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级经济师《经济基础》知识点：财政支出规模增长理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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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政支出规模增长的理论解释

面对财政支出的不断增长，经济学家试图从不同的角度给出解释。在各种关于财政支出增长的理论中，瓦格纳、皮考克和魏斯曼、马斯格雷夫、鲍莫尔等人以及公共选择学派的观点最为著名。

1.瓦格纳法则——“政府活动扩张法则”

瓦格纳是19世纪德国社会政策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对19世纪80年代的英、美、法、德、日等国财政支出资料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的结论。他认为，财政支出之所以会不断增长，是因为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对政府活动的需求。首先，工业化所引起的市场的扩张，使市场中的当事人之间关系更加复杂，由此而产生的冲突和矛盾增多，引起对商业法律和契约的需要。因此，为维护社会和经济的正常秩序，需要政府增加财政支出。其次，为了纠正外部效应等市场失灵问题对资源配置效率的负面影响，客观上增加了政府参与资源配置的需要，这将引起财政支出增加。随着经济的增长，文化、教育、福利等财政支出项目的增长率将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这也将要求增加财政支出。瓦格纳关于公共财政支出增长的结论，为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所证实。

2.皮考克和魏斯曼——“梯度渐进增长理论”

20世纪6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皮考克和魏斯曼在对英国1890——1955年公共支出的历史数据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梯度渐进增长理论”。他们认为，英国的公共支出增长是“阶梯式的”“非连续的”，公共支出水平在正常年份表现出随着税收收入的增长而逐渐上升的趋势。当社会经历战争、危机或自然灾害等突变时，公共支出会急剧上升。但突变期结束后，公共支出水平虽然会有所下降，但不会低于原有水平。公共支出增长的内在原因。正常年份公众所能接受的税收水平相对稳定，财政支出不可能有太大的增加。公众可以容忍的税收负担是财政支出的最高限度。一般情况下，政府公共支出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及税收收入增长呈线性关系，不可能大起大落。但随着经济增长，政府税收会自动增加，并且因所得税的累进性还会使税收增长水平高于经济增长水平。公众可容忍税收水平的提高，是公共支出增长的内在原因。

公共支出增长的外在原因。当社会经济发展出现突变，财政支出逐渐上升的趋势将被打破，财政支出将表现出急剧增加，为此政府不得不提高税率或借债增加收入，这时公众所能接受的税收水平也因社会出现动荡而提高。其结果是政府支出的预算约束随之提高，使整个财政支出在逐渐上升过程中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这是导致财政支出增长的外在原因。虽然财政支出水平会因社会“突变”的结束而下降，但公众所能接受的税收水平不会下降到原有水平，使财政支出呈现梯度增长趋势。

3.马斯格雷夫——“经济发展阶段增长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马斯格雷夫在《美国财政理论与实践》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用经济发展阶段论来解释公共财政支出增长的原因。他在大量研究了不同国家不同阶段的财政支出状况后，得出结论：财政支出数量的变化，是随着不同时期财政支出作用的变化而变化的。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由于基础设施落后制约着整个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部门增加投资兴建交通运输、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在这一阶段，政府投资在总投资中所占比重较大。在经济发展的中期阶段，私人部门获得很大发展，私人投资开始上升，政府投资在总投资中所占比重相对下降。在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人们开始追求高质量生活，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政府提供更舒适的环境、更发达的交通、更快捷的通信和更良好的教育等，使政府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又进一步提高。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市场失灵问题越来越突出，要求政府立法、增加投资、提供各种服务来协调处理各种冲突和矛盾，也使财政支出进一步增长。

4.鲍莫尔——“非均衡增长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通过分析公共部门平均劳动生产率的状况，对公共财政支出增长原因做出了解释。他将国民经济部门区分为生产率不断提高与生产率提高缓慢两大类别，前者被称为进步部门，后者被称为非进步部门。两个部门的差异来自技术和劳动发挥的作用不同。在进步部门，技术起着决定作用；在非进步部门，劳动起着决定作用。假设两个部门工资水平相同，且工资随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上升。由于劳动密集的公共部门是非进步部门，而该部门的工资率与进步部门的工资率呈同方向、等速度变化，因此，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生产率偏低的公共部门的规模会随着进步部门工资率的增长而增长。政府部门属于人力密集型部门，同时又是生产率发展水平较低的部门——技术进步对生产率的提高贡献较少。如要维持两个部门的均衡增长，政府部门的支出只能增加。于是，生产率偏低的政府部门的规模必然越来越大，政府部门的支出必然会快速增长。

5.公共选择学派的解释

公共选择学派分别从选民、政治家、官僚行为及民主制度的特征等方面，提出了理解政府支出规模的新视角。首先，选民在进行财政事务决策时，通常具有“财政幻觉”，即他们通常更为关心扩大公共支出能给自己所带来的好处，而忽视了税收负担也有可能同时增长。日常的财政决策过程往往是税收提案与支出提案分别表决，更加强化了这一幻觉，导致选民主动投票支持更大的财政支出规模。其次，政治家为获得公众拥护和赢得选票，总是倾向于以更大的财政支出作为争取选民的手段，在控制支出时通常也难以压缩那些耗费巨大的长期项目和法律规定的权利项目。第三，在很多公共事务上，往往是官僚机构掌握着更精确的成本信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往往提出规模较大的预算供代议机关表决，以最大化部门和个人的权力与利益。第四，在任何一项具体的事务上，所谓的公共利益都很难界定，往往是选民各有其利益要求，为了使符合自我利益的方案获得通过，不同的利益方可能会“互投赞同票”，导致原本不可能通过的预算提案获得通过，从而增大了预算总规模。基于以上理由，可以说，预算软约束是各国政府的通病，无论多么完善的民主制度，都不可能根本性地解决这一问题，而必须在宪法层面对政府规模施加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