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玲：当前是民企借助“一带一路”最好时期

　　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和《经济参考报》联合主办的双月座谈会日前在京召开。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迎秋等专家就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魏建国：“一带一路”将是未来30年中国对外的大战略
　　
　　当前是民营企业借助“一带一路”发展的最好时期。因为“一带一路”将会是未来30年中国对外的大战略。
　　
　　美国总统奥巴马2014年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致辞时发表了一篇重要演讲，他称，我们的底线是什么？我们的底线是要领导世界，如果我们不领导谁来领导？言下之意，表明美国要再领导世界一百年。这个观点来自他的智囊——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博森。奥巴马在2011年的APEC会议上就曾推出该研究所提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这个协议1992年最初由新西兰、新加坡等4个国家形成，然后扩大到9国，又扩大到12国。这是美国在中国加入WTO以后的一个重要战略。奥巴马去年在接见法国总统奥朗德时，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尊敬的奥朗德总统，我们能不能在两年内签订TTIP。TTIP是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即两洋协议，该协议的核心以美国和欧盟为主，把中国排斥在外。
　　
　　我讲以上这些内容，是想说明美国的对外政策有了三个变化。第一，美国抛弃了一百多年，接近两百年的高举自由贸易大旗的旗手位置，不再提贸易的自由化，而提贸易的公平化。第二，美国不再提世界贸易组织（WTO），也就是不再提全球化，而提区域和次区域化。WTO是全球所有国家都可以加入的国际组织，通过各个国家减免关税和降低投资的门槛，让资金自由流动。美国国内在中国加入WTO时，对于让不让中国加入有几派意见，最后达成协议，先让中国加入，通过加入来遏制、限制中国。为什么美国要让中国加入呢？因为美国需要中国这个后起的、发展势头强劲的大市场。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之前的30年，所有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每年递增8.2%。加入WTO后，十年之间，2001-2011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年均增长22.5%，全球400种商品，中国产量和出口量占222种，全球1700多种出口主要商品中，中国占1400种。这些说明了中国加入WTO以后，实际上粉碎了美国当初既遏制又想利用中国市场的目的。
　　
　　全球是一个大的圆圈，所有国家都在这里边，美国两百多年始终占据着中心，围绕这个中心还有其他国家，大家都在往中心移动。中国作为一个大块头，在移动的过程中难免有些碰撞和挤压，但是，中国不是用挤压和碰撞，而是用互相融合。第三，亚太再平衡战略，即把军事作为亚太的重点，把经济仍然放在欧洲。
　　
　　面对美国提出的TTP、TTIP和亚太再平衡战略，我国提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沿用了郑和下西洋的路线，通过一根线串起四个门，首先是东门，有新东门、老东门，然后从东门到阿门，阿拉伯国家，又从阿门到非门，从非门到欧门，沿途13个国家，94个城市和地区，每个城市都要建港口、铁路、码头，工业开发区，港区联动。根据现行定律，比如地铁，只有环形才能形成效益，二环、三环、四环，一带一路首尾相接，出发在中国，尾在哪里？就是习近平主席首访欧洲去的地方——荷兰阿姆斯特丹。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通过连云港、徐州、西安、青海、乌鲁木齐，从那边过去，通过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德国，最后也到了阿姆斯特丹。光环形还不行，还有网状。
　　
　　“一带一路”对于中国民营企业是机遇。在“一带一路”的布局下，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看作是驿站，习主席提出五个通，首先，是驿站的政策通，货币通，我们设立了金砖银行、互联互通银行，此外，还要道路通、货物通，最后达到人相通。推动民营企业走出去，未来投资需要60万亿美金，“一带一路”的布局将是长远的。
　　
　　张燕生：“一带一路”将亚欧两大经济圈贯穿起来
　　
　　我国为什么要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看到这个战略布局，我想起了1984年邓小平同志说过的三句话。第一、中国的开放不仅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还包括对转型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第二、邓小平同志还讲了两个大局，第一个大局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开放，第二个大局是中西部地区的开放。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率先推进的是东北亚地区，后来叫区域总体发展战略，开始考虑中部崛起、西部开发、东北振兴。第三、邓小平同志讲，对外是开放、对内是改革。从这个角度看，30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布局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对1978-2013年的35年和2014-2049的新35年进行了部署。从2013年开始，中国进入到新35年、新常态。从新常态开始，要解决统筹三个方面开放、两个大局、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之间关系的问题。习总书记在去年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讲到，“一带一路”是一个大战略，这个大战略会统筹欧亚两个大陆经济一体化发展，一个方面是亚太经济圈，另外一块是欧洲经济圈，“一带一路”能够贯穿、统筹两个经济圈，通过中国资本输出、“走出去”构建新的开放战略。
