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于近期公布的第三季度GDP数据令市场大跌眼镜，原本预期为2.2%的增长，实际萎缩1.6%，环比萎缩0.4%，造成经济增长低迷的原因在于占GDP权重60%的消费低迷，仅增长0.4%，如果扣除租金，则家庭真实消费支出同比萎缩3.5%，创下2011年大地震以来的新低。在此消息公布以后，日本首相安倍决定将消费税增税计划从2015年10月推延至2017年4月，同时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以上一系列事实说明原本希望通过QQE解决通缩问题，同时通过增税解决财政问题的经济政策，已经难以两全。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认为，日本之所以陷入通缩，在于居民消费的低迷，因此必须通过QQE, 提升社会通胀预期。在通胀预期下，名义收入的增长可以让居民开始借贷和消费，这有助于将日本拉出通缩的泥潭，经济恢复增长。然而，居民的消费在中长期内并不取决于通胀预期，而在于未来的实际收入增长预期，如果居民名义工资无法跟上通货膨胀的速度，那么在实际收入降低的情况下，居民可能反而倾向于减少消费。可以说，安倍经济学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原因在于能否通过短期的“货币幻觉”，尽快拉动经济增长，从而实现居民收入由名义增长向实际增长转变。然而，实际情况却并不乐观，自今年以来，日本国内劳工工资平均涨幅仅为0.7%，远低于通胀，这意味着居民的实际收入下降。在此情况下，安倍推行的增税措施，似乎将民众从“幻觉”中惊醒，打击了居民的消费积极性，关于这点，从日本经济第一季度超常规增长可以看出，由于对增税引起的未来实际收入降低的恐慌，日本民众加大了在增税前对刚性需求商品的购买力度，而在其后的两个季度开始收缩消费，这打击了企业的投资热情，由此，企业第三季度设备支出同比增长-0.2%。

可以说，增税的举措，将QQE带来的微弱效果进一步的摧毁，在此情况下，安倍政府做出推迟消费税的决定，可以算是面对现实的一种态度。然而，根据其最新的言辞，在2017年4月，无论经济景气如何，都不会再推迟加税，那么这种承诺是否真实有效呢？如果安倍朝着这一目标努力，其所面临的压力并不小，毕竟，阻碍其增加税收的最大问题在于经济增长乏力，而经济增长乏力本质上又源于日本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安倍所必须面对的真正难题。

农业过度保护以及终身雇佣制禁锢了日本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相对于他国，日本非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极大拉低了日本整体劳动生产率，从而拖累了贸易部门的优势，例如日本农产品为了高价而长期维持低产量，导致需要大量进口，而为了避免进口对自身的冲击，又设置了高关税，这种双重福利损失，对经济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不仅于此，僵化的雇佣制度也在逐渐扼杀日本出口部门的竞争力，体现为日本在全球市场的出口份额由1997年的8%降至目前4%。这种进口增加与出口减少而导致的贸易收支恶化降低了税收收入，增加了财政平衡的难度。

过高的社会保障也是导致日本目前财政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良好的医疗保障制度是日本值得夸耀之处，然而这也导致日本出现对医疗过度使用的现象，据统计，日本人平均每年要看13次医生，而美国仅4次，而人口的老龄化进一步加大了医疗保障的开支。根据日本国家卫生福利部的测算，2025财年日本的医疗花费将达到54万亿日元，如果想要在2020年之前将债务与GDP比值稳定在270%之内，日本政府必须将64岁以上人口的社会福利削减27%。换句话说，政府再怎么提高税率都没有用，除非抑制社会福利花费，财政预算才能得到巩固。

然而，改革以上问题，对目前的安倍来说，难度甚大，毕竟，当初安倍在64%支持率下都无法触及的改革，在如今44%的支持率下要想触及就更加困难。可以说，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难题减弱了QQE的效果，这是日本QQE不如美国QE有效的原因。有鉴于此，对日本而言，巩固财政与其依靠增税，不如依靠单纯的增发货币来现实，毕竟有强大的央行作为后盾，只要通胀预期不起，央行就可以一直包销日本国债，依靠通胀导致的经济增长去稀释债务，而增税只会拖累经济表现，最后反而加大财政困难，此次安倍计划出台新的财政刺激政策，即是证明。简而言之，安倍目前推迟增税仅是缓兵之计，其目的在于安抚国内外倾向于增税的群体诉求，本质上，日本已经进入后增税时代，未来安倍将推出更为激进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