资者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实体经济。

第五，考虑实行定额征税，减轻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负担。上世纪80年代为了发展个体工商户，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定额征税的办法。现在看来，有必要对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实行定额税，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减少税收征管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大幅度减轻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的负担。征收定额税是在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平均收入基础之上，测算出一个平均的税收标准，然后对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实行统一定额税管理，只要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缴纳定额税款，那么，税收征管部门不再查账，不再要求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缴纳企业所得税。

第六，实施“统一但有区别”的资源环境保护税制度，确保中小企业渡过经济难关。在经济下滑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对中小企业征收环境资源税，无疑会使中小企业雪上加霜。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对大企业特别国有大型企业征收环境资源保护税，但对中小企业网开一面，只要符合环境保护标准，可暂时减免环境资源保护税。微型企业生产必须符合环境资源保护标准，但税务机关不再征收环境保护税。

第七，实行综合个人所得税，尽快解决我国个人所得税收法律制度体系深层次矛盾。办法是改变目前分类征收制度，大幅提高税收起征点，凡综合收入未达10000元以上的，不需缴纳个人所得税。如纳税人有需要抚养的家庭成员，那应扣除必要的费用。这样做，一方面可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鼓励居民实行居家养老，另一方面也可以实现个人所得税的立法宗旨，让个人所得税真正达到调节个人收入的目的。

第八，大幅增加奢侈品产品进口，降低奢侈品的进口关税，让更多中国居民能在境内购买奢侈品。这样做，不仅可以增加我国境内奢侈品的消费税收入，更重要的是，可以活跃我国奢侈品市场，由此带动相关产业兴旺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