　　
　　“一带一路”用资本输出、“走出去”的方式，用产业合作、金融合作、基础设施全方位互联互通来建立起中国和亚太、中国和欧洲两大经济圈之间的贯穿和统筹，从这个角度来讲，“一带一路”战略确实是在新的形势、新的常态、新的情况下的大战略。
　　
　　改革开放35年，我们积累的对外金融资本已达6万多亿美金，但是，这些资本中65%以上都配置在外汇储备资产。过去我们缺少人才、经验和能力，35年过去了，制约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经验和主体缺失的问题有了相当大地改变，对外直接投资能不能从10%扩大到15%、20%、30%？对外金融资产在对外资产结构中间一步一步增加，怎么才能做到呢？“一带一路”从海上和陆上这两个大的方向通过资本输出把我们的资本和资产重新配置。
　　
　　此外，现在中国实际的产能利用率为72%左右，而75%以下的产能利用率就是严重过剩，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无论海上，还是陆上，都讲中国过剩对我们是福音，如果放眼全球视野来看，会发现过剩是相对的，中国开始从全球视野考虑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怎么能够更好地发展。从资产组合角度、多样化的角度来看，太多的跟发达国家经济建立起联系，发达国家出问题，你就出问题，从对冲风险角度，也应该考虑这点。“一带一路”战略确实是新35年新常态条件下新时期的开放战略。
　　
　　开放战略会涉及到海上、陆上，“走出去”。第一个合作的领域是基础设施，“一带一路”是要给沿线国家提供价廉物美的中国资本、商品、服务和智力。从这个角度讲，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农业的合作、投资的合作、人民币“走出去”的合作、平台的建设非常重要。如平台建设，我们“走出去”，怎么能够为中小企业搭建好平台？过去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往往是以大企业为主体，下一步在沿线国家如何搭好平台、建立双边投资保护契约、保护中小企业投资的权益、提供政府和政府之间机制性的合作、为企业提供更好的安全和保障，都是合作的重点领域。另外一个方面，南亚大陆是下一步丝绸之路建设的重点，云南、宁夏等如何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跟对方合作。第一要举全国之力加强能力建设，另一方面发展离岸经济。第三、全方位的国际合作。欧盟国家、德国对中国的“一带一路”非常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实际上是要与整个世界合作、是全方位的国际合作战略。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国家自由贸易区战略、国家“走出去”战略等给企业家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企业家从过去“单打独斗”到如今“抱团取暖”。但同时中国企业也要用行动证明我们不是搞新殖民主义，我们是寻求合作共享发展的，中国是开放、包容、多元的民族，尊重不同的文化，尊重不同的发展主体。
　　
　　刘迎秋：“一带一路”是中国第三次战略选择
　　
　　习总书记曾多次讲到中国现在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其中最大的战略机遇就是中国自身的强大。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样用好这个战略机遇期，使战略机遇变得更大。“一带一路”的提出就是充分认识和用好这个战略机遇期的具体探索。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35年，我国曾经历过三次大的战略选择：第一次发生在1978-1992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我国选择改革开放。选择改革，核心是选择放弃旧制度；选择开放，关键是选择放弃封闭。第二次发生在1993-2012年，这次选择的最大亮点是明确了市场取向改革的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次发生在2013年到现在。
　　
　　如果说第一选择的重点是冲破旧体制、实现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第二次选择的重点是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新体制，从沿海开放扩展到沿边、沿路、沿江开放，形成沿海内地全面开放新格局。主要解决国内经济市场化和发展现代化问题，那么，当下的第三次选择主要解决的就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化问题。
　　
