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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供应和城市房价关系密切，所涉及的问题在发达国家也很难解决。不过，毕竟发达国家在住房商品化、城市化这条路上走的时间比较长，有些经验对国的公共辩论还是很有参照价值。先说土地供应。任志强一直声称供地紧张是房价高的根本原因。茅于轼也一直大力推动突破保护18亿亩农地的“红线”。但是，看看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多是在严格控制土地供应的前提下展开的。麻省的40B条款试图对这种限制有所突破，但也只能在当地经济适用房比例不足10%的前提下有效，实际所影响的范围远远低于住房的10%。限制土地供应的考虑并不在于保护粮食生产，而是保护生态。不久前临近的新罕布什尔州一所历史最长的农场出售，结束了当地农业一段骄傲的历史。农场主的理由是农业效益太低，赚不了钱。市场淘汰了他的买卖。但是，在这么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当地政府规定得很死：收购此家农场的人，要么继续经营农业，要么将之改成自然保护区，不得在上面盖房。比起一尘不染的波士顿郊区，中国的生态已经问题甚多，更不用说各地方政府无休止的“圈地运动”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还能不停为城市化增加土地供应呢？看看近邻日本，人口密度比中国大得多，城市化程度也比中国高得多，但是，在3777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城市开发用地仅10100平方公里，不足土地的2.7%，比美国3.3%的比例还低。可见，中国的土地供应并不构成城市化的障碍。

更重要的是，即使我们站在增加土地供应的立场上，从麻省的法律中还是能够学到开发商及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无视的东西。首先，40B旨在增加土地供应，并非增加绝对的土地供应量，而是提高现有土地的使用密度，使住房占地减少、面积缩小。同时，这种“增加”的土地供应，完全服务于建设经济适用房的目标，不给穷人盖房的开发商根本沾不着边。国务院“三农”问题专家指出：“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占地130多平方米，而国际上才80多平方米，现在中国需要的不是占用农民的耕地，而是需要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不错，如茅于轼指出的，这一事实随着6亿农民进城将会改变。但是，他恰恰忘记：高不可攀的房价并非出现在这6亿农民进城之后，而是出现在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占地面积远高于国际平均线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