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2年十八大以后，一直到2015年这三年期间，我们基本上还是从投资、消费、外需这三个领域来做文章。但是去年我们对经济走势已经做出了判断，如果仍旧只从三个领域来考虑，经济下行的趋势可能会很难遏制，因此要把工作重点调整到供给侧。

●要想真正把去产能落实到位，光靠企业本身是解决不了的，需要其他领域的制度和政策来支撑。现在很多制度和政策还支撑不了，所以去产能是我们供给侧改革核心、主要、难的一条。

●这次营改增，宣布要减税五千个亿。如果把社保缴费率降低一半，整个社保缴费每年就要减少一万多亿。如果这两项改革到位，经济下行的趋势就可以得到很大的缓解，下行速度会减慢，企业活力会增加，可以有更好的能力来应对整个经济下行的压力。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协办的长安讲坛第292期日前召开。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许善达发表了题为“经济下行、供给侧和财税改革”的主题演讲。

许善达表示，出于经济下行的趋势可能会很难遏制，需要缓解下行速度的考虑，政府在把握宏观经济的方向上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不再只从投资、消费、外需三个领域来考虑，还把工作重点调整到了供给侧。而目前供给侧改革大的问题还是去产能，这光靠企业本身是解决不了的，还需要其他领域的制度和政策来支撑。他表示，如果财税改革中的营改增和降低社保费率能够做到位，经济下行的趋势就可以得到很大的缓解。

经济下行的走势是不可逆转的

许善达说，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中国经济走势进行判断：波动性下行。也就是说经济走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会有波动，但总的趋势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下行。这是崭新的判断，是影响我们对各方面宏观政策进行决策的前提。

许善达表示，现在要完全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因此，提出了对外经济的新战略：“一带一路”。如果不走这条路，我们的外需就会萎缩，这会让国内产生极大的压力，产能过剩情况会更加严峻。所以尽管有困难，我们还是要坚定不移地实施这种对外经济的新战略。

此外，经济比较高速增长的态势到了2011年、2012年就已经很难再维持下去了，所以宏观决策实际上推迟了下行走势的起点。许善达说，几年以后才发现，全世界经济下行的走势是不可逆转的，用政策来维持经济发展的走势是不可持续的。而因为经济下行不可逆转，我们只能缓解下行速度，因此政府在把握宏观经济的方向上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这里就涉及到了“供给侧”。

提高居民收入促消费不能短期实现

许善达表示，稳增长另外还有一个方案，就是增加居民收入拉动内需。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经济增长的速度是比较快，但居民的消费率一直在下降，所以当时有人提出扩大居民的消费来带动经济增长，但这涉及了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要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但比重不能从天上掉下来，有提高就要有降低，至于是降低政府的还是降低企业的，还是政府、企业都降低，这个问题没有人回答过。因为回答这个问题很难，如果说降低企业的比重，所有的企业家会感觉以后的投资收益会大幅降低；如果说降低政府的比重，那就得减税。

许善达说，这么多年以来，这个目标是在前进之中，但提高的速度很慢。指望居民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不像4万亿投资能够马上带动需求。所以从投资、消费和外需这三个需求的主要领域来看，当时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宏观决策就是先抓住投资，撑住整个经济，其他的再慢慢解决。

但与此同时，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战略仍然在实施之中，这当然可以促进消费。许善达表示，但是这个战略实施起来速度并不快，而且在认识上还存在很多分歧。比如中国要不要提高低工资标准，我们的劳动力成本现在是什么状态，要不要降低劳动力的工资来增加投资的收益等。

许善达表示，劳动力成本过高有三个因素：冗员、工资、社保缴费。首先是冗员，企业应该裁减的工人裁减不了，社保体系承接不住，所以只能由企业维持。我国社保缴费率按照法定标准是45%，在全世界比例都是偏高的，与美国相比，我国企业要承担的养老保险缴费率就高出了一倍。但这个不合理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为我们从计划经济延续到市场经济以后，在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以前，所有职工不交社保，企业也不交社保。

“统计数据证明，企业劳动力成本过高是由于冗员和社保缴费率过高造成的。认为职工工资过高是不符合实际的。”许善达表示，我们的劳动力成本高，社保缴费率就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缴费率是按照标准工资来计算的，而经济下行导致很多企业劳动小时减少，工资也相应减少，但是社保缴费率的计费工资不变。

在经济下行的时候，这个矛盾表现得格外突出。实际上我们的决策层已经意识到，这个负担对企业和职工而言都偏重，所以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一个任务：要研究社保体系全国统筹、降低社保缴费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低收入水准的居民收入，绝不是三五天可以实现的。