　　“一带一路”涉及非盟、东盟、阿盟、欧盟众多国家和地区，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中穿非洲，环连欧亚，辐射40多个国家和地区，覆盖30多亿人口，地域之辽阔，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市场资源和旅游资源之丰富，待开发、后发展潜力之巨大，是到目前为止其他任何区域发展战略均不可比拟的，是一个既具有雄厚历史沉绩、又充满现代发展活力的新型国际经济合作带。它的开发与建设，必然会给相关国家和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我国各类经济体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包括中新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伊土经济走廊等一系列国际经济走廊建设的机遇，包括我国倡导和发起设立的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开发基金和开发银行、亚洲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发展基金和投资银行等等给相关国家和我国企业发展与提供资金支持和融资便利的机遇，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蒙古以及俄罗斯等很多国家新建铁路或更新改造旧铁路的迫切要求将因此而得到兑现的机遇，包括与沿线国家生活用品需求及其制造业发展的机遇等等。
　　
　　机遇与挑战始终是并存的。诸如我国与周边国家间的制度差异、技术差异、道德宗教、民族习惯以及社会文化差异甚至冲突等等，均会对我国企业走出去形成不可回避的挑战。近年来，有些企业到东南亚或非洲国家投资设厂，或与当地政府合作搞经济技术开发区等，虽有成就和收益，但也多因当地各种不配套而导致发展受阻，其风险和挑战同样相当严峻。
　　
　　鉴于此，我国民营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就一定要做出更加理性、科学、有效的选择。一是要避免幻想、扎实工作，切实练好内功，着力做好人才和技术储备。二是要立足自身独特优势与条件禀赋，以自身核心业务为轴心，按照优势互补、合作联运原则，探讨和赚取“一带一路”发展红利。三是要坚持先易后难、先富后贫的顺序做好进入安排。四是依据效率原则灵活选择进入和参与合作的方式，不非求担当“一带一路”建设主角，但一定要善于从配角角度实现自身更大经济收益。
　　
　　德国政府如何保证住房市场公平和稳定
　　
　　二战之后，联邦德国一直以社会市场经济理念构建和维护其经济秩序。其要旨，是经济自由与社会公正及社会平衡相兼容。纵观德国有关住房领域的立法及政府的住房政策，都体现了这一特色。
　　
　　保障国民基本居住需求的法律和政策，体现的是居住公平的理念。至于如何确定基本居住条件和怎样采取保障措施（法律和政策等），在联邦德国都经过广泛的社会协商。例如，不同利益相关方既通过各自的社会组织对话交流，也借助媒体直接发声，还敦促议员或政党相互磋商。事实上，所有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也必须经历这样的国民参与过程。二战结束时住房紧缺，政府动用财政资源为建房和购房自住者提供补贴。到2012年，全德55%的人口生活在自有住房，此类补贴已几近于取消。如今的居住补贴，主要针对低收入家庭。具体做法有两种，一是提供社会住房（廉租房），二是发放居住补贴。目前，领取居住补贴的户数大约占全德住户的2%。
　　
　　对于超出基本需求的住房消费，政府极少使用财政资源施加影响。德国现有住房中有将近60%用于出租，租房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45%。租房市场规模如此之大，不但有利于地区间劳动力流动，而且有助于满足中低收入层的居住需求。这既是国家采用法律严格规范租房市场参与者行为的一个结果，也是促使立法机构及时根据社会经济环境变化修订相关法律的一个原因。无论是早已闻名的租房法，还是近两年生效的住房能源现代化改造法案，都对房主和房客的权利和义务做出了明晰的界定。这其中，租约安全给予租房家庭与自有房住户一样稳定的居住条件，可谓租房市场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目前，关于把房租上涨幅度限制在三年内不超过15%的“房租刹车”规定，成为德国公众讨论的一个热点。虽然最终讨论结果尚难判断，但仍可以预料，德国政府不会改变维护市场价格稳定的政策目标。这里所说的“稳定”，只是相对于大起大落的波动而言，并非指价格一成不变。
　　
　　租房价格与宅基地和住房购置价格紧密关联，德国房价稳定的主要因素一是多中心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既可促进地区经济平衡发展，又能避免人口在少数城市过度聚集。二是严密的抵押担保制度和税收制度，加上便捷的法律和信息服务，协同发挥作用，预防住房交易投机，保证住房贷款安全，降低住房信贷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针对住房投资属性而实施的抵押贷款法和抵押债券法，一方面使得贷款额不超过房屋市场价值的50%；另一方面，把信托公司向投资者转售的担保债券，限制在具有充分资产支撑的“担保池”范围内，使其利率仅略高于政府债券，从而避免高风险暴利操作以确保资金安全。
　　
　　从德国住房市场的公共管理实践来看，国民的经济自由实质上是有约束的自由。其约束条件，即来自全社会对社会公正的追求以及对公共利益的认同。鉴于住房还有财富积累属性，为了削弱财富积累对社会成员“起点”公平的影响，德国政府依据遗产法和税收制度，对住房继承人/受赠人采用超额累进税率，征收遗产税或赠与税。此外，绝大多数住房属于私有财产，但它们也是构成公共空间的一个因素。房屋里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更是全德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为了维护空间秩序、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便借助土地使用规划、城市规划和住房能源改造法案，对住房建筑条件和能源装备施加约束。居民在住房购置和使用中的任何一个环节违法或违规，都有相应的执法机构或公共管理机构予以惩处。
　　
　　住房市场的公共管理细节还显示，德国政府在此领域的行为，第一是保障国民基本居住需求，维护居住公平。第二，维护社会、经济和空间秩序，保持经济稳定和社会平衡，促进环境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利用。据此反观中国住房市场的乱象，有相当数量的地方政府非但未能作为一般利益的代表规范市场，反而直接参与市场并从中谋利。在此背景下，市场稳定和居住公平也就无从谈起。因此，若要扭转这种状况，只能从限制政府权力和规范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