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的国企改革已经开始，所有制方面的改革再一次牵动了国民的心。

在上一轮的国企改革中，国有银行大规模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将国内战略投资者拒之门外。意图很明显：借助国外资本，优化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结构，改善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情况。

距那次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后，已经有近十年的时间。那次国有银行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在中国金融界产生了较大争议，赞成与反对并存，利与弊都有。此时，国企又迎来了新一轮的改革，这次大家都在思考，如何引入战略投资者？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上次国有银行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的结果。以工商银行引入的高盛为例，2006年4月工商银行在香港上市前夕引入高盛资本。2009年4月28日高盛持有的工商银行股份解禁，当年6月4日高盛便开始减持股份，套现19.1亿美元。减持速度可谓是迫不及待。2009年6月至2013年5月，高盛在4年内分六次将工商银行股票全部卖出，累计获利七十多亿美元。

高盛当初持股工商银行，目的何在？帮助工商银行改善公司治理？还是为了获得投资收益？

我们假设一下，如果中国的金融机构入资印度的银行，在无法取得控股的情况下，会如何做？帮其改善公司治理，为自己培养出一个国际金融机构来做自己的对手？还是捞一笔就走？显然是后者。

所以也许我们不得不承认，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并没有那么美妙。至少工商银行引入高盛公司资本来改善公司治理的想法很难说成功了。

那么我们设想一下，对于国内高层支持其改革且又不缺钱的国企，在国外战略投资者并不是想帮助引入战略投资的国企改善公司治理的情况下，国企所有制改革如何进行？

思考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可以先思考一个问题，即，同一个行业有几种公司治理方式可以使公司走向成功？我们不妨参考IT企业一个著名的案例，即谷歌和华为管理模式上的巨大差异。谷歌提倡人性化的管理和企业文化，员工甚至可以带宠物来上班。华为则采用军事化管理，工作则是高强度、高竞争性。然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管理方式却使得两家公司都取得了成功。

如果当初任正非学习谷歌的管理，华为如今会怎么样？这个世界不存在如果，但是我们可以大致有个判断，即使学了谷歌，华为也不一定会比它现在更成功吧。

那么我们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认为，银行业只有采用了国外的管理方式才可以发展的更好？或者银行的业务性质对管理要求更高吧，所以当初引入了国外战略投资者，但别的行业呢？是否同样如此？过去的事情我们不必追问，但是新的一轮国企改革开始时，我们又该怎么引入战略投资者呢？

最好可以国内外一视同仁。如果连政府都认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那么民众怎能产生国家认同感呢？况且国外的经，中国人不一定听得懂。将国外的"先进经验"引入国内后产生的“水土不服”的现象，粗暴的归咎于国民素质和国情，也许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说法。机械的引进本身就是一种“偷懒”的做法，之后将责任归集与国情与国民素质，则更像一种推卸责任。

我们应该坚信，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哪怕它跟"国际主流"比起来显得很“土”很“不正规”。这不仅仅是一种自信或自我认同，更多的，是一种理性的回归。

国际资本，我们不必再去向往。