供给侧改革中去产能是难的一条

许善达表示，从2012年十八大以后，一直到2015年这三年期间，我们基本上还是从投资、消费、外需这三个领域来做文章。但是去年我们对经济走势已经做出了判断，如果仍旧只从三个领域来考虑，经济下行的趋势可能会很难遏制，因此要把工作重点调整到供给侧。

而去库存主要涉及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房地产，一个领域是农产品。许善达说，现在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量很大，一些二线城市的房子也卖不出去，要消化这些过剩房地产，政府就要投入资源。因为政府从房地产开发商已经收了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费，但是只有把房子卖出去才能收到税费。如果地方政府能够从税费里面拿出一部分，用各种办法使得房价有所下降，那一定会扩大很多领域的销售，比如电视机、电冰箱、床上用品等等，这时候政府还会收到一定的税收。因此，许善达认为在去库存上，核心就是政府要提供各种资源，调动居民住房购买力。

去库存第二个领域就是农产品。许善达说，我们农产品现在出现了一个非常损害社会财富的格局，典型的就是玉米。我国玉米收购有补贴价格，比进口玉米价格高很多，所以去年农民把生产的玉米全部卖给国家储备，那些玉米两年以后就变成陈化粮，陈化粮就只能做酒精之类的产品。中亚国家的棉花比新疆的棉花要便宜很多，但是我们不进口，因为如果进口了中亚的棉花，新疆的棉花种植就会被摧毁。农产品去库存和三农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因为要去库存就要降低农产品的补贴，但这样一来农民收入就会下降，而我们现在还要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现在的一个办法就是，国家把给农产品补贴的钱砍掉一半，然后用到农民的社会保障上。这样的一个结构调整，不但提高了社会保障水平、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还减少了我国收购农产品这种社会财富过剩的损失。

针对去杠杆的问题，许善达认为，当前争议大的就是债转股，规模和项目都要看几大银行的决议。而且按照法律，中国的商业银行是不允许做投资的，不然债转股变成股权投资了，这是违反商业银行法的。所以去杠杆不是短期内就能够完成的。

许善达认为，目前大的问题还是去产能。现在产能过剩的情况非常普遍，国家已经制定出这两个行业去产能的指标，钢铁行业定的是1亿吨，煤炭行业定的是5亿吨。有个专家对这两个指标做了三个评价：一，这个指标并不高；第二，这个指标虽然不高，但实现起来也很困难；第三，就算是实现了，产能过剩这种趋势也没有多大改观。而且这里还面临一个问题：目前的制度环境还承接不了去产能。一个原因是，去产能就得关矿井，关矿井职工就得下岗，职工下岗就要给一笔失业保险，但社保机构又没这么多钱，向商业银行借款又会造成坏账，这个后果承担不了。第二个原因涉及国有资产，如果真要关了几个矿井，那它的资产肯定会缩水，国有企业资产缩水这个事到底行不行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要想真正把去产能落实到位，光靠企业本身是解决不了的，需要社会上的一些其他领域的制度和政策来支撑。”许善达说，现在很多制度和政策还支撑不了，所以去产能是我们供给侧改革核心、主要、难的一条。

对于降成本，许善达表示，我国的企业成本是个调整结构问题，一方面要降成本，另一方面要协调增加一些成本。其中有两项主要成本要增加：一项是折旧率。企业应该努力提高折旧率，加快资产更新速度，这才能使我们的企业发展更好。第二项是研发，国际上跨国公司研发成本没有一个低于10%，我国全国平均来算才2%左右。没有研发就没法谈发展，更谈不上技术进步的速度。同时又有四项成本偏高：融资成本、物流成本、劳动力成本、税费成本。

降低税费和社保缴费率可以缓解经济下行的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许善达对财税改革进行了专门的点评。他表示，自己对减税费的问题抱有乐观心态。

据了解，我国原计划“十二五”期间要完成营改增，减税好几千亿，但是两次计划都没有兑现。一次是2013年“两会”上宣布要在三个领域实现营改增，其中包括铁路、电力、建筑业，结果铁路在年底完成了，电力推迟了五个月，建筑业就没了。一次是“十二五”期间力争全面完成营改增，结果到了2015年也没完成。许善达说，事实上到去年年底，我们国家所确定的仍然是2016年要力争完成，但是到了2016年1月，国务院就决定了把“力争”两个字给去掉，说全面推开，3月份就宣布从5月1日开始，不能推迟一天。这个决心直到近这两个月内才定下来，而且已经宣布要减税五千个亿。

第二个措施就是社保缴费率。许善达表示，如果把社保缴费率降低一半，达到跟美国差不多的水平，那整个社保缴费每年就要减少12000亿到13000亿。

如果这两项改革到位，那经济下行的趋势就可以得到很大的缓解，下行速度会减慢，企业活力会增加，可以有更好的能力来应对整个经济下